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被判二十年，等同實質終身監禁。
這不是司法裁決，而是一場公開的政治示眾；不是為了定罪，而是為了讓所有人看清楚——誰敢越線，下場如何。
北京的說法我們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依法履職」「捍衛國家安全」「不容置喙」。在這套語言裡，法律不是用來保護人的，而是用來定義敵人的；審判不是為了釐清事實，而是為了宣布立場。只要被劃入「危害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的一切行為都可以被重新包裝成罪證，未來的一切辯解都被視為狡辯。
黎智英的名字，今天被用來完成一件事：告訴所有人，國家安全之前，沒有個人，沒有自由，也沒有例外。
有人會說，他是特殊個案，是政治人物，是「反中亂港」的代表。但這正是威權最擅長的第一步：先挑一個足夠顯眼、足夠象徵性的人下手，讓旁觀者產生錯覺「那是他活該，跟我無關」。等這個錯覺擴散，界線就會悄悄後退，標準也會悄悄放寬。
今天是「勾結外國勢力」，明天可以是「散布不當言論」；今天是「煽動顛覆」，明天可以是「影響社會穩定」。定義權只要握在權力手中，罪名就永遠不會用完。
這正是黎智英案最令人寒顫的地方：它不是在回答誰有罪，而是在宣告誰有權力決定什麼叫罪。
有人急著把這一切包裝成「依法辦案」，彷彿只要程序掛上法律的名義，一切就自動正當。但歷史早已反覆證明，威權從不拒絕法律，它只會改造法律，直到法律只剩下服從的功能。當法律變成政治的延伸，審判就不再是正義，而是命令。
「今日黎智英，明日任何人。」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威權運作的基本公式。
因為在那樣的體系裡，你不需要真的做錯什麼，只需要被認定「有風險」。你不必鼓吹什麼行動，只要你的存在、你的言論、你的影響力，讓權力感到不舒服，就足夠了。剩下的，只是技術問題。
更可怕的是，這套邏輯永遠會找到幫它說話的人。有人會說：「這是為了安全」、「這是不得不的代價」、「自由本來就該有限度」。但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誰來劃線、線劃在哪裡、誰能質疑這條線。
在香港，這條線已經不存在了。
在那裡，安全的定義由權力單方面宣布，質疑本身就是風險，沉默成了唯一理性的選擇。
黎智英的二十年，不只是個人的命運，而是一個清楚無誤的訊號：當社會開始接受「有些人不該有言論自由」，那麼遲早，每個人都會輪到那個「有些人」的位置。
這不是在比較制度細節，也不是在玩類比遊戲，而是在直視一個赤裸的現實：威權不會停在它一開始承諾的範圍內。它只會不斷測試社會的底線，直到沒有人再敢問一句「為什麼」。
今日黎智英，是用來讓你安心旁觀的名字；
但當旁觀成為習慣，明日任何人，都只是時間問題。
真正的警訊，不在於敵人有多殘酷，而在於我們是否開始替這種殘酷找理由。當我們默許權力替我們決定什麼不能說、誰不能被保護時，自由就已經不是被奪走，而是被親手交出去。
這不是遠方的故事，也不是別人的命運。
這是一記敲鐘，提醒所有還能說話的人：
別等到名字被唸到自己身上，才發現那條線早就不見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