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年資深教師寧可放棄長年累積500萬元的退休金離職，反映出教師感受到工作環境的不友善，選擇提前離開。當「學生受教權益」與「教師勞動權益」在制度上被不斷放大、對立，卻少有人再提「教育的本質」時，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嚴峻的事實，校園倫理正在快速崩解中。面對此一現象，原本穩定學習的校園，早已出現了各種失序，您怎麼看，且由紛說。

 

當今學生強調自身權益，家長要求即時回應，教師則在各種評鑑、投訴與責任追究中疲於奔命。於是「責任」逐漸被「權利」稀釋，「使命」被「工時」取代，「倫理」被「程序」覆蓋。各種申訴機制、調查委員會、評議制度，每一件爭議都希望被「依法處理」，不禁感嘆，學校到底是辦學還是在辦案。校園氛圍變調，凡事講程序，卻無人談是非；人人重權利，卻鮮少問責任。

 

教師不敢再用力管教學生，因為容易引發投訴，耗時耗力以外，名譽一定受損；行政人員自動「少做少錯」，避免捲入爭議；校長成為高風險職位，在上級監督與壓力團體下動輒得咎。於是一種「自保文化」悄然形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談理想，只求安全。這樣的處境，如何孕育出真正關懷學生、敢於引導價值的教育工作者？校園已然是一個高風險、低尊嚴、重消耗的工作場域。

 

學習本應包含挫折、紀律與自我要求，但當任何不適都可以被視為「權益受損」，教師便難以進行必要的引導與規範。結果是學生或許獲得了更多「選擇」，卻失去了面對挑戰與承擔責任的能力。我們真的走向了「法治」嗎？還是只是陷入了「程序至上」的迷思？真正的法治，應該是以價值為核心，以制度為工具，而不是讓制度凌駕價值，甚至取代價值。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切？

 

首先，要有勇氣承認，不是所有強調權利的政策都是進步，不是所有增加程序的措施都是正義，當多數人選擇逃避，而不願承擔時，制度本身就已經失敗。其次，必須重新建立「責任優先」的倫理觀，沒有責任的權利，只是特權的變形；沒有約束的自由，只會導致混亂。學生有受教權，更應有學習義務；教師有勞動權，也應有教育責任。

 

再者，申訴不是用來報復的工具，也不是用來逃避責任的盾牌，對於惡意投訴、反覆申訴，應有相應的成本與罰則，否則申訴只會被少數人挾持，拖垮整個體系。最後，主管機關必須敢於承擔，為第一線教育人員提供支持，而不是只在事後追究責任。教育從來不是單純的契約關係，而是一種帶有倫理內涵的公共實踐，教職之所以被期待超越一般職業，是因為其本質有人格培養的倫理價值。

 

資深教師的離開，正是校園倫理崩解的徵兆，它需要制度的調整，更需要文化的轉變，給予教育工作者充分的信任與支持，「傳道、授業、解惑」才能重新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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