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Lee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台灣經濟正處在擴張階段，「創新高」三個字不時出現在財經新聞版面。不只是 GDP 創新高、人均收入創新高、股市創新高，還有對外投資金額也創新高。2024 年經濟部全年核准對外投資金額高達 449.3 億美元，連續 2 年創新高。主要原因，是台積電增資美國廠和日本廠等大案挹注，但是 2024 年台灣對日本投資件數達 99 件，金額 54.9 億美元，遠超日本對台投資的 4.52 億美元，雙邊總額達 59.42 億美元，顯示出台灣不只有台積電赴海外設廠。這股浪潮的背後，不再只是個別企業的「成本考量」或「聯盟合作」，而是供應鏈集體移動，呼應全球區域化、去風險化的趨勢。但在風口浪尖上，更能看出台灣經濟影響力正不斷擴大。 對外投資是外移掏空？還是擴大影響力？台灣社會對於「對外投資」有過敏反應很正常，因為馬英九政府曾經大舉開放兩岸經貿往來，台商大舉西進導致國內產業空洞化，就業機會流失、企業沒有加薪誘因，而且還允許中國人投資台灣不動產，造成低薪、高房價的惡果。然而，並不是所有對外投資都會造成產業空洞化，否則世界上就沒有國家願意進行對外投資。從大航海時代歐洲國家紛紛成立東印度公司投資海外，到今日美日中等大國資本在世界各地擁有巨大影響力，國家管理對外投資的政策重點，不外乎取得關鍵戰略資產，並確保本國擁有先進技術優勢。以台灣脈絡來說，關鍵就是製程 N-1（落後最新製程一個世代）。這個概念源自台積電首次申請赴中設廠，民進黨政府要求台積電必須讓最先進製程「根留台灣」，並且控管海外廠與本國廠的量產時間差。這一概念非常完美的作用至今天，半導體企業家出身的郭智輝經濟部長，任內就以「N-1」原則管理台積電對美投資進度。不過半導體產業不只是單純把晶圓切割成晶片，複雜的製程牽涉到數百家不同企業供應的設計軟體、零組件、機台、化學品、服務等等。台灣半導體業出於「去風險化」需求到美國、日本設廠，意味著當地也必須有完整供應鏈，否則還是得依賴台灣。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台積電亞利桑那州第一期晶圓廠所生產的晶片，被送回台灣進行封裝。半導體產業如此依賴台灣，原因就是「良率」二字。即使世界各地人力成本、營運成本不同，但從未有任何經濟體在先進製程能夠媲美台灣的高良率。雖然「去風險化」需求推動台灣在海外增加產線，但沒有台灣企業就無法達成相同或接近的良率。也就是說，這一輪台灣產業對外投資，是在完全確保本國擁有先進技術優勢下進行的，外移掏空難以發生，台灣向外投射的影響力卻越發強大。 台灣的經濟飛地：海外園區瞭解前述原理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台灣為何要擴大對外投資？過去一年台灣對外投資雖然有「美國要求」的成分，但從更大尺度看，台灣投資目的地包含美國、日本、歐盟、東協、印度，僅「美國要求」不足以解釋台灣的擴張。我們自身的水、電、土地等自然資源有限，而且台灣經濟深度鑲嵌在全球貿易之中，在區域化經濟時代，台灣與核心經貿夥伴的關係必然越緊密越好。因此，海外設廠一是靠近市場，更方便技術與市場資訊的交換；二則可以取用當地自然資源，舒緩台灣的環境壓力；三是美國為首的主要經濟體正在對中脫鉤，建立非紅供應鏈，這是「去風險化」的核心目標，台灣大舉對外投資不只是擴大經貿合作，也可以增加彼此的與政治信任。所以說，輕易跟隨媒體聳動報導是很危險的，台灣擴大對外投資，是為了台灣更長遠的發展，這個趨勢早已超越個別企業的決策，上升到國家競爭的層級。用對日投資來說明更清楚，2021 年日本公布《半導體戰略》，並成功爭取台積電宣布在九州熊本設立 22／28 奈米 12 吋晶圓廠，接著日本持續改善法規環境，推出「新生矽島九州」藍圖，在台積電熊本 JASM 廠落地之後持續吸引大量台商進駐。過去台日經貿合作，是倚賴全球化的和平紅利，企業跨國專業分工，日本掌握設備與材料，台灣專注晶圓代工與封裝，彼此以市場與技術互補。直到美中科技戰與疫情供應鏈斷鏈，徹底改變全球經貿格局，如今的台日投資，不是企業單點進行，而是供應鏈重新整合。當台積電與上下游廠商在日本形成新聚落時，實際上是把「台灣模式」輸出到海外。對盟友而言，這是一種降低依賴中國的保險；對台灣而言，則是擴張經濟影響力的途徑。大規模台商投資雖然是台日兩國稱慶的喜事，但實際設廠的難題也在這幾年一一浮現。日本政府能做的，主要是溝通本國廠商，以及為迎接台商快速提升九州當地的基礎建設，但在台商對接日本政府的環節，若由企業自行其是，效率顯然不夠好。為協助台商落地，2025 年 4 月福岡揭牌「台灣貿易投資中心」，成為台日政商合作的重要節點。它不只是資訊服務窗口，更扮演水電土地、法規牌照等關鍵資源的協調者。對於一群產業鏈廠商同時遷入的情境，這種跨部門、跨國的協調尤為必要。台灣貿易投資中心是經濟部長郭智輝「境外關內」構想的具體措施之一，先是在捷克布拉格、日本九州福岡、美國德州達拉斯陸續設立投資中心，把海外設廠納入國家產業治理框架，進一步規劃海外科技園區，提供稅務減免、基礎設施、供應鏈整合等服務，讓台商在海外投資時仍能獲得政府支持。原本不同企業各自為戰的投資行為，透過政策提升為政府與企業聯動的產業戰略。這也是為何台商在九州、德州不需要慢慢「拓荒」，而是由產業公會組成「科技國家隊」響應經濟部長號召，官民攜手形成規模化聚落，快速整合上下游。台灣的海外投資，不是產業外移，而是國家力量的延伸。當我們把「台灣模式」複製到全球，也意味著我們從全球供應鏈的低調代工角色，轉變為將產業治理、人才培養與技術標準帶到他國的一級玩家。隨著全球經貿局勢繼續變化，台灣在國際秩序中將會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深遠的影響力。 ＊作者任職於電子代工業

日本汽車大廠日產與本田的經營統合談判破裂！由於彼此無法同意控股公司之下的雙方估值，加上本田提議讓日產成為其子公司以加速重組，造成日產單方面喊停。消息一出，不僅震驚全球，也讓長期觀望的潛在買家鴻海重燃希望。外界一般認為，日產拒絕成為本田子公司，加上鴻海過去經營夏普也尊重其自主性，鴻海要推進與日產的合作，應該會同樣採取收購股權方式。然而有「夏普經驗」的鴻海高層深知，收購很困難，而即使收購成功，不一定就能順利發展。兩家大公司要整合，理念、策略、人事都有太多的眉角。郭台銘掌權時的面板投資經驗，可以為今日的鴻海電動車決策借鑑。收購日產對鴻海很重要，但鴻海必須審慎評估，不要重蹈郭台銘的覆轍。 郭台銘最慘烈的戰略決策：投資面板鴻海雖然在 2016 年取得夏普經營權，但當時這樁投資拖沓太久，已經瀕臨失敗收場。同一年，郭台銘還宣布「飛鷹計畫」投資百億美元在威斯康辛州興建面板廠，但在 2018 年中國就全面開出高階面板產能，大尺寸面板市場報價腰斬，威州百億投資等於打水漂。投資夏普和威州為時已晚，趕不上美、中的市場變化。美中市場變化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郭台銘的面板敗因，從最初群創併購奇美電時已經註定。面板業的特性是大賺大賠，與許文龍在傳統產業的經驗相差太遠。原本奇美集團是出了名的幸福企業，但投資面板太過燒錢，惹得許文龍說：「原本想養小狗，結果變成了大象，現在又要養成恐龍了。」奇美電這隻面板恐龍，同樣帶有奇美集團的幸福安逸感，下午 5 點就可以跟著奇美實業下班。即使後來與群創合併後，南廠仍維持幸福的制度。對於公司困境，安逸的奇美電內部彷彿溫水煮青蛙，例如奇美電明日之星、第一座面板廠的廠長丁景隆，長年做不出突破性的產品，讓奇美電無力突破日韓面板廠攜手品牌廠的防線，財務負擔越來越大。奇美電的技術困局，促使業務部門鋌而走險，暗中策劃了台韓面板廠共同討論市場供需的「水晶會議」。這一會議後來因為三星的加入與背叛而變質，導致美國司法部在 2006 年對台韓面板業發動反托拉斯調查。雖然 2009 年 11 月奇美電與群創宣布合併，但郭台銘許下「群創合併奇美電要發揮一加一大於五」的豪語，顯然對這樁婚事太過樂觀，全然沒注意到奇美電是物腐蟲生。2009 年 12 月，奇美電向美國司法部認罪，被迫支付 2.2 億美元的罰款。同一時期，在中國市場戰功赫赫卻因人事變動去職的原電視面板產品事業處協理陳立宜，接受中國 TCL 集團聘書，西進協助成立華星光電。此時，台灣面板業的天空已是烏雲籠罩。2010 年 3 月，舊奇美電與舊群創合併作業完成，正式更名為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Chimei-Innolux，2012年改回群創光電），孰料才隔一個月，總經理何昭陽和協理楊柱祥（現為群創總經理）就宣布達成認罪協商，即將赴美坐牢。往後半年，美國司法部還起訴了奇美電前銷售部門負責人黃文宏、前業務副總王幸宗。儘管奇美電業績下滑是因為金融海嘯衝擊，以及不堪日韓的競爭，但根本問題還是在於台廠在技術或成本都喪失優勢。然而被起訴、做牢的，卻是為了公司夾縫求生的業務部門，技術主管與業務主管之間，不免因此生出嫌隙。舊奇美電內部已經雞飛狗跳，當時與舊群創合併，兩派人馬更待磨合，可是內憂外患下公司派系傾軋反而加劇。有些人被迫離開公司，有些人為了自保轉投郭台銘麾下，至今仍寄生群創。由此可見，投資一家虧損連連的企業，看似便宜買賣，卻可能變成燙手山芋。回頭看每況愈下的日產，獲利大減固然是不敵中國電動車廠追擊，深層原因卻是公司派系內鬥太烈，導致決策與執行紊亂。雖然我們很難預判日產社長內田誠、鴻海電動車策略長關潤之間的恩怨，會怎樣牽動日產的未來，但鴻海卻不得不警惕派系內鬥對重大投資的影響。 複雜派系內鬥，連累群創長年虧損奇美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0 年美國司法部對台灣面板廠大起訴，不到一年，丁景隆任董座的奇美電子公司啟耀光電，就爆出操作日圓即期外匯失敗，幾乎賠光整間公司資本額。當年今周刊報導：「該公司資本額二十．七億元，上半年營收二十九．二億元，稅後淨損四．七億元，但上半年啟耀本業賺三千多萬元，虧損是匯兌損失所造成，再加上七、八月的十五．四億元匯損，等於啟耀光電操作即期外匯，幾乎把公司資本額都賠光。」時任啟耀總經理立刻捲舖蓋走人，第二大股東奇美實業（由許文龍家族掌握）則公告道歉、安撫股東，力挺舊奇美出身的丁景隆。後來，郭台銘人馬與許文龍家族經營權爭端越演越烈。原本丁景隆應該在合併後協助南廠（舊奇美）與北廠（舊群創）磨合，孰料丁景隆立刻緊抱新董座段行建大腿，拋下前東家許文龍家族。為了撐過美國反托拉斯訴訟的黑暗期，段行建花費數年苦心整頓群創，孰料剛有起色，郭台銘卻在 2014 年底拍板投資興建專攻 LTPS（低溫多晶矽）技術的路竹廠。希望暫時轉趨保守經營的段行建，與強勢介入的郭台銘意見不同調，兩人嚴重衝突，郭台銘甚至一度打算逼退段行建，改由戴正吳等人全面接管，想不到丁景隆為首的五位副總卻聯名上書郭台銘，表明將與段行建共進退。段行建雖然保住董座，但路竹廠投資案仍然通過，後續也毫不意外連年虧損。為了此案段行建與郭台銘已無互信基礎，投入大量資金打造 LTPS 工程師團隊卻沒能保住。問題，仍然是內部鬥爭。原本對段行建忠心耿耿的丁景隆，在這段時間竟獲得了郭台銘信任，帶著大批南廠團隊前往中國咸陽，與中電彩虹合作建廠，最後竟讓中電彩虹把 48 名有建廠經驗的 LTPS 工程師挖走。郭台銘對此事大為震怒，對有關人員祭出法律追訴手段，對於捅出大簍子的丁景隆卻是輕輕放過。在丁景隆 2016 年底回台歸建時，已經高升群創執行副總之位，與郭台銘有隙的董座段行建卻是在這波人事異動中提早「辭職交棒」。面板業內部賞罰不明，讓許多人心寒，加上中國用先進產線、高薪職位利誘，有太多台灣工程師選擇西進中國，幫助陸廠遍地開花。2 年後，這些面板廠全面量產血洗市場，導致群創營收長年萎靡不振，鴻海在威州的「飛鷹計畫」也煙消雲散。然而，像丁景隆這位奇美電轉投郭台銘麾下的老臣，至今仍寄生群創。 郭台銘老臣長年吸血群創啟耀光電操作外匯慘賠，害許文龍家族越虧越多，最終全然退出面板業。啟耀至今仍是群創的賠錢單位，尾大不掉。身兼啟耀董事長的丁景隆這類老臣，若只是平庸、缺乏戰略眼光，那還情有可原。但群創的大不幸，就是這批老臣頗有私心。仗著諂媚大股東郭台銘，丁景隆一直盤踞在群創董事會內，還讓群創分出資源，讓他成立另一家全新子公司「方略電子」，同樣自任董事長。為了宣傳剛成立的方略電子，丁景隆用繞來繞去的詞藻加以包裝，自稱「全球首家 Panel Semiconductor 公司」，自詡「橫跨各種科技領域的異質整合平台」，但掩蓋不了方略電子沒有研發製造能力的事實。方略電子的商業模式是研發，模仿半導體業無廠 IC 設計公司的形式，丁景隆讓希望方略負責研發，製造交給群創。但方略的研發人力卻是跟群創借調的，方略電子的成立本質上只是為了丁景隆想展現自己「有在做事」。例如群創的電視事業單位（TV BU）曾向方略電子委託開發 P.075 AM Mimi-LED 燈版，方略用了群創的研發人員，再委託群創製造——原本群創可以自行研發、自行製造，現在卻要替方略負擔開發成本，還要付給方略「專利費用」，這種行為實際上就是對群創吸血。值得一提的是，方略設計 P.075 AM Mimi-LED 燈版用到的部分冶具只有台南、寧波廠有；一些工序需要啟耀光電的生產設備。群創台南廠、啟耀，這些廠房都是丁景隆主掌的範圍。丁景隆經營方略的模式或許不一定犯法，但這種做法宛如附骨之蛆，是群創長年積弱不振的隱藏原因。組織磨合不順與老臣師心自用的流弊，群創的這些寶貴教訓，是鴻海的警鐘——投資新事業對鴻海真的是好主意嗎？ 日產歷任社長恩仇宛如丁景隆翻版法國籍的日產傳奇社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曾經是外號「Fix-it先生」的日產救世主，甚至長年穩坐全日本最高薪的CEO待遇。但是這樣一號人物，竟因為低報自身薪資，並挪用公款進行私人投資，在 2018 年被日本警方逮捕。檢舉人是與戈恩有師徒情誼的西川廣人，西川成為下一任日產社長。但是因為利用日產股價波動圖利自己的薪酬醜聞，西川很快就黯然下台。繼任的日產現任社長內田誠也不平靜，除了社長選拔時鬥走了時任營運長關潤，之後還捲入監控前營運長 Ashwani Gupta 的疑雲，監控案甚至牽涉到與雷諾首席執行長 Luca de Meo 的幕後交易。同樣是最高層圖利自己、同樣是老臣背叛老長官，日產歷任社長的恩仇彷彿丁景隆翻版，經營團隊宛如一盤散沙。奇美電曾在數位電視浪潮中炙手可熱，日產更是享譽全球的百年大廠，但是公司內部盤根錯節，鴻海雖有宏大戰略，也不得不檢視收購／併購對象是否金玉其外。鴻海雖然以併購擴張著稱，但是要對奇美電、夏普、日產等較具規模的企業發起收購／併購，必須要耗費許多時間才能夠磨合。若不能大刀闊斧改革「老臣」的流弊，那麼在面板投資經驗上吃的大虧，極有可能在電動車再體驗一回。收購日產，真的划算嗎？鴻海出手之前，應該要再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