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行政院開始思考是否就國會擴權相關法案採取「不副署」的立場。這項遲來一年多的動作，再次突顯台灣在憲政治理上長期存在的盲點：對制度界線的敏感度不足，以及對行政—立法權力邊界的反應遲滯。

回顧 2024 年初國會擴權法案快速推進時，民間團體已清楚提出警示：核心並非政策內容本身，而是立法權是否逾越立憲者設定的權限，進而侵蝕行政權的自主性。當時經民連主張行政院可透過「不副署」來表彰憲政界線，避免行政權被迫接受制度性弱化。

然而政府當時的態度，更多考量政治整體性的協調。總統府秘書長甚至公開表示「總統會頒布，相信行政院長不會打臉總統」，顯示行政體系將副署視為政治程序的延伸，而非憲政制衡中極為關鍵的權力工具。這種認知上的落差，使行政院在後續的半年至一年內，面臨持續且累積的制度壓力。

一年多來，在調查權、聽證權乃至行政命令審查等諸多議題中，行政院與各部會首長被迫承擔高度的政治風險。這些衝擊並非個別事件，而是行政權整體在憲政架構中被動挨打的結構性結果。

如今「不副署」再度被提出，本質上是行政權重新思考自身憲政位置的象徵，但也突顯：若在制度界線第一次被挑戰時未及時回應，後續所付出的政治與治理成本往往更加沉重。

對台灣的憲政發展而言，副署制度不只是儀式性確認，它是行政—立法權力界線的最後一道防線。當行政院遲滯一年才重新檢視這項工具，反映的是制度意識尚未成熟、治理節奏過度倚賴政治溝通而非憲政原則。

期待行政院在未來能以更清晰的憲政立場面對國會攻防，使副署回到其本來的功能：不是政治上的「姿態」，而是憲政秩序的界線。唯有如此，行政權的正當性與國家治理的穩定性，才能免於反覆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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