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任台灣總統賴清德已於5月20日宣誓就職，以「打造民主和平繁榮的台灣」為題，發表就職演說，整體呈現新政府團隊穩健、自信、負責及團結的基本態度，演說全文5295字由民主（Democracy）、和平（Peace）、繁榮（Prosperity）三概念建構，字字句句，描繪壯大台灣成為世界偉大民主國家的政治圖像，在藍白亂政損傷台灣國際聲譽後，重新鼓舞台灣人心，提升國家士氣，帶給人民一種希望的向前動力。
然而，賴清德未提及全面復興台灣「公共性知識份子」，乃為此次總統就職演說之遺珠，事實上，台灣「第五權」（fifth power）是靠公共性知識分子堅持行動做出來，並非從天上掉下來，台灣的大學為知識殿堂，探尋真理，沒有包袱，亦無所畏懼，被視為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之外的第五權。大學的學者入世用不同學術專業議政，關心台灣社會各大政策議題，示範帶領大學學生以非暴力方式關心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乃台灣「公共性知識份子」的行動表現。
而目前台灣社會對大學學者之職業面貌，仍有部分刻板印象是停在象牙塔，然而，大學學者的工作和使命，行動參與評論政治和社會各政策議題，是關心與助力台灣社會正向發展，並非虛榮作風高調，要出風頭或想當偉人。而大學學者用行動倡議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各大政策議題，帶動人人關心社會之風，會讓台灣社會發展更進步，成為國際民主先進國家。
《東方主義》作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被認為是全球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典範，其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描述西方人眼中對阿拉伯世界的扭曲，其留下的公共性知識份子典型。而薩伊德認為知識份子，尤其是「大學教授」，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是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他認為公共知識份子應具有批判角色，與為弱勢伸張正義的立場，但如同薩伊德在「知識分子再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一文中提到，大多學界教授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保守且有些排外。其中有不少人為了切身利益的維護，未能善盡為促進社會的正向改變而扮演的批判角色。另外，有部分知識份子囿於專業化與職業化，把自己定位為朝九晚五、不敢逾越公認的形象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往往對事沉默而沒有太多的聲音。因為大多數的改革一旦成為專業化就窄化了公共空間，排除一般人的討論機會，使得許多攸關老百姓權益的事務由專家，但當改革被專家所壟斷，甚至出現在涉及大眾切身利益時往往被犧牲。看到這些社會與教育現象。故薩伊德特別指出，大學教授應該以批判的超然意識去從事世俗的批評，勇於冒險，去公開參與各大政策議題辯論，因為知識份子的價值就是被大眾期望，能夠宣揚代表特定社會良心的看法、觀念與意識形態，並且希望公共性知識份子能在社會上產生一些正向的作用。
薩伊德曾形容，在他流亡的過程中，在廣泛無限流通的演講、撰書，冒著不確定的風險與結果，而不受限於由專家和職業人士所控制的內行人的學術空間（academic inner circle）。這樣的行動不受拘束反而更能支持其個人所選擇的觀念與理想，因為它們更符合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與原則。在公共知識份子的實現中，薩伊德選擇的是更廣泛的事務，因為能夠超越學術行業的規範，反而受到各行各業的獻身激勵，跨越自己原本狹隘的學術生涯。而在這過程中，更能有意無意為對公共事務的觀點，爭取更新、更多的聽眾，而這些觀點也是以往在大學的課堂中不曾呈現的內容。正因如此，關心台灣國家社會發展的「公共性知識份子」，更應當善於用通俗的，深入淺出的語言論述自己的思考，應當使自己的學術思考與當下的社會現實有關，更不是喜歡用晦澀的語言顯示自己的知識淵博。在此同時，大學學者需堅持自己的風格，專注於自己的創造性與批判性思考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依附於主流論述和大眾輿論、忠實自我、保持清醒，也是大學學者之所以能幫助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特性。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是「公共性知識份子」很好的行動示範，克魯曼在《泰晤士報》之前的研究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等殊榮。是二十七本書的作者，也是「新貿易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克魯曼自2000年以來一直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專欄作家。他行動了約二十多年，同時他也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的傑出教授，克魯曼因在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方面的成就，獲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克魯曼提及自己的政治評論和社會議題評論，涉及其學術專業「經濟學」，但他會權衡其他社會議題，例如社會科技、全球政治或各大政策。
而已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克魯曼，到現在仍每個禮拜堅持發表多篇政治和各大社會議題評論，用功勤奮程度甚至超越一周發一篇文的專欄作者。他沒有掉入絕對二元對立思考陷阱，例如積極參與政治評論、社會各大政策評論的大學學者，必然本末倒置、不務正業，或愛出風頭、不務實等錯誤觀點。事實層面，克魯曼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各大議題評論，但其在學術成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等級。從制度面來看，社會大眾也需關注台灣高教政策，在大學教師升等評鑑制度修訂議題，再次修正升等制度，鼓勵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各大議題評論的學者，創建一個鼓勵大學學者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制度與文化，讓公共性知識份子們發現台灣社會中的問題，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批判性意見，推動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與理念，直接幫助台灣這個民主國家發展。
目前大學教師評鑑制度，仍過度重視單向度發表特定的「高級期刊」、「集點數」的制度陷阱。因「高級期刊」和「低級期刊」背後是「絕對二元對立思考」的負向影響，更深度的看此議題的根本問題，當學術期刊被分類為高級期刊和低級期刊時，此時就陷入絕對二元對立的階級陷阱。因原先學者發表論文的目的是分享其研究的學術知識，重要的是發表出去，引進國際先進的學術風氣及累積的研究成果，將國內的學術信息傳到國際上去，並且鼓勵國內的年輕學者們，透過學術期刊的投稿活動進行專業交流和對話分享，而不是發表到特定的期刊才有價值。如此操作下去，只會弱化大學學者的多元創造力和可能性。
再來，高級期刊和低級期刊分類背後，是規定學者要把研究論文發表於特定的高級期刊，來作為大學教授升等或加薪依據。文章沒有登上述高級期刊，就代表不是好的、被貶低、甚至被短視近利、沒有長遠格局的貼其沒有價值等負向標籤。牛津大學教授Peter J. Ratcliffe在得到諾貝爾獎前，曾被《Nature》等被定義為高級期刊所拒絕，那可以因其論文沒有刊登上特定期刊，就貼沒有價值的負向標籤嗎？
另外，學者有對社會問題提出批判的功能和責任。但現在學者因為規定，日以繼夜地追求刊登上所謂小眾的高級期刊，但這些期刊讀者群較小，不見得有社會影響力，有時不如在公共性媒體上，寫一篇讓民眾都看得懂的議題文章。
總言之，新總統賴清德應鼓勵支持台灣全面復興「公共性知識份子」！透過台灣公共性知識份子的實質行動貢獻，讓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越來越好，成為世界真正的民主文明先進國家，共同助力台灣成為世界偉大民主國家的政治圖像！
文.張天泰 (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