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矚目的輝達海外總部開發案，隨著新光人壽與台北市政府順利展開解約協商，市議會也在11 月 12 日不分黨派無異議通過解約金審查，歷經數月紛擾的北士科 T17、18 地上權爭議，現已只差正式簽署合約便能落幕。

從今年 COMPUTEX 黃仁勳宣布在台北新設海外總部開始，台灣半導體股一路走強，士林北投的房市亦普遍看漲，整個社會都在慶祝這場剛開幕的經濟盛事。

就在一片喜氣洋洋之中，立法委員王義川卻發出一道突兀刺耳的雜音，指控本案可能存在「圖利輝達」的問題。他的說法不僅與事實不符，在輝達、新壽、市府三方努力推進的關鍵時刻，無端製造政治干擾，更凸顯出台灣長期困擾招商工作的深層矛盾——政府一方面怕被指控圖利財團，不敢做應該做的事；另一方面又被要求積極招商，吸引全球頂尖企業。 

防弊與興利，孰輕孰重？

王義川的論述荒腔走板，幾乎無視整起事件的法律脈絡與產業常識。

整起事件從頭到尾，沒有任何符合「圖利」定義的行為。依據《民法》第 838 條，地上權原則上得自由移轉。即使 T17、18 屬於公有地，內政部早在今年７月便明確函文，指出北市府完全可以依規定進行「專案設定地上權」。

也就是說，最初輝達與新壽共同提出的「直接轉移地上權」方案，是在法律架構內可以執行的，並不存在違法圖利的問題。只是北市府在招商合約中納入了「建物興建完成前不得轉移地上權」的條款，而輝達希望從頭到尾自主開發，才會一度讓新壽、市府、輝達三方陷入僵局。

北市府擔心，如果為了輝達與新壽專案修約，或許在某個環節會涉嫌圖利罪；加上部分市議員長期批評柯文哲市府當初在疫情期間招標，導致權利金設定過低。所以市府希望說服新壽解約，將地上權交還市府，市府再重新設定地上權給輝達。

要新壽解約，意思就是放棄精華的台北市土地開發權利，這是整起事件另一大爭議的由來。新壽作為上市金控子公司，不可能任意放棄權益或操作不透明的交易，何況原本輝達與新壽的 MOU 是在商言商，只是因為三方各有立場、法規衡量又太過模糊，導致大眾誤認為新壽是敲詐輝達。

輝達案因此成為一面鏡子，照見台灣招商的真正困境：政府既怕被批評做得太多，又怕被批評做得太少。行政機關因政治而畏縮，企業卻被莫名指控；法治允許的彈性會被曲解為圖利，而真正需要的制度修補卻不敢啟動。

以公民素養遏止政治歪風，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事實上，T17、18 是輝達主動請新壽割愛的，但過程中有太多政客為了作秀而拳打市府、腳踢新壽，導致市府與新壽兩邊都遭受無端罵名。

輝達案的瓶頸從來不是企業不守法，而是地方政府監理的保守文化，讓守法企業蒙受冤屈損失。市府公務體系長期處於「怕被說圖利」的陰影下，寧可選擇不作為，也不敢承擔決策後的政治風險。

只要照表操課，公務員就可以逃避責任。所以市府才會阻撓輝達與新壽的直接轉移方案，明示暗示新壽不可以提出太高的解約補償金，並且讓輝達不斷等待冗長的行政流程。

諷刺的是，政府束手束腳之際，卻是企業展現了更成熟的治理能力。眼看原本對台灣極為有利的輝達投資計劃就要擱淺，這時是台新新光金控出面主張以國家公益為先，指示新壽「不收補償金」無條件退場，反而成為維繫市場信心的那一方。這是在政治狂風中少見的冷靜與紀律。

整個過程中，新壽沒有取得一分公帑，輝達也沒有要求政府補助，兩家企業雖然有找北市府探討直接轉移地上權的可能性，但市府也沒有同意。最終定案是新壽與市府合意解約，市府再依照內政部函示重新設定地上權給輝達。

雖然並不是最有效率的路徑，但因為台新新光金控的成全，這個方案最為保守安全。王義川卻在此時跳出來，將正常程序扭曲成利益輸送、將合法行政描繪成黑箱操作。這種民粹化的指控，既無半點立法專業，也完全錯置焦點。

新壽最終選擇不收補償金、主動解約，如此簡單明確的事實，卻因為大眾資訊落差而被妖魔化。輝達帶著可觀的財富來台投資，卻被政客硬生生套上「圖利」的帽子。

若這種說法能成立，台灣所有外資投資皆可被指控圖利，政府所有招商努力都會被質疑是輸送利益，而任何企業依法主張權益，都可能被貼上貪婪標籤。王義川的論述把正常商業行為政治化，把行政裁量妖魔化，把重大科技投資簡化成民粹語言，真正破壞的不是輝達，而是台灣的投資信用。

若台灣希望爭取下一個輝達，真正需要的不是口號，也不是陰謀論，而是穩定的制度、成熟的治理與一個不被民粹推著走的政治環境。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