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刑事訴訟法》第251條明定檢察官如認犯罪嫌疑不足，應作不起訴處分；大法官釋字第582號更強調檢察官在偵查中應保持客觀立場，不僅要蒐集不利於被告的證據，也要積極蒐集有利證據。這些規範本意，是要避免檢察官淪為單純「控方律師」，讓刑事訴訟保持攻防平衡。然而回顧司法史與現實，這樣的「客觀中立」往往停留在法律條文中，鮮少在實務中落實。

檢察官的考核與升遷，長期與「起訴率」「定罪率」掛鉤，形成績效導向文化，使檢察官傾向起訴以求結案，而非真正查明真相。冤案因此層出不窮：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都是檢方過度依賴自白、忽視有利證據的典型案例。這些案件雖經多年平反，但也反映檢察體系欠缺自我糾錯機制，甚至「檢察一體」制度下，上級檢察長仍能指揮個案處理，增加政治介入與偏頗風險。

更嚴重的是，偵查不公開在高知名度案件中形同具文。檢方或不明來源的訊息時常流出，媒體鋪天蓋地報導，形成輿論審判。以近期柯文哲遭羈押延長案為例，雖然羈押庭不公開，但案件細節幾乎每天見諸媒體，社會早已形成有罪印象。這樣的「半公開」對被告名譽傷害更甚於審判本身，也破壞了無罪推定。

司法改革必須從檢察文化改變開始：第一，去除起訴率與定罪率的績效考核，以程序正義、冤案防止為核心指標；第二，強化檢察官對有利證據的調查義務，並將蒐集結果同步揭露給辯方閱覽；第三，建立檢察官外部評鑑與問責機制，避免檢察體系自我封閉；最後，對於偵查中訊息外洩與媒體審判，應加強追查與懲處，並建立定期透明的官方訊息發布機制，平衡社會知的權利與被告名譽保障。

檢察官的角色，不該只是「定罪機器」，而是司法公正的守門人。唯有檢察官真正落實客觀中立，台灣的司法才能重拾人民信任，避免下一個冤案的悲劇。

文／蕭錫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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