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大數據分析」效益驅動的社會中，個人隱私權的保護與數據利用之間的平衡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議題。近期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義川在某公開政論節目中，提及關於手機監控的言論引發了一場關於人民隱私侵犯的熱烈討論，這不僅凸顯了台灣在數據管理與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的漏洞，也指向了需要迫切解決的監管缺失。

        台灣人權促進會也指出，王義川所提到的位置資料分析已經涉及個資目的外利用，這種行為違反了消費者的知情同意原則，並嚴重威脅到個人的隱私安全。事實上，位置數據能透露極為豐富的個人信息，包括政治傾向、宗教信仰、性傾向以及社交圈等，這些信息若未經個人同意而被擅自分析、共享或出售，將對個人自由和社會公正造成深遠的影響。

        台權會還揭露了一個更為普遍的問題，即台灣的電信資料在商業領域的廣泛應用，如房地產和數位廣告等行業的商圈分析與精準投放，這些活動雖然在商業操作中司空見慣，卻往往忽視了資料的合法、合理收集和使用的重要性。台權會強調，僅憑「去識別化」的名義將數據用於商業分析，而未充分告知數據主體且未取得其明確同意，是對隱私權的一種侵害。

         Covid 19疫情期間的萬華註記案例提供了對政府如何處理敏感位置數據的洞察，顯示出在危機管理中可能出現的隱私侵犯行為。政府與電信業者協作，未經人民同意就利用位置數據判定某些群體的健康風險，這種做法在緊急公共衛生響應中雖然可能被視為必要，卻同時也應當引發我們對隱私保護是否得到足夠重視的質疑。

        因此，改進資料主體的知情同意過程至關重要。目前的許多應用程式和服務在用戶註冊或使用時，往往透過複雜的服務條款和隱私政策來獲得用戶的同意，這些文件通常篇幅冗長、措辭晦澀，普通用戶難以理解。應以簡化這些文字，使用清晰、易懂的語言來說明資料如何被收集、使用和共享是必要的。同時，應強調“選擇同意”，即讓使用者有機會選擇是否同意某些非核心功能的資料收集和使用。

        加強對資料處理活動的透明度也是提升公眾信任的關鍵。這意味著企業和政府部門需要公開其資料處理的程序和政策，包括資料如何被收集、儲存、使用和傳輸。透明度的增加可以使資料主體更了解自己的資料如何被處理，並監督此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和倫理標準，政府主管機關部門需要強化對數據利用的法律和倫理框架，確保所有數據收集與處理活動都在明確且嚴格的監管之下進行。

        隨著大數據及數位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應用範圍的不斷擴大，台灣亟需建立一套全面的數據治理體系，不僅要防止資料濫用，更要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同時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確保不以侵犯隱私的代價換取技術進步。只有這樣，才能在保障個人隱私與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畢竟你我都不想生活在楚們的世界裡!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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