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維胤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因為剴剴案，社會工作者定位為「保證人」成為近期焦點，要求其對服務對象可能造成的危害負擔防止義務，此一趨勢表面上強化責任，實則不僅脫離現實，也扭曲社工專業本質，所為「因注意而未注意」太過模糊，充滿法官心證，應審慎檢討。 首先，社工的職責在於協助與支持，而非監控與管束，若要求其對個案行為結果負責，等同將助人關係轉變為控制關係，勢必削弱信任，反而不利風險預防。其次，多數社工長期處於高案量與資源不足的環境，既無足夠時間掌握個案動態，更缺乏實際介入的強制權限，若社工「預見」孩童立即風險，是否能強制帶走？如因風險未發生前而強行帶走，是否讓社工陷於另一個法律「被告」？而不帶走、若是風險真的發生，即變成「保證人」被問責，在此條件下課以高度法律義務，無異將制度失靈的風險轉嫁第一線人員。 此外，保證人責任亦可能導致寒蟬效應，使社工傾向採取過度保守策略，如過度通報或倉促結案，以自保為優先，反而損及服務品質與個案權益，甚至讓原本就缺乏人力的社工，更加望之卻步！從法理上看，保證人地位應以實際控制能力與明確義務為前提，社工與個案之間並無此等高度支配關係，貿然擴張責任範圍，有違比例與公平原則。 與其強化個人責任，不如正視制度問題：補足人力與資源、建立跨專業合作機制、提供明確風險評估指引，非是把社會事件發生的風險責任給予社工承擔，唯有如此，才能在維護公共安全的同時，守住社工專業的核心價值。

當Donald Trump式的不確定性再度成為國際焦點，台灣內部隨之出現對美疑慮的雜音，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川普個人，而是台灣社會對美國的戰略誤判。川普的政治風格確實充滿交易性與不可預測性，但若因此推論美國將放棄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布局，甚至動搖對台支持，這樣的判斷不僅過於簡化，更可能誤導台灣的政策方向。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從來不是由單一領導人決定，而是建立在跨黨派共識、國會監督與安全體系長期運作之上，忽視這一點，才是真正的風險所在。事實上，近年美國對台支持無論在軍事安全、法案推動或高層互動上，均呈現制度化與常態化趨勢，這意味台美關係早已超越個別政治人物的好惡，進入結構性深化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將川普視為「不可靠」的象徵，進而質疑整體對美路線，無異於以偏概全。對民進黨政府而言，親美從來不是選項，而是現實，台灣所面對的安全壓力與國際處境，決定了與美國維持緊密關係的必要性，任何試圖以「降低依賴」為名，實質削弱台美連結的主張，最終只會壓縮台灣的戰略空間。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台灣可以對外部變數掉以輕心，川普現象真正的啟示，在於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已成常態，台灣的正確回應，不是動搖親美路線，而是提升其品質與層次——從被動依賴轉向主動經營，從單點連結走向多邊布局。具體而言，台灣應在深化台美關係的同時，加速與其他民主國家的戰略協作，擴大在印太與歐洲的連結網絡；更關鍵的是，持續強化自身防衛能力與經濟韌性，使任何外部變動都難以撼動整體安全架構，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變動的國際環境中掌握主動，而非受制於人。川普從來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誤讀世界，當國際局勢愈發不穩，台灣更需要清晰的戰略判斷：不是遠離美國，而是更精準、更有力地靠近美國，同時讓自己變得不可或缺，這才是面對不確定時代的現實選擇。

《那張照片裡的我們》表面上談的是個人記憶與青春回望，但若將視角拉遠，它其實也在觸碰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一個關鍵卻常被簡化的命題：記憶如何從私人情感，轉化為公共行動，這正是「中壢事件」所留下的歷史重量。1977年的中壢事件，經常被描述為台灣民主化的「起點之一」，但若僅以年份與結果概括，反而抹去了它最重要的意義——那是一個原本被動、被觀看、被代表的「我們」，第一次拒絕只存在於體制允許的照片之中；當選舉舞弊被揭露、選票被焚毀，民眾走上街頭，那一刻，人民不再只是政權展示秩序的背景，而成為改變敘事的主體。電影中的照片，恰如威權時代所允許的「安全記憶」：看似完整、實則去政治化。你可以記得笑臉、記得合影，卻不能質問制度；你可以懷念過去，卻不能要求未來，中壢事件打破的，正是這種被允許的記憶框架，它讓社會第一次集體意識到，若只停留在「那張照片裡的我們」，民主永遠只會是被展示的樣板，而非被實踐的權利。《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中的角色反覆回望過去，卻遲疑於當下的選擇，這種遲疑與台灣社會長期對民主的態度形成微妙對照，民主並非一夕之間完成，而是在無數次「要不要走出照片」的猶豫中，逐步推進，中壢事件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它引發後續的黨外運動與街頭政治，更在於它改變了人民對自身位置的理解，從被記錄者，轉為行動者。在今日，當我們可以自由投票、公開談論歷史，照片再次成為主流的記憶形式：社群平台上的選舉合照、運動現場的即時影像、紀念日的回顧貼文，但若影像只用來證明「我們曾經參與」，而不追問「我們是否仍在行動」，那麼民主同樣可能被重新定格。中壢事件提醒我們，民主不是被拍下來的，而是被承擔出來的，它必然伴隨混亂、不安，甚至衝突，卻也因此真實。《那張照片裡的我們》最值得被放進民主脈絡中理解的地方，正在於它提出了一個跨越世代的提問：當回憶足夠美好，我們是否還有勇氣讓現實變得困難？照片裡的我們，永遠不會老去；但照片之外的我們，必須不斷選擇，從中壢的街頭到今日的投票所，民主從來不是一張完成的合影，而是一段不斷重拍、也隨時可能失焦的過程，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記得多清楚，而是當歷史再次要求行動時，我們是否還願意走出畫面。

黎智英因《港版國安法》遭判有罪，並非單一司法案件，而是一個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象徵事件。這起判決，對台灣而言，其意義遠超過「聲援或譴責」的層次，而是再次具體揭示了「一國兩制」在現實運作中的終局樣貌。黎智英的身分是媒體創辦人、企業家，也是公開批評中共體制的意見領袖，他所代表的正是北京長期視為「必須被馴化」的那類公民角色，港版國安法上路後，「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等高度模糊的罪名，讓原本受普通法保障的言論、新聞與政治參與，一夕之間成為可被刑事追訴的行為，這正是港版國安法最關鍵的本質：不是針對暴力，而是針對立場；不是制止犯罪，而是劃定忠誠界線。北京曾向香港與國際社會承諾「五十年不變」，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將受保障，然而黎智英案顯示，當中央權力認定「國家安全高於一切」時，所有制度承諾都可以被重新詮釋、甚至直接覆蓋。如果制度保障可以被單方面修改，那麼「高度自治」究竟靠什麼維持？黎智英不是因為推翻政權而被定罪，而是因為他「持續存在且不順從」，這意味著，一國兩制並不容許長期、多元、制度化的反對聲音。台灣社會過去常有人主張，可以在維持民主生活方式的同時，與中國建立某種政治安排。但香港的經驗清楚顯示，一國兩制的運作前提，並非制度互信，而是最終解釋權與主權的單向集中。黎智英案提醒台灣三件事：1.制度不是寫在文件，而是權力結構；2.沒有主權保障的自治，終將被他人重新定義；3.當國安概念無限上綱，自由必產生危害。這並非情緒性的反中論述，而是對制度演變的冷靜觀察。最危險的，不是香港發生了什麼，而是世界逐漸習慣了它，當政治犯被稱為「依法判刑」、當新聞自由被重塑為「外部勢力滲透」，真正流失的不是某一個城市的自由，而是對自由本身的判準，對台灣而言，黎智英的定罪不是遙遠的新聞，而是一面鏡子——照見「一國兩制」在現實權力結構下的最終結果，現今選擇權仍在台灣人手中，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國兩制」危害已經發生的事。

在「大濛」的電影裡，霧不是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統治技術，它遮蔽視線、模糊真相，讓人分不清方向，也無從判斷誰在操縱路徑。鏡頭之下的世界，被允許看見的永遠只是權力想讓你看見的部分，這樣的意象，恰恰映照了台灣一段不容忽視的政治歷史。在戒嚴與「動員戡亂」的年代，國民黨以「反共復國」之名，將整個社會置於高度動員與恐懼之中，「通匪」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把政治利刃，只要被貼上標籤，言論即成罪證，思想即成叛國，無數台灣人民因此被監控、審訊、囚禁，甚至失去生命，那是一個霧氣瀰漫的時代，人民被告知：只有政權，才能替你辨識敵我。然而，霧終究會散。民主化之後，歷史檔案逐步解封，我們才看清那套「通匪管制」的本質：它服務的不是台灣的安全，而是政權的延續；所謂防堵滲透，實則是防堵異議；所謂維穩，往往是維權者的權力。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的「通匪」指控，如今卻在政治現實中出現了荒謬的反轉，當國民黨不再壟斷權力，當選票成為政治競逐的關鍵，一些過去高舉反共旗幟的政治人物，卻開始以「交流」、「合作」、「和平」之名，頻繁往返北京，附和對岸敘事，甚至在關鍵議題上與中國立場相互呼應，曾經被用來打壓人民的禁忌，如今成了換取政治利益的籌碼。問題不在於交流本身，而在於標準的崩解，當「通匪」只在人民挑戰權力時才成立，卻在權力需要時被選擇性遺忘，那麼它從來就不是原則，而只是工具。回到〈大濛〉的霧。真正危險的，不是霧氣本身，而是製造霧的人，與那些在霧中指路、卻不願對方向負責的權力者，台灣社會走到今天，已付出太多代價，才學會在迷霧中質疑、辨識與前行，歷史不能只被用來恐嚇人民，卻不約束政客。否則，霧會再度升起，只是換了一種說法，而我們，不能再一次迷路。

近來台灣政壇亂象頻傳，有些人因此心生悲觀，甚至拋出「不如投共」的說法，主張與其內耗、倒不如讓中國來「統一治理」，好像只要犧牲自由，就能換得效率與秩序，這種看似現實、實則危險的想法，必須嚴正反駁。首先，不能忘記中共的本質：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而是由共產黨所壟斷的一黨專政體制，不是靠選票產生政權，而是靠打壓異議維持政權，對民主再失望，也不能用極權來補償。君不見香港，原本有選舉、言論自由，但自《國安法》以來，連悼念六四的燭光都違法，超過 1000 名民主人士被逮捕或流亡；君不見李文亮醫師，只因在疫情初期提醒同事「有不明肺炎」，就被傳喚、強迫認錯，最後死於新冠；君不見新疆，有上百萬維吾爾人被關進所謂「再教育營」，強迫灌輸愛黨思想、失去宗教與語言自由，中共說這是維穩，我們說這是人權災難。你能想像這樣的政權來「治理台灣」？當你喊「不如投共」，等於認同願意讓這些事情在我們的土地上發生，等於同意我們不再要言論自由、不再要選舉、不再要司法獨立，這不只是「政治選擇」，而是價值與尊嚴的自我人權放棄。是的，台灣民主確實有很多問題，你可能厭惡政客浮濫、立法打架、藍綠惡鬥、制度沈痾、改革緩慢，但我們還能批評、還能選擇、還能改正，你不喜歡民進黨、可以換，不喜歡國民黨、也能罷免，但這些台灣日常在中國，不管你喜不喜歡習近平或其出台政策，你都只能選擇噤聲、沈默和服從。「不如投共」不是現實主義，而是逃避現實；不是想讓台灣更好，而是自我放棄，中共不會給台灣更好的未來，只會奪走我們本來擁有的東西，這一點，香港人已經替我們試過了，李文亮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新疆人至今還在無聲求救。如果這些真相我們都能視而不見，那麼我們輸的就不只是國會席次，而是整個台灣、包括自己的自由靈魂。

台北地檢署針對柯文哲案聲請延押，理由之一令人震驚又深思，不再是單純的滅證或串證疑慮，而是柯陣營與特定政黨長期透過社群平台「獵殺證人」，已對司法程序造成實質干擾與威脅，更具爭議性的是，民眾黨黨主席黃國昌不僅未對延押理由反思，反而大動作指責檢察官是「鷹犬」，暗示整起案件是政治迫害。這不禁令人反問：若柯文哲被延押是因妨害審判程序，真正讓他難以被釋放的，難道不是黃國昌與那群自詡「草根監督」的小草們？根據檢方說法，每當有證人出庭作證，只要有任何對柯不利的部分，就會遭柯文哲及其盟友透過臉書、IG製圖卡、斷章取義、選擇性放大，進而引導小草對證人進行「有系統」的網路霸凌與輿論圍剿，這種行為已非單純言論自由，而是「群眾動員壓迫證人誠實作證」的策略，當證人知道一發言就會被圖卡攻擊、遭網暴，司法的公正與獨立性勢必被破壞。面對這樣的指控，身為法學博士的黃國昌難道不知這正是延押理由？他卻將炮口對準檢方，怒批他們是「鷹犬」，這不僅是對司法單位的侮辱，更在效果上強化了延押的正當性；試問：當被告陣營公然攻擊辦案人員、煽動輿論，是否正印證檢方對「程序干擾」的擔憂？黃國昌的激烈言論，不但無助於柯獲釋，反而助長延押的論述基礎。曾幾何時，小草是政治改革象徵，是拒絕藍綠惡鬥的理想派，是反貪腐、要真相的公民力量。然而，當他們轉化成民眾黨的社群部隊、成為攻擊證人與輿論操作的工具，他們的道德正當性已破產，如今，小草壓迫異議、不容批評，不再為真相奔走，而是為偶像護航，這樣的群體，不但不再清白，甚至成為破壞司法程序的幫兇。 不是檢察官害了柯文哲，也不是執政黨政治追殺，真正讓柯被延押的，是那些自以為在維護正義、實則干擾審判的人，是那位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實則幫被告掩蓋真相的黃國昌；當政治變成「帶風向、攻擊證人、情緒勒索司法」的操作，當改革者變成打手、清流變成鬥犬，柯文哲不只是面對法律審判，更是面對曾經追隨者的共同墮落。

社會出現兩起令人憂心的事件——台中有悍婦當庭毆打律師和小草在網路公開威脅檢察官「命債命還」，這些極端舉動不僅衝擊法律秩序，更暴露出社會一股不容忽視的趨勢：對司法體系的極端不信任，正演變為公開挑釁與情緒報復。 不可否認，司法改革仍有路要走，民眾對制度的質疑也有其背景，但當「仇視司法」變成政治工具，問題的根源就不單純了；這幾年，以黃國昌為代表的政治人物，頻繁以情緒化語言攻擊司法體系，將執政黨未審之案公開定罪，將藍白案件不合乎他預期的判決解讀為「護航」，不斷質疑檢察官的中立性、法官的良知，卻少有對法律程序和證據的尊重。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憤怒」被合理化，「司法無用」被廣為接受，於是便有了像小草這樣的言論：指控檢察官害柯文哲坐牢，扭曲彭振聲妻死悲劇為要求檢察官「命債命還」，這種以情緒代替法律、以威脅代替訴訟的言語暴力，絕非言論自由的範疇，而是對法治的踐踏。悍婦打律師也是對整個法庭秩序的公然挑戰，若一方不滿判決即可訴諸暴力，法庭又如何保障任何一方的權利？法律若淪為拳頭與網路聲浪之下的擺設，最終受害的將不是制度，而是所有需要司法庇護的公民，民主社會的自由，建立在法治之上，雖是老生常談，但制度可以批評，不容摧毀，司法非是完美無瑕，但司法若無從被信任，社會將進入人人自危的「私刑正義」年代。 黃國昌們可責的是，他們不僅放大制度的缺陷，還不斷否定制度本身，長期以來，他們以「為民請命」之名，行「削弱信任」之實，讓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改革議題，變成情緒化的政治鬥爭，其實黃國昌們的質疑不是監督而是破壞、不是改革而是煽動，守護司法的獨立與尊嚴，不是為了特權者，而是為了每一個將來需要法律保護的你我，台灣不能也不該在民粹與情緒中失去對正義的期待，社會需要的不是「法庭直播」，而是黃國昌們的自制守住制度、尊重程序，才是真正的進步與自由。

儘管我國已推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多年，事實卻證明家暴令（保護令）制度效力仍舊不足以真正保護受害者的生命與尊嚴，最近一則一名遭丈夫長期家暴的女子在申請到緊急保護令後、在住家附近遭施暴者持刀襲擊的新聞即可印證，更可怕的是這是台灣社會多年來不斷重演的悲劇、而非突發個案，根據司法院資料，每年核發的保護令數量超過萬件，但違反保護令的案件也節節升高，真正落實者卻也寥寥可數。現行制度中，保護令分為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看似分層保障、靈活應對，但實際操作卻陷入「程序複雜、執行鬆散、反應遲緩」的困境。施暴者常能無視禁令、持續騷擾或跟蹤受害者，而警方與法院往往「事後處理」，無法事前預防危害的發生，這樣的制度，只讓保護令成為一張紙，擋不了拳頭，更擋不了刀子。進一步探究為何制度仍不足？主要歸於三個原因：（1）警政資源不足與訓練不夠：基層員警對於家暴案件的敏感度與專業處理能力不一，面對受害者報警常流於「勸和」或「做筆錄了事」，錯失危機預警的黃金時間。（2）缺乏實質監控機制：違反保護令雖屬犯罪，但現實中施暴者多數行蹤難以掌握，受害者仍處於危險環境，電子監控裝置或人身安全計畫推動不足。（3）保護令核發仍有時間落差：即使緊急保護令程序已簡化，從通報、報案、申請到核發，仍需耗時數小時至數日，而危險往往就是「一瞬間」。政府與立法機關必須立刻啟動對家暴保護制度的改革，從三個層面著手：（1）強化即時保護力：應推動「高風險家暴名單」制度，對有情節嚴重施暴前科者加裝定位手環或設立禁入距離警報系統，若違反應立即逮捕。（2）提升警政與司法反應效率：建立跨部門緊急聯繫平台，將社工、警察、法院及醫療體系整合為即時防暴小組。（3）推動保護令數位化與自動通報機制：結合科技設計，例如受害人手機安裝「一鍵報警 + 自動定位」功能，並同步通知派出所與安全網人員。保護令不該只是法院程序的象徵，而應該是讓受害者真正在生活中「感到安全」的保障工具。對家暴的容忍，是對社會底線的放棄，我們應該用制度、科技與人性支持，築起一個讓受害者有勇氣走出來，也走得安全的社會，我們不能再等下一個受害者倒下，才集體哀悼、反思，救援要即刻啟動，讓保護令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真正保護生命的防線。

在台灣網路政治中，「小草」支持者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興力量，近日小草版主公布檢察官照片、也有小草繼續加工威脅字樣，挑戰法律的底線令人駭俗！他們以支持柯文哲與民眾黨為核心，擁有高度動員力與社群活躍度，卻也頻頻因言論失控、邏輯混亂而引發爭議，這群體的崛起，反映出台灣年輕世代對政治的新參與模式，也揭露網路政治的扭曲與危機。 小草最大的特徵，是強烈的政治信仰傾向。他們將柯文哲視為體制外的清流代言人，進而產生近似偶像崇拜的支持方式，這種非理性的忠誠，使他們即使面對柯的政策矛盾或失言，也傾向護航與合理化，削弱了理性討論的可能性，在組織面，小草並非完全無序。從LINE群、TikTok宣傳到地方活動，他們運作明顯具備策略性與結構性，表面上看似去中心化、草根化，實則常被質疑存在網軍、反串與話術操控，這讓「聲量」與「民意」難以劃上等號，甚至出現製造虛假共識的危機。 更令人憂心的是，小草群體對資訊的識讀能力普遍薄弱，他們對主流媒體高度不信任，對於檢方提出的證據嗤之以鼻，甚至對事實視而不見，卻頻繁轉傳來源不明或剪接誤導的影片與圖卡，在網路空間成為錯假訊息的放大器，如遇不同立場的言論，不是試圖解釋說理等論述，而是直接以反駁、謾罵，拿B說A等方式來帶過，反而加劇政治對立與仇恨感。 小草現象證明，值得肯定的是，台灣年輕人並非對政治冷感，而是對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熱情尚存，但若這份熱情缺乏事實基礎與自我檢驗，只會走向情緒化、同溫化、甚至非理性的迷信政治！真正的公民參與，應該是質疑、討論與包容的完整過程，而非一味贊聲與攻擊異己，民主的成敗，不取決於誰聲量大，而在於人民能否守住理性與對話的空間。

以團結為基石：賴清德「國家團結十講」的戰略深意與實踐路徑 2024年上任後，賴清德總統逐步提出「國家團結十講」，這不是單一政見的羅列，而是一項深具系統性的國家重建工程。在這十講中，目前講了國家、團結、憲政、國防四部分，但已可看出他以歷史與現實交錯為架構，鋪陳出一條從認同整合、國家安全、經濟創新到國際定位的完整治理思路。 一、從分裂走向共識：「認同治理」的新政治語言 過去台灣內部長期受制於認同的二元對立：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名稱爭議、統獨的意識形態對抗，使得國家難以在重大政策上形成穩定共識，更給中國有滲透的機會。賴清德試圖透過「中華民國台灣」這一概念，把歷史傳承與現代主體性結合起來，既不否定中華民國的歷史記憶，也肯認台灣現實存在的民主成果。這種語言的轉化，不只是修辭策略，更是一種「認同治理」的技術。他以務實的共識語言包裹政治分歧，使社會各方得以找到共同立足點，這為政策施行鋪平了更寬廣的路徑。相較於過往政黨以動員為本的兩極對立策略，這種做法更具成熟與耐久性。 二、以安全為前提：民主制度的韌性建設 賴清德在多次談話中強調，「和平不是屈服，而是靠實力來維護」。這句話並非戰略口號，而是回應當前區域局勢與內部制度風險的雙重壓力。面對中國外部軍事威脅與滲透操作，他提出的策略並非僅仰賴軍事擴張，而是從制度、法治、社會心理三方面同步強化國家防線。這包括建立全民防衛體系、強化資安與認知戰應對、清理統戰滲透勢力，並同時提出改革軍事審判制度與國安機構的現代化。這種「整體式國安觀」不僅是對傳統國防的擴展，也是一種強化民主韌性的治理戰略。安全與民主在這裡不再是二選一，而是一體兩面。 三、建立「可對話的自主性」：一種務實的外交定位 賴清德雖然堅定捍衛台灣主權，但他的外交語言並未劍拔弩張。相反地，他提出的是一種可以與民主世界互信合作、也保留與中國「對話可能性」的彈性戰略。他強調的是「和平不是妥協，而是建立在互不否認的現實上」，顯示出對兩岸關係極高的現實理解力。這種「可對話的自主性」外交路線，既避免盲目衝突，也不淪為被動迎合。在國際政經格局動盪的當下，台灣若要維持戰略空間與話語權，就必須採取既有原則、又有策略彈性的外交設計。賴清德的語言顯示出他對國際現實的精準掌握與應對成熟度。 總結來說，賴清德的「國家團結十講」，不只是語言的再包裝，而是一場跨層次、全方位的國家治理工程。他的主張不在於塑造一個不容質疑的強人形象，而是在於重新建構台灣在認同、安全、經濟與國際中的制度定位。這種團結，是一種兼顧現實與理想、兼容價值與效率的治理邏輯。在當前全球與區域風險升高的背景下，賴清德所提出的團結理念，既有戰略深度，也有政策可行性。正因如此，這一套論述與行動綱領，應該被理解為當前台灣最具前瞻性的政治藍圖，也值得社會各界理性支持與持續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