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南某科大發生師生爭議。某助理教授因不滿學生遲到，關門、拉窗簾，並口出「卑劣的東西」辱罵學生，數名學生被拒於課堂之外，甚至揚言若無公開道歉與補償，將提告捍衛受教權。事件曝光後，輿論多數支持老師，認為學生不知好歹，網路留言更以「應給遲到的人教訓」為主調。然而，這起事件並不應只是單純的「遲到問題」，更該是一場關於教育制度、師生倫理與人格尊嚴的深層討論。

首先，學生遲到確實不足取。課堂是一個公共場域，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學習，也是對其他學生與教師的尊重。若是人人遲到，秩序崩壞，整體教學品質將受影響。正因如此，學校與教師有責任在學期初訂立明確規範，告訴學生遲到的後果：扣分、記錄或補交作業。制度化規則可減少日後爭議，也能避免老師臨場情緒失控。

然而，老師以羞辱方式維護紀律，無論如何都不可接受。拒絕學生進入教室聽課，甚至口出侮辱言語，則是已超越管教範疇，侵害人格尊嚴。換言之，教育不應以羞辱為手段，否則不但破壞師生信任，也背離高等教育追求的理性與專業。

當前大學的師生關係已不同於傳統師道尊嚴的模式。隨著個人主體性與公民意識的抬頭，師生關係更像定型契約：學生繳納學費獲取知識，老師提供專業教學並領取薪資。權威應建立在專業與尊重上，而非特權與羞辱。尊師重道必須基於平等互敬，而非單向壓制。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換成老師遲到，學生是否也能「鎖門、罵老師卑劣」?答案很顯然是不行。那麼，當規則未制度化、僅靠情緒維護時，師生關係容易淪為權力不對等。因此，唯有透過清楚規範與正當程序，才能避免衝突升級為對立。

借鏡於國際經驗，許多高教體系已建立成熟制度。美國大學通常在教學大綱(syllabus)明訂出缺席、遲到規則，學生開學即知悉，爭議可透過申訴程序提出。日本大學強調自律與責任，老師通常不在課堂羞辱學生，而以成績反映缺席的後果。歐洲部分大學甚至將出席與否完全交給學生自主，教師只提供完整課程的教授。綜觀而言，核心理念一致：師生是契約關係，而非父權式壓制，權威來自專業與人格，而非情緒與怒罵。

對照台灣現況，問題不在於遲到該不該懲罰，而在缺乏制度化的公平規範。當制度缺席，師生衝突容易升級為情緒對立，甚至成為社會輿論的謾罵。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培養理性對話、懂得尊重的人。學生遲到應承擔後果，但老師以羞辱方式處理，傳遞給學生的卻是錯誤示範：權力凌駕於尊嚴之上。

因此，這場爭議不應簡化為「遲到對或錯」，而該是「如何在彼此尊重下維護公平正義」的教育省思。遲到不應該，羞辱人更不應該。唯有在制度化與尊重並行的完整框架下，教育才能真正培養負責任、懂得尊重的公民。

最後，要再提醒的是，教育從來不只是管規矩，更是教會每個人如何在規矩中守護人性與尊嚴，並發展自我而能公益利他。老師與學生，都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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