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我獨自一人前往國家人權博物館。一出大坪林站，冷冽的空氣撲面而來，春寒料峭。冷冽和飢餓，同樣都使人腦袋清晰明亮。
我沒有參加導覽團，倒是先在服務台的書區，仔細閱讀了各種相關出版書籍。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當年是政治犯羈押、起訴、審判、代監執行的場域。
審判形式化的軍事法庭外牆上，特地寫上紅色隸書書體的「公正廉明」四個大字，中間還有象徵「公平正義」淺灰色的天秤符號，至今也是法院的標誌。這一切，顯眼到極為諷刺，讓我觀望良久。旁邊就是政治受難者的名單，一個黑色小區塊寫上名字，按照年代陳列，數量之多，令人屏息。其中，1979年那欄，就是林義雄、黃信介、陳菊、呂秀蓮、姚嘉文、范巽綠......
此區，當年也是洗衫工廠，陳列各種當年器具，還有播放年邁受難者參與洗衫、燙衫等回憶工作細節的影片。
寂靜的園區，我獨自一人穿梭在不同展區。站在關犯人的房間裡面時，胸口感覺到窒息。狹小的空間，多半配置一個馬桶，少數有洗臉台。下面類似信箱投遞口的，是送飯的地方。二樓關女監之處，據說當年２４小時不熄燈，馬桶和洗臉台略高一點。有些房間，都加裝泡棉，以防犯人自我了結生命。真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我腦海不禁會想起去德國參觀威瑪近郊的集中營遺址，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同樣是在陽光燦爛下，卻讓我無法呼吸般窒息難受。人類極權的殘忍，普世有共通的思維和做法：「箝制思想，控制自由。」
台灣這段高壓統治，於西元1949-1992，歷經40多年，造成無數冤案、偽造、錯判案件，甚至處決人犯，嚴重侵害人權。
過年前，因為一部未上映的電影，全台「補歷史」風氣大盛。《牽阮的手》電影重新在公視播出、田秋堇監委的訪談(也已經有人製作英文字幕問世)、社群媒體上眾多有志之士考據歷史、書寫歷史。甚至於，原本2030年才能解密的檔案，都已經公開，雖說重要檔案，應該已經被銷毀。但是，才短短一個多月，竟然引起台灣社會廣大的反思效應。
前幾天，看到教育部鄭部長也到國家人權博物館來參觀，心中感覺到另外一種現世的諷刺感。中小學教育現場，設置有如東廠的校事會議，三天受訓的調查小組製作「有罪推定」的調查報告，已經淪為校長「剷除異己」、「職場霸凌」的工具。教育現場教師冤錯假案之多，教育部手上案件數量，並不輸給藍綠白不同黨派的立委們，收到堆疊如山的陳情案件。
教育現場教師們的含冤莫白，不論是教師和學生，都已經有不少輕生案例，卻欠缺深入了解與報導。終其一生，致力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們，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落得「不適任」教師的惡名。有的被停聘數年、有的大大小小的懲處，所有的申訴，都像是過水。即便是上了無數新聞的嘉義小青老師案件，連行政訴訟打贏了，也無法定職場霸凌者違法濫權的罪。
離開景美紀念園區前，讀了陳列的《殘骸書》，曾經被關入到此區的他，再來參訪，彷彿幾十年後來看看當年遺落的自己。他書中引用了蔡慶樺的《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書，提到法蘭克福總檢察署大樓外牆上，懸掛著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的文字：「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然而，真的是：「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嗎？」
轉型正義不遺餘力的德國，同樣要面臨許多法律「未竟之處」的喟嘆，讓我聯想到德國著名律師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散文集，《可侵犯的尊嚴：一位德國律師對罪行的13個提問》、《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以及他的幾本小說《罪行》、《罪咎》、《誰無罪》、《懲罰》等等。閱閉，總是叫人心中生出無限的感慨、生出無數難以回答的叩問。
當台灣的體制一面說要做轉型正義，一面使用國家機器制定殘害「教師人權」的校事會議制度、考核制度時，我心中有很多複雜的情感，看著舉著那些「公平正義」大旗幟，心中不免發出疑問：「那不就跟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公正廉明』四個大字，一樣諷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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