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印象中的伊朗,是一個宗教保守、女性必須戴頭巾、政府由神職人員掌控的國家。但如果把時間倒退五十年,那時的伊朗卻曾是中東最西化的國家之一。德黑蘭街頭流行迷你裙、西式音樂,女性可以自由上學與工作,國家經濟靠石油發展,甚至被譽為「中東的明日之星」。這是巴勒維王朝時代的伊朗。

然而,這樣一個看似現代化的國家,最終竟被人民革命推翻,迎來今天的神權體制。為什麼會這樣?關鍵在於,這些改革並沒有建立在人民的參與與文化共識上,而是由上而下的設計,忽略了社會的承受力與多元性。

巴勒維父子統治伊朗五十餘年,大力推動現代化,包括禁止宗教法庭、強制女性脫去頭巾、推動土地改革與石油國有化等。這些改革在外國人眼中看似進步,但對伊朗人民而言,卻是充滿壓迫感的變革。許多人並未準備好接受如此快速的改變,特別是保守宗教社群,更感到自身文化被羞辱與排擠。

此外,石油帶來的繁榮並未平均分配,大筆財富集中於王室與軍方菁英,普通民眾仍面對高物價、貧富差距與失業問題。最致命的是,政府成立祕密警察SAVAK,全面監控社會、壓制異議與審查新聞,使得人民完全無法發聲。

當改革變成菁英主導、民眾被邊緣化,社會的不滿與文化焦慮便逐漸累積,最終在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人民推翻了國王,卻迎來了政教合一的新專制。女性自由受限、思想被管控、反對聲音再度遭打壓。伊朗只是從一個專制體制,換到另一種極端形式。

但歷史沒有終點。今日的伊朗年輕人,正用網路、詩歌、音樂與抗爭,尋找屬於自己的現代性。他們不再單純反對西方,也不盲目信仰宗教,而是尋求真正的自由與尊嚴。他們明白,進步不能只是政府設計的工程,而應是人民共同走出來的道路。

這段歷史,對仍在改革中的台灣,是一面鏡子。司法、教育、能源或國防的改革,若只是菁英圈內討論、人民感受不到參與與認同,就可能落入伊朗當年的困境——看起來進步,實則疏離,甚至激起反撲。改革不能只是漂亮的政策包裝,而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與文化共鳴。

進步,不該是犧牲的代價,而應是人民自己的選擇。
文/蕭錫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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