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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種菜比種花更容易嗎？有越來越多的規劃設計者開始反思都市種菜的意涵，認為這是在生活中直接讓民眾實踐生態並對土地及社區產生認同的最佳方式。本週newtalk「幸福報報─都市改革派」節目，將現場拉到牯嶺街頭上，邀請都市農人及規畫者來談談自己的種菜經。 在屋頂建造菜園的馮鳳儀表示，原本她對於園藝一竅不通，但透過在屋頂搭建瓜棚，並從參與絲瓜開花結果的整段過程，獲得極大成就感。她認為看著蔬菜長大的過程，心裡的感動不是市場1把10元的空心菜可以感覺到的。 在台北市興雅國小工作的王警南提到，他在學校空地種植蔬菜，並讓特教班學生一同種植絲瓜，同時也會贈送學生家長產收的蔬菜，讓學生及家長都與校園綠地產生關連；最特別的是，他邀請有經驗的社區婦女在校園一同種植蔬菜，使得這塊校園綠地成為社區居民可共享種植樂趣的一塊樂土。 居住在三重昇陽社區的黃麗玲則表示，她們按照社區營造理念經營社區中的菜圃，由社區志工組成工作隊來照顧，強調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同時，考量到現今的都會型態，因此希望打造一座天空香草園，希望能製造香草茶、香草肥皂等香草產品，不只是提供個人食用的蔬菜。 而規劃設計羅斯福路綠點的謝易伶提到，在開闢菜圃之初，為了取得私人地主及居民的信任，透過設計菜圃吸引民眾注意，後來引發民眾踴躍認養，甚至興起對綠地的認同感。她建議可將城市畸零空間原有的觀賞植物轉種蔬菜，種植者會因蔬菜的產收與植物共同成長，並獲得更多自我成就感；且城市農園更接近市民，可隨時就近照顧，能發展出更緊密的人與植物的關係。 謝易伶認為，城市種菜代表居民對城市土地負責的態度，因此她期許公部門能釋放更多綠地，讓市民自行種植有機蔬菜，發展永續經營、不斷循環的生態系統。 來自於桃園縣的呂秀雪表示，當初為了滿足小朋友做麵包的願望，因此開始在社區空地中興建麵包窯及種植香草，但在過程中卻受到公部門及反對者的質疑。因此她認為若要爭取土地的使用權、規劃權及認養權，必須先將閒置空間經營出一個成果，才能獲得公部門及居民的認同。而她也從經驗中提出省思，當發展及規劃能力都留在社區內，才能讓空間持續擁有改造的力量。 由於都市農園大多位於社區、學校等開放空間，因此可能發生居民前來偷菜的情形。呂秀雪表示，會先觀察社區潛在的需要者，透過假裝噴灑農藥加以防範。而王警南則表示，公共空間難免會發生偷菜，但後來他採用和居民交換蔬菜的方式，降低偷菜的頻率。台大城鄉所副教授張聖琳認為，居民對不同蔬菜所表現的興趣，同時也反映出都市人群各種不同的需要及喜好。 張聖琳也提到，過去公園只能有綠地、不能踩草皮等觀念，使台灣的城市菜圃難以發展，相當可惜。她認為城市居民不一定非得成為蔬菜產銷的最末端，透過城市農園可自行供給最新鮮的蔬菜，鼓勵更多民眾可嘗試在住家附近閒置空間或屋頂種植蔬菜。她更呼籲公部門應正視市民生活實際上的需求，開放更多公有土地給市民認養種菜、培養土壤等，讓居民可以對土地更敏感，並重新回到生態鏈結裡。

近來台北市街頭出現許多新增綠地，這些綠地是因應花博的「台北好好看系列二」而來，市政府以容積獎勵作為誘因，吸引更多人共同維護綠地，但這些綠地在18個月後，卻將可能成為一幢幢的高樓大廈。 newtalk「幸福報報─都市改革派」節目中，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的阿肥便對於市政府的容積獎勵政策提出質疑，她指出透過容積獎勵換綠地，代表藉由開發求取短暫的綠地，然而容積的超量使用卻將對城市造成永久的傷害。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的小易表示，目前「台北好好看」的70幾處綠地，其中有60%為公有地，當建商將公有地包裹進都市更新的單元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規定，公有地也必須一併接受都市更新。然而當公有地沒有預先規劃明確發展方向時，便可能成為建商開發豪宅的基地之一，致使建商「圈地」情形更形嚴重。 阿肥更指出，建商以低價成本購入公有地，而18個月的綠地簡易美化所需不到200萬元的維護成本，是由代表納稅人的政府支出，因此建商所需負擔的成本更低；開發完成後，以羅斯福路上的綠地為例，建商可淨賺6000萬元，低成本高獲利的誘因使許多建商紛紛加入「台北好好看系列二」容積換綠地的行列。小易也憂心指出，當公有地得以藉著容積獎勵政策成為建商的預定開發地時，政府先前承諾的不售出豪宅政策也將實質解放，使得公有地成為豪宅的預定售出地。 都市改革組織理事彭揚凱表示，容積換綠地使台北市失去的遠比獲得的更多，同時公有地將因容積獎勵而無法保留為全民資產。因此，對於公有地如何還歸於民，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的小易便提出公有公用的建議方向，因公有地而得來的容積，便應使用於公共用途，不論是作為公園、社會住宅還是公立幼稚園，都可作為考量範圍。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的阿肥提到，未來台北市政府考慮將容積換綠地政策規劃為固定政策，但她表示應先檢討目前不合理的容積獎勵制度，首先針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要求政府對公有地進行預先規劃，以避免公有地財團化。而都市改革組織理事彭揚凱也呼籲，市民可透過投書、認養綠地及市長信箱等管道表達人民的意見，共同監督政策。

過去公園作為景觀美化與運動休閒的功能，在未來也許要以防災的角度來看待了，但台北市的公園綠地不僅沒有增加，取而代之的是公共設施物。淡江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在newtalk「都市改革派」節目中提到，台北市在日據時期規劃許多大型公園，戰後卻因為公共設施的需求而使這些公園變更地目或消失，大面積的綠地不僅被公共設施取代，綠地原先所擁有的生態機能也被覆蓋。 黃瑞茂指出，如原先的5號公園，現已轉為台北小巨蛋及社教館的使用場址；而花博場館則是建立在原先的1、2、3、4號公園之上，大面積的綠地不僅被公共設施取代，綠地原先所擁有的生態機能也被覆蓋。 OURs都市改革組織理事彭揚凱表示，過去其他國家會藉由辦博覽會新闢公園，但台灣是拿既有的公園綠地建場館，根本是便宜行事。 黃瑞茂以2012倫敦奧運為例，指出倫敦市政府將找出2012塊土地，補助市民種植蔬菜，將荒廢的空地轉為綠油油的菜田。黃瑞茂期許市政府日後進行公共設施的建設時，能轉變其思考方向，朝向真正的永續生態方向經營。 黃瑞茂也拿出汀洲路上客家文化公園(原兒童交通博物館)的規畫設計圖，指出原本林貌豐富的公園，卻因設計跨堤平台及代表客家文化的梯田而要移植87棵樹；與市府溝通的經驗來看，他呼籲應改善因時程壓力而造成的溝通不良。 另外，他也認為「台北好好看」的綠地增加本應美意，但使用容積獎勵作為誘因，根本是以開發角度思考。台北市作為首善之都，對於城市規劃應更具永續的生態觀點，使城市能成為安居樂業之所在。他表示，將來希望能讓更多市民進行生態城市的實踐，如城市農園、園藝治療等，讓市民拓展更大程度的參與。 公園綠地的消逝代表台北市保命的防線流失。黃瑞茂認為，「熱島效應」讓熱能無法順利排出城市，而綠地的存在能發揮蒸散作用，讓台北盆地降溫；同時綠地的保水功能也能調節驟雨量，使城市免於淹水之患。 黃瑞茂提醒政府，要免除城市遭受熱浪與災害的侵襲，未來應透過法律規範的手段，更積極的保障這些公園。同時，市民也應對政府持續進行監督。

「都市更新條例」是立院最常修法的法案之一，但對小市民來說，法案是越修越肥建商，對住戶卻越來越嚴苛；民眾與建商在都更知識上不對等，時有鬧上法院的情形。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蔡志揚律師在「都市改革派」中提到，目前都市更新在法律上最受爭議的莫過於「估價」以及「多數決」的制度。 估價就是重新分配財產，當然會錙銖必較，不過在估價界有個名言：「十個估價師會估出十個不同的結果」。現行都更條例規定三家估價，只是，三個估價師都是實施者找的。 蔡志揚說：「估價由誰來委託相當重要，往往差一點就相差數十億，要實施者公正客觀，不干擾估價，難以讓人相信。」 另外，多數決的制度讓少數不同意都更的住戶變成釘子戶。仁愛路上一棟才十年的新屋，建築與環境都是一般人夢寐以求的，蔡志揚說：「這種矮房環境清幽，通風好採光佳，住起來相當舒適。只因前排較舊的房屋需要更新，建商想多賺30％容積就把都更範圍劃大，讓根本不需更新的十年屋也被迫參與更新。」 多數決是依照公共利益而來，立法的用意在於老舊建物或窳陋地區可加速改建，可是在容積獎勵的誘因下，窳陋地區的定義被無限擴大，讓不想更新的房屋硬生生被劃入。蔡志揚以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對公共利益的解釋強調：「公共利益不是多數的利益，必須保障個人的尊嚴。」 同樣都是在調和土地所有權人間的關係，蔡志揚也以民法「裁判分割共有物」來比較都市更新在制度上對住戶的不公平。舉例來說，裁判分割共有物可請專職法官當裁決者，法官也必須履勘，而都市更新的裁決者為兼職也不需履勘；估價上，前者由法官囑託，後者由實施者委託；資訊公開上，前者閱卷無限制，後者以個資法為由有限制的閱卷。 蔡志揚說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在都更條例下，住戶陳情限時三分鐘，而實施者則無限制，還可私下與官方溝通。實施者與住戶不對等的情況下，公共利益反被扭曲。 都市改革組織理事彭揚凱指出，目前地方的都市更新說明會也是市政府找都市更新基金會舉辦的，一般民眾根本無法得知都更受害者的實際狀況。 蔡志揚提醒民眾，在資訊還未完全掌握時，千萬不要隨便簽下同意書，只要簽一次就等於把開發權讓給建商。遇到問題時也應立即尋求專業協助，莫讓自己的權益被賣掉了。

淡江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在「都市改革派」節目上，拿出一張充滿監視器與警衛標示的信義計畫區住宅地圖指出，這些都是被控制與管理良好的豪宅，台北地區的高房價，讓這個城市逐漸成為了「堡壘城市」。 黃瑞茂在節目中以香港號外雜誌主編陳冠中「現在讓我們捧台北」文章為例，提到與其他華人國家相比較，台北表面看起來最醜，但因土地細密的分割而發展出街巷及商店文化，形成台北獨特的人文風貌，也成為最適合「居住」的華人城市。 但什麼時候這個城市的住民開始對公共空間感到不放心，以至於建商推案樹起高牆，牆外充斥一整排的「監視器」，社區失去互動與信任感，小說中「庭院裡的樹跑到街道」這種富有生活味道的文字未來也只能靠想像。 黃瑞茂抨擊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政策，並沒有以市民生活所需來思考協助安居樂業，而是站在建商的角度，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變成「容積獎勵的議價會」，不僅無法替都市文化空間把關，也忽略對市民的照顧，這樣的發展是台北市所需要的嗎？當容積這個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都更的爭議將持續延燒到其他直轄市，這是未來政府必然會越來越頭大的問題。 黃瑞茂建議，因應台北都會區的轉變，容積獎勵的使用應回饋於市民而非奉送給特定對象。容積應作為調節都市發展所需要的公共設施，例如捷運、下水道等，並讓國有地作為讓市民安居樂業的軟硬體設施用定，例如老人、小孩照顧，而非以補助三千元了結。都市更新不只是活絡房地產，更應該帶給市民好的生活方式。 對台北市市民來說，都市更新是這幾年最火熱的新名詞，尤其繼一坪換一坪，容積獎勵加碼後，霎時人人都想知道自宅是否也符合免費換新屋的標準。都市更新本意不光著重於建築物的更新，更應作為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質的手法之一，而台北近幾年來的豪宅趨勢與不當的住宅政策，不僅造成階級清洗與社會排除的效果，更讓台北原有的生活質感被低估了。 台北的都市規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因都更而產生的社會動盪正逐一浮現，而政府要把台北城帶往哪裡？這是每個市民都想問的問題。

台北市政府為推動老舊住宅都市更新，將容積獎勵提高到原先的兩倍，這項都市更新政策下的容積獎勵制度，究竟會造成「台北好好看」？還是「台北好好賺」？ 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邱克豪在 newtalk「都市改革派」節目 中提到，目前，台北市都市更新在容積獎勵政策與城市永續發展間的矛盾與謬誤。 大城市在邁向進步的過程中，都會歷經各種不同的政策發展，從世界發展趨勢來看，好城市應該是朝向「生態城市」的理念進行發展。以台北都會區的空間形式應更適合以「都市村落」的型態來作發展，而都市村落是一種混合居住的都市發展模式，其中，有著低中高等多種不同密度的建築，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生活方式，並與自然生態植物共生出一種型態，藉此成為真正的生態城市。 邱克豪認為，台灣大幅開放容積的獎勵政策，卻徹底地打破了朝向生態發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台北好好看」政策提出將都市更新獎勵獎勵上限由1.5倍提高至2倍後，使得都市更新似乎成為了全民運動。 邱克豪透過幾個真實案例來說明： 一、都市更新不回饋，爽到建商，艱苦到居民：士林紙廠因台北好好看，將老舊社區更新獲得容積獎勵築起23層超高大樓，卻沒有相對釋出適宜的公共設施給居民。 二、豪宅廣設假車位，賺取獎勵蓋高樓：一品苑建案，大量規劃機車停車位作為取得獎勵的手段，這不僅不符豪宅的使用，更突顯都市審議制度的荒謬與可笑。 三、綠地只能用一下下，15個月後全蓋高樓：聯合報大樓為賺取綠地騰空與都市更新獎勵，將嶄新的大樓拆除，作為暫時的綠地，居民用了15個月後，便將收回蓋大樓，「假綠地」政策的邪惡，將在2011年逐漸被揭露。 邱克豪認為，容積獎勵是累計的，法定容積是控制一地區最大負荷量的基礎，但獎勵容積增大了負荷量，進而造成環境品質的低落，這點對台北市長遠發展而言，是最大的傷害。

中秋想賞月，抬頭卻看不到月亮嗎？都市更新在一般市民的想像中，也許只是拆除老房子，蓋新大樓。而當高樓蓋起的那一刻，一旁的的古蹟看起來就相當矮小，整個物理環境與鄰里關係也跟著改變了。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張維修在newtalk「幸福報報－都市改革派」節目中表示，都市更新案也許不會損及古蹟，但建物的拉高會讓古蹟被2、30層高樓包圍，成為井底之蛙，這對於文化資產來說根本是種侮辱。 師範大學前的都更案，建商將在原本是4、5層樓社區中，蓋起地上38層，地下7層的大量體住宅案，社區居民形容，有如「酷斯拉」般，一腳踩進安寧的老社區。在大量體的影響下，也會產生嚴重的「風切」問題，也就是當上面的風遇到高樓，會順著大樓牆壁往下垂直到巷口，將造成附近的物理環境改變。 除了高樓對景觀的衝擊，豪宅發展趨勢下，周邊房租水平的提升會讓學生租不起，跑到更遠的地方租房，同時和平東路上因師大美術系而群聚的美術社、裝裱等老行業，也會因為租不到地點恐被打散。社區擔心未來如不斷發生類似的開發案，將無法維持社區的安寧生活，而這些都沒在都市更新審議中被仔細的考慮。 張維修指出，會蓋出這樣的龐然大物，是因為此更新案建商拿了「超過百分之50」以上的容積獎勵，讓它可以比旁邊大樓足足多了20層樓的高度，特別是建商因增設停車位而得到停獎，可是500公尺內已有一古亭捷運站，700公尺內更有台電大樓站，在這麼方便的交通點之下，還需要增設停車位，鼓勵大家開小汽車而給予建商容積獎勵嗎？同時此建案預計提供106戶住宅，這些新增人口的出入交通量也會讓只有六米的巷道更加擁擠不堪。 不僅如此，就連公有地也成為這波都更熱潮下建商、業者眼中的肥羊。張維修以2004年文化局劃為古蹟的殷海光故居旁都市更新案為例，覬覦台大在市區擁有大片日式宿舍等房產，在該案中建商竟以只持6坪土地，裹協台大一起加入都市更新。但從歷史保存角度來看，整個附近巷弄，都是當重要的文化地景。 張維修表示，文化資產並非只在圍牆之內，如果只保存房子而沒將巷弄的味道留下來，那保存古蹟的意義變的狹隘；都市更新案也許不會損及古蹟，但建物的拉高會讓古蹟被2、30層高樓包圍，成為井底之蛙，這對於文化資產來說根本是種侮辱。 張維修認為，都市更新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不夠透明開放，只照顧所有權人權利，忽略了公共利益；都市更新執行過程中應更注重市民參與，而非只是依過去30年不變的公告制度，張貼里長辦公室及台北市政府佈告欄，即算公告完成。 張維修說，台灣從1994年即開始發展社區營造，不管是官方或民間的社區組織、社區規劃師，能否在更新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更新啟動前，提早主動參與了解並將資訊作為跟社區媒介的窗口，這都是制度內可以做的。他同時呼籲，千萬要記取60年代美國大規模都市更新的慘痛教訓，勿造成「清洗排除」的效果，別失去城市原有的活力，讓都市更新更公平合理。

現行都市更新的劃定過程一般民眾不僅難以理解，在許多條例上更有爭議之處，導致因都市更新而受到迫害的案例不斷增加，甚至因據理力爭自身的權益而被冠上釘子戶的稱號。機車行老闆彭龍三指出，「有天我正在修理機車，里幹事跑過來跟我說，恭喜你家通過事業計畫核定了！ 這時，我才知道我家被都更了」 「台灣都市更新公正促進協會」彭龍三在newtalk「幸福加油站－都市改革派」節目中指出，都市更新不像一般人想的那麼美好，過程也不公平合理，非常多人遭受權益損害又求助無門，而其中又以權利分配不均、未受主動告知、未達建築年限或是剛裝修也被圈劃及被迫參與更新幾點最為嚴重。 彭龍三表示，都市更新的權利變換最主要用估價取代傳統的討價還價，雖然估價師的業務所得來自於地主，也都照估價技術規則來做，但是3家估價師的委託人都是建商，估出來的結果大同小異，甚至有個案顯示，3家估價結果竟出現個位數字都相同、更新前價格比更新後還高的離譜現象，讓他質疑估價師的公信力，甚至也懷疑讓估價師通過的審議委員會。 彭龍三說，計算的權力都被把持在建商手中，所有權人包括地主可以參與及了解的部分很少，整個都市更新根本不具公信力讓人無法接受。 另外，所有權人在搞不清楚的狀況下就簽同意書的情況也相當多。非公部門來實施的都市更新，要經過「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劃定以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後，即可開始執行。這兩項都需要一定比例以上的「土地與樓地板面積」以及「所有權人」同意，但是只要拿到5分之4以上的土地及樓地板面積同意，則所有權人的比例則不需納入計算。這其中就產生了只要取得比例上的同意書，剩餘的5分之1就算不同意，也要被納入更新。 彭龍三提醒所有憧憬都市更新美景的市民，只要簽了同意書，等於把所有權利都讓出去，建商根本不會主動告知有公聽會及公展，簽訂前一定要先了解事業計畫，千萬不要失去談判的籌碼。他同時呼籲，政府應盡速制訂完整且保護民眾權益的定型化契約，而非目前只具「告知」作用的契約書。 都市改革組織理事彭揚凱指出，面臨都市更新，就算是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也可以被強行處分掉，讓不願意參與都市更新的民眾失去權益保障。他質疑，政府提出多贏的局面根本不存在，制度的缺陷會讓更多人被冠上釘子戶的惡夢。

前年「光陰的故事」連續劇引發相當多人對眷村庶民文化的回憶及認同，但在所謂的眷村改建政策下，幾乎已難以保存。眷村文化工作者黃洛斐在newtalk「幸福加油站－都市改革派」指出，經過80年代以來的眷村改建後，目前全國只剩下100多個村子，預期在民國102-103年可完成全國眷村改建，大部分的眷村都會在這波改建潮中消失；全國北中南東加上離島，唯有指定的5至10處村落空間可被保留下來。 眷村的出現是當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時帶了軍眷約100多萬人，產生嚴重的居住需求，於是兵民自建、日式遺舍分配以及後期的婦聯會興建，逐漸在全台形成村落。據統計，國防部已造冊的眷村有888處，加上未造冊的非列管眷村，過去全國共有約1000多處眷村。 而這些原以為只是臨時居所的眷村，而經過5、60年後，房子本身建材、格局已不符合現代生活所需，遂產生改建的需求。在1996年立法院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採用合併幾個眷村集中改建的模式，再將騰空出來的土地及興建後多出來的戶數，售出作為推動興建費用。可是由於當年立法倉促並無考量改建策略，幾個眷村聯合搬入集體建築，因需抽籤入住而打破人際網絡。黃洛斐說，甚至有老人家從平面搬至高樓，難以適應，一兩個月後即過世。 談到眷村文化保存對台灣的文化意義，黃洛斐亦指出，眷村生活文化來自於跟軍隊的關係，隨著第2、3代已脫離軍隊生活，與第1代的記憶不同，保存眷村文化本身也有其爭議性。她認為保存的目的在於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眷村生活因不同族群而慢慢撞擊出的世代文化、庶民記憶，譬如美食、語言、社群空間等，透過空間保存其脈絡，在地文化才可被看見。 黃洛斐認為，目前眷村保存面臨的困難有90年代就有的土地權屬複雜等問題，導致地方政府與地主國防部形成僵持的局面；她認為實體保存一定要從眷改條例著手，讓地方政府獲得土地與建築，才可進行實質的空間保存。以及，黃洛斐更強調保存眷村最大的問題還是長期的文化政策，目前地方政府只做物質空間的規劃與政策想像，可是對於歷史記憶、第1代居民高齡化等生命消逝的現況，並無做到實質上的軟性調查，這是相當大的文化缺憾。 OURs都市改革組織理事彭揚凱也指出，眷村不只是改建問題，改建後騰出的大量用地也值得關注，像本周五(10日)行政院「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將討論標售眷村改建土地案，估計全國將有14處約23公頃由國防部釋出的眷改土地進行標售。彭揚凱認為，過去提供做為解決軍眷居住需求的土地，未來也需替新一波因高房價而無法有居住權利的人設想。除了想辦法保存文化，騰空出來的土地，政府是否在居住需求上也有新的用途與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