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維胤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在「大濛」的電影裡，霧不是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統治技術，它遮蔽視線、模糊真相，讓人分不清方向，也無從判斷誰在操縱路徑。鏡頭之下的世界，被允許看見的永遠只是權力想讓你看見的部分，這樣的意象，恰恰映照了台灣一段不容忽視的政治歷史。在戒嚴與「動員戡亂」的年代，國民黨以「反共復國」之名，將整個社會置於高度動員與恐懼之中，「通匪」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把政治利刃，只要被貼上標籤，言論即成罪證，思想即成叛國，無數台灣人民因此被監控、審訊、囚禁，甚至失去生命，那是一個霧氣瀰漫的時代，人民被告知：只有政權，才能替你辨識敵我。然而，霧終究會散。民主化之後，歷史檔案逐步解封，我們才看清那套「通匪管制」的本質：它服務的不是台灣的安全，而是政權的延續；所謂防堵滲透，實則是防堵異議；所謂維穩，往往是維權者的權力。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的「通匪」指控，如今卻在政治現實中出現了荒謬的反轉，當國民黨不再壟斷權力，當選票成為政治競逐的關鍵，一些過去高舉反共旗幟的政治人物，卻開始以「交流」、「合作」、「和平」之名，頻繁往返北京，附和對岸敘事，甚至在關鍵議題上與中國立場相互呼應，曾經被用來打壓人民的禁忌，如今成了換取政治利益的籌碼。問題不在於交流本身，而在於標準的崩解，當「通匪」只在人民挑戰權力時才成立，卻在權力需要時被選擇性遺忘，那麼它從來就不是原則，而只是工具。回到〈大濛〉的霧。真正危險的，不是霧氣本身，而是製造霧的人，與那些在霧中指路、卻不願對方向負責的權力者，台灣社會走到今天，已付出太多代價，才學會在迷霧中質疑、辨識與前行，歷史不能只被用來恐嚇人民，卻不約束政客。否則，霧會再度升起，只是換了一種說法，而我們，不能再一次迷路。

近來台灣政壇亂象頻傳，有些人因此心生悲觀，甚至拋出「不如投共」的說法，主張與其內耗、倒不如讓中國來「統一治理」，好像只要犧牲自由，就能換得效率與秩序，這種看似現實、實則危險的想法，必須嚴正反駁。首先，不能忘記中共的本質：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而是由共產黨所壟斷的一黨專政體制，不是靠選票產生政權，而是靠打壓異議維持政權，對民主再失望，也不能用極權來補償。君不見香港，原本有選舉、言論自由，但自《國安法》以來，連悼念六四的燭光都違法，超過 1000 名民主人士被逮捕或流亡；君不見李文亮醫師，只因在疫情初期提醒同事「有不明肺炎」，就被傳喚、強迫認錯，最後死於新冠；君不見新疆，有上百萬維吾爾人被關進所謂「再教育營」，強迫灌輸愛黨思想、失去宗教與語言自由，中共說這是維穩，我們說這是人權災難。你能想像這樣的政權來「治理台灣」？當你喊「不如投共」，等於認同願意讓這些事情在我們的土地上發生，等於同意我們不再要言論自由、不再要選舉、不再要司法獨立，這不只是「政治選擇」，而是價值與尊嚴的自我人權放棄。是的，台灣民主確實有很多問題，你可能厭惡政客浮濫、立法打架、藍綠惡鬥、制度沈痾、改革緩慢，但我們還能批評、還能選擇、還能改正，你不喜歡民進黨、可以換，不喜歡國民黨、也能罷免，但這些台灣日常在中國，不管你喜不喜歡習近平或其出台政策，你都只能選擇噤聲、沈默和服從。「不如投共」不是現實主義，而是逃避現實；不是想讓台灣更好，而是自我放棄，中共不會給台灣更好的未來，只會奪走我們本來擁有的東西，這一點，香港人已經替我們試過了，李文亮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新疆人至今還在無聲求救。如果這些真相我們都能視而不見，那麼我們輸的就不只是國會席次，而是整個台灣、包括自己的自由靈魂。

台北地檢署針對柯文哲案聲請延押，理由之一令人震驚又深思，不再是單純的滅證或串證疑慮，而是柯陣營與特定政黨長期透過社群平台「獵殺證人」，已對司法程序造成實質干擾與威脅，更具爭議性的是，民眾黨黨主席黃國昌不僅未對延押理由反思，反而大動作指責檢察官是「鷹犬」，暗示整起案件是政治迫害。這不禁令人反問：若柯文哲被延押是因妨害審判程序，真正讓他難以被釋放的，難道不是黃國昌與那群自詡「草根監督」的小草們？根據檢方說法，每當有證人出庭作證，只要有任何對柯不利的部分，就會遭柯文哲及其盟友透過臉書、IG製圖卡、斷章取義、選擇性放大，進而引導小草對證人進行「有系統」的網路霸凌與輿論圍剿，這種行為已非單純言論自由，而是「群眾動員壓迫證人誠實作證」的策略，當證人知道一發言就會被圖卡攻擊、遭網暴，司法的公正與獨立性勢必被破壞。面對這樣的指控，身為法學博士的黃國昌難道不知這正是延押理由？他卻將炮口對準檢方，怒批他們是「鷹犬」，這不僅是對司法單位的侮辱，更在效果上強化了延押的正當性；試問：當被告陣營公然攻擊辦案人員、煽動輿論，是否正印證檢方對「程序干擾」的擔憂？黃國昌的激烈言論，不但無助於柯獲釋，反而助長延押的論述基礎。曾幾何時，小草是政治改革象徵，是拒絕藍綠惡鬥的理想派，是反貪腐、要真相的公民力量。然而，當他們轉化成民眾黨的社群部隊、成為攻擊證人與輿論操作的工具，他們的道德正當性已破產，如今，小草壓迫異議、不容批評，不再為真相奔走，而是為偶像護航，這樣的群體，不但不再清白，甚至成為破壞司法程序的幫兇。 不是檢察官害了柯文哲，也不是執政黨政治追殺，真正讓柯被延押的，是那些自以為在維護正義、實則干擾審判的人，是那位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實則幫被告掩蓋真相的黃國昌；當政治變成「帶風向、攻擊證人、情緒勒索司法」的操作，當改革者變成打手、清流變成鬥犬，柯文哲不只是面對法律審判，更是面對曾經追隨者的共同墮落。

社會出現兩起令人憂心的事件——台中有悍婦當庭毆打律師和小草在網路公開威脅檢察官「命債命還」，這些極端舉動不僅衝擊法律秩序，更暴露出社會一股不容忽視的趨勢：對司法體系的極端不信任，正演變為公開挑釁與情緒報復。 不可否認，司法改革仍有路要走，民眾對制度的質疑也有其背景，但當「仇視司法」變成政治工具，問題的根源就不單純了；這幾年，以黃國昌為代表的政治人物，頻繁以情緒化語言攻擊司法體系，將執政黨未審之案公開定罪，將藍白案件不合乎他預期的判決解讀為「護航」，不斷質疑檢察官的中立性、法官的良知，卻少有對法律程序和證據的尊重。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憤怒」被合理化，「司法無用」被廣為接受，於是便有了像小草這樣的言論：指控檢察官害柯文哲坐牢，扭曲彭振聲妻死悲劇為要求檢察官「命債命還」，這種以情緒代替法律、以威脅代替訴訟的言語暴力，絕非言論自由的範疇，而是對法治的踐踏。悍婦打律師也是對整個法庭秩序的公然挑戰，若一方不滿判決即可訴諸暴力，法庭又如何保障任何一方的權利？法律若淪為拳頭與網路聲浪之下的擺設，最終受害的將不是制度，而是所有需要司法庇護的公民，民主社會的自由，建立在法治之上，雖是老生常談，但制度可以批評，不容摧毀，司法非是完美無瑕，但司法若無從被信任，社會將進入人人自危的「私刑正義」年代。 黃國昌們可責的是，他們不僅放大制度的缺陷，還不斷否定制度本身，長期以來，他們以「為民請命」之名，行「削弱信任」之實，讓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改革議題，變成情緒化的政治鬥爭，其實黃國昌們的質疑不是監督而是破壞、不是改革而是煽動，守護司法的獨立與尊嚴，不是為了特權者，而是為了每一個將來需要法律保護的你我，台灣不能也不該在民粹與情緒中失去對正義的期待，社會需要的不是「法庭直播」，而是黃國昌們的自制守住制度、尊重程序，才是真正的進步與自由。

儘管我國已推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多年，事實卻證明家暴令（保護令）制度效力仍舊不足以真正保護受害者的生命與尊嚴，最近一則一名遭丈夫長期家暴的女子在申請到緊急保護令後、在住家附近遭施暴者持刀襲擊的新聞即可印證，更可怕的是這是台灣社會多年來不斷重演的悲劇、而非突發個案，根據司法院資料，每年核發的保護令數量超過萬件，但違反保護令的案件也節節升高，真正落實者卻也寥寥可數。現行制度中，保護令分為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看似分層保障、靈活應對，但實際操作卻陷入「程序複雜、執行鬆散、反應遲緩」的困境。施暴者常能無視禁令、持續騷擾或跟蹤受害者，而警方與法院往往「事後處理」，無法事前預防危害的發生，這樣的制度，只讓保護令成為一張紙，擋不了拳頭，更擋不了刀子。進一步探究為何制度仍不足？主要歸於三個原因：（1）警政資源不足與訓練不夠：基層員警對於家暴案件的敏感度與專業處理能力不一，面對受害者報警常流於「勸和」或「做筆錄了事」，錯失危機預警的黃金時間。（2）缺乏實質監控機制：違反保護令雖屬犯罪，但現實中施暴者多數行蹤難以掌握，受害者仍處於危險環境，電子監控裝置或人身安全計畫推動不足。（3）保護令核發仍有時間落差：即使緊急保護令程序已簡化，從通報、報案、申請到核發，仍需耗時數小時至數日，而危險往往就是「一瞬間」。政府與立法機關必須立刻啟動對家暴保護制度的改革，從三個層面著手：（1）強化即時保護力：應推動「高風險家暴名單」制度，對有情節嚴重施暴前科者加裝定位手環或設立禁入距離警報系統，若違反應立即逮捕。（2）提升警政與司法反應效率：建立跨部門緊急聯繫平台，將社工、警察、法院及醫療體系整合為即時防暴小組。（3）推動保護令數位化與自動通報機制：結合科技設計，例如受害人手機安裝「一鍵報警 + 自動定位」功能，並同步通知派出所與安全網人員。保護令不該只是法院程序的象徵，而應該是讓受害者真正在生活中「感到安全」的保障工具。對家暴的容忍，是對社會底線的放棄，我們應該用制度、科技與人性支持，築起一個讓受害者有勇氣走出來，也走得安全的社會，我們不能再等下一個受害者倒下，才集體哀悼、反思，救援要即刻啟動，讓保護令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真正保護生命的防線。

在台灣網路政治中，「小草」支持者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興力量，近日小草版主公布檢察官照片、也有小草繼續加工威脅字樣，挑戰法律的底線令人駭俗！他們以支持柯文哲與民眾黨為核心，擁有高度動員力與社群活躍度，卻也頻頻因言論失控、邏輯混亂而引發爭議，這群體的崛起，反映出台灣年輕世代對政治的新參與模式，也揭露網路政治的扭曲與危機。 小草最大的特徵，是強烈的政治信仰傾向。他們將柯文哲視為體制外的清流代言人，進而產生近似偶像崇拜的支持方式，這種非理性的忠誠，使他們即使面對柯的政策矛盾或失言，也傾向護航與合理化，削弱了理性討論的可能性，在組織面，小草並非完全無序。從LINE群、TikTok宣傳到地方活動，他們運作明顯具備策略性與結構性，表面上看似去中心化、草根化，實則常被質疑存在網軍、反串與話術操控，這讓「聲量」與「民意」難以劃上等號，甚至出現製造虛假共識的危機。 更令人憂心的是，小草群體對資訊的識讀能力普遍薄弱，他們對主流媒體高度不信任，對於檢方提出的證據嗤之以鼻，甚至對事實視而不見，卻頻繁轉傳來源不明或剪接誤導的影片與圖卡，在網路空間成為錯假訊息的放大器，如遇不同立場的言論，不是試圖解釋說理等論述，而是直接以反駁、謾罵，拿B說A等方式來帶過，反而加劇政治對立與仇恨感。 小草現象證明，值得肯定的是，台灣年輕人並非對政治冷感，而是對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熱情尚存，但若這份熱情缺乏事實基礎與自我檢驗，只會走向情緒化、同溫化、甚至非理性的迷信政治！真正的公民參與，應該是質疑、討論與包容的完整過程，而非一味贊聲與攻擊異己，民主的成敗，不取決於誰聲量大，而在於人民能否守住理性與對話的空間。

以團結為基石：賴清德「國家團結十講」的戰略深意與實踐路徑 2024年上任後，賴清德總統逐步提出「國家團結十講」，這不是單一政見的羅列，而是一項深具系統性的國家重建工程。在這十講中，目前講了國家、團結、憲政、國防四部分，但已可看出他以歷史與現實交錯為架構，鋪陳出一條從認同整合、國家安全、經濟創新到國際定位的完整治理思路。 一、從分裂走向共識：「認同治理」的新政治語言 過去台灣內部長期受制於認同的二元對立：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名稱爭議、統獨的意識形態對抗，使得國家難以在重大政策上形成穩定共識，更給中國有滲透的機會。賴清德試圖透過「中華民國台灣」這一概念，把歷史傳承與現代主體性結合起來，既不否定中華民國的歷史記憶，也肯認台灣現實存在的民主成果。這種語言的轉化，不只是修辭策略，更是一種「認同治理」的技術。他以務實的共識語言包裹政治分歧，使社會各方得以找到共同立足點，這為政策施行鋪平了更寬廣的路徑。相較於過往政黨以動員為本的兩極對立策略，這種做法更具成熟與耐久性。 二、以安全為前提：民主制度的韌性建設 賴清德在多次談話中強調，「和平不是屈服，而是靠實力來維護」。這句話並非戰略口號，而是回應當前區域局勢與內部制度風險的雙重壓力。面對中國外部軍事威脅與滲透操作，他提出的策略並非僅仰賴軍事擴張，而是從制度、法治、社會心理三方面同步強化國家防線。這包括建立全民防衛體系、強化資安與認知戰應對、清理統戰滲透勢力，並同時提出改革軍事審判制度與國安機構的現代化。這種「整體式國安觀」不僅是對傳統國防的擴展，也是一種強化民主韌性的治理戰略。安全與民主在這裡不再是二選一，而是一體兩面。 三、建立「可對話的自主性」：一種務實的外交定位 賴清德雖然堅定捍衛台灣主權，但他的外交語言並未劍拔弩張。相反地，他提出的是一種可以與民主世界互信合作、也保留與中國「對話可能性」的彈性戰略。他強調的是「和平不是妥協，而是建立在互不否認的現實上」，顯示出對兩岸關係極高的現實理解力。這種「可對話的自主性」外交路線，既避免盲目衝突，也不淪為被動迎合。在國際政經格局動盪的當下，台灣若要維持戰略空間與話語權，就必須採取既有原則、又有策略彈性的外交設計。賴清德的語言顯示出他對國際現實的精準掌握與應對成熟度。 總結來說，賴清德的「國家團結十講」，不只是語言的再包裝，而是一場跨層次、全方位的國家治理工程。他的主張不在於塑造一個不容質疑的強人形象，而是在於重新建構台灣在認同、安全、經濟與國際中的制度定位。這種團結，是一種兼顧現實與理想、兼容價值與效率的治理邏輯。在當前全球與區域風險升高的背景下，賴清德所提出的團結理念，既有戰略深度，也有政策可行性。正因如此，這一套論述與行動綱領，應該被理解為當前台灣最具前瞻性的政治藍圖，也值得社會各界理性支持與持續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