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為了保障兩岸同性伴侶結婚權利，陸委會日前宣布，兩岸同性伴侶可比照現行兩岸異性在第三地結婚後，可在台灣戶政機關登記結婚。對此，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9月25日回應，強調結婚的主體是指符合條件的男女雙方，同性申請結婚登記不符合大陸法律規定。
不意外，因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基礎，來自共產革命文化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價值觀，現今中共統治的中國國家文化與意識形態基礎，它是「兩條腿」，一條腿是共產革命的道德文化，這是來自蘇聯，另外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這兩個都是排斥同性婚姻的。
然而，相戀是人類人性的問題，是一個要自主選擇跟誰在一起的人類主體性問題，隨著社會愈來愈開放，中國遲早要面對相關問題。且根據2019年調查，中國有7500萬人自認為是LGBT人口——約佔其總人口的5%。而LGBT團體一直致力於對一系列問題進行倡議活動，包括同性婚姻，這在中國一直未得到承認，但總有一天官方必須得面對此議題。
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已是世界上對LGBTI（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及雙性人）最友善的家之一，也獲得國際先進國家肯定，值得中國學習，故筆者在此文介紹支持LGBTI族群的教育理論—酷兒理論（queer theory）。
酷兒理論（queer theory）是一種在1980年代初期，於美國形成身帶文藝反思和文化批判色彩的文化理論。酷兒理論批判性地研究人類先天生理的性別決定系統、社會的性別角色和性傾向。酷兒理論認為性別認同和性傾向並不是「天然」的，而是通過社會和文化洗禮過程所建構形成的。
酷兒理論使用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論述分析和性別研究等理論途徑，來分析和解構性別認同、權力形式和一般世人習以為常的傳統規範。法國思想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酷兒論述開山理論家伊芙•科索夫斯基•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等是酷兒理論的重要論述的形成者，是先驅者也是支持者。而「酷兒研究」正是後是研究者把酷兒理論應用到各種學科之研究先驅。在解構主義與後結構、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下，酷兒理論正是擁有兩個不同於過往傳統的新理念：一在政治主張上，酷兒理論反對各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決定企圖去鬆動男性/女性與同性戀/異性戀的分界，開始質疑身份認同的原初性；其二是酷兒理論對於過去男女同志認同中各自存在的階級區別、種族等等分殊性與歧異性也更為關注。
所謂「酷兒」（Queer）係指社會上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泛指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反串、踰越的異性戀。（ transgressive heterosexualities ）以及跨越性別者（transgender）等相對於異性戀而言屬於較少數的族群，而跨越性別者則包括了變性者（transsexual），反串者（transvestite），反串秀者（drag），異服者（cross-dresser 例如女著男裝，未必反串）、交叉性者（intersexual，俗稱陰陽人）但是如果僅從列舉人種的方式來理解酷兒，可能因此背離了自我命名為「酷兒」的思維與情感，「酷兒」這名字隱藏酷兒們因受到異性戀霸權分類與架構而受到壓迫的意義。「酷兒」不是正常定義/正統的同性戀。「酷兒」（Queer）是不符合主流性規範、抗拒主流性道德、跨越性別的一般世人眼中的異類，「酷兒」拒絕被一般世人主流社會所同化馴化。
酷兒並不信任同性戀解放運動中一些和現代性密切相關的概念，同志解放運動在歐洲和美國，為性少數群體應有的生存空間而戰，而酷兒理論則主張在性空間中擁有更多的權利。它的目標是從根本上動搖所謂「正常」，「性別」（sexuality），以及「異性戀」「同性戀」這些傳統概念，因為這些概念人為的區分了所謂的不同群體，並作為工具壓迫與一夫一妻異性婚姻制度相異的性行為模式，酷兒理論運動企圖超越傳統同性戀固定角色和身分，也企圖超越舊有的性模式和性文化，酷兒是身體和性欲不符合主流的性別∕性的另類標準宣示，酷兒理論可以說是一種「後」同性戀解放的運動理論。
酷兒理論的開山學者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曾明確的指出，雖然酷兒主體處處皆是，異性戀主導(異性戀與同性戀.非異性戀等二元對立)的學校機構、輔導體系、警察單位卻不斷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迫害同性戀青少年，否認他∕她們的情慾。成人百般限制與看管、拒絕給青少年的──像是讀得懂的資訊、支援、尊重、鼓勵、保險套等等──正是青少年最需要的東西。而這樣全面封鎖並否定青少年的措施，終極的目的就是要青少年什麼都不知道，要酷兒青少年全面「歸回正道」的反諷宣示，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因美國青少年自殺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和性傾向受挫有直接關係。賽菊蔻因此嚴厲批判所有封鎖青少年的保護措施，特別是在其中看似同情關心、積極扮演「輔導」角色的精神醫學。
賽菊蔻明白表示同性戀人權運動不能自我設限於成年人而已。賽菊蔻更直接提出前車之鑑，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協會」決定從下一期《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III)病理學診斷中刪除「同性戀」此一項目，1980年DSM-III果然在病態項目中刪去同性戀，但是卻同時添加了「幼年期性別認同混亂」這個項目，這就是異性戀霸權的直白展現。換言之，成人贏得性傾向的選擇自由，所付上的代價卻是青少年同志被合理病理化。賽菊蔻因此嚴厲批判精神醫學不但使用各種專業術語為青少年定性，而且從個體幼年期開始就積極「防治」同性戀。賽菊蔻強調，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明晰的、而情欲充沛的肯定同性戀的存在，並且認識同性戀再生產自我的必要，才可能為青少年同性戀創造更友善支援的生活空間。
近年來台灣社會因性別工作者與同志社團的運動下，逐漸能夠容許酷兒理論成為一種公共所接受的論述。台灣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身體教育等課程，而認識同志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但現今台灣社會仍有對於同志教育有不十分理解的聲音，無法同理台灣同志的真實人生遭遇，這些可能是在理解同志教育前必須先察覺到的困境，同志教育不是需要社會先入為主的評斷，或去強加指導同志該如何去活，而最重要的是讓孩子們去學習思考，如何真正地理解同志教育。
最後，目前台灣這個民主國家的性別平等教育，可做為中國的行動典範，多參考台灣如何在性平教育文明成就受到國際肯定，勿耽溺在無意義讓中國文明發展倒退的「習思想」。
文.張天泰（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