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王事件以及溫家寶“兩會”記者會上嚴詞暗批“重慶模式”和再次高調呼喚政治改革，激起了中國左、右兩派爭論的新高潮，許多觀察家的思路也被裹挾進去，在左、右之爭的話語裡分析中國的政治現狀，一時間，左、右之爭似乎成了中國的主要政治矛盾，而左派和右派也似乎進入了你死我活的決戰狀態。
這是對中國政治現狀之本質的嚴重誤讀，目前中國政治問題的實質，不是左、右之爭，而是要與不要左、右之爭的憲政前提之爭，而在這個憲政前提問題上，中國民間的左派和右派應同屬一派，都應該是憲政民主派。
為了避免概念混亂，我們必須厘清什麼是左派、右派以及什麼是中國的民間左派和民間右派。左派和右派的稱呼起 源於法國大革命，在當時的各種立法會議尤其是1791年的法國制憲會議上，溫和的保王黨人都坐在議場的右邊，而激進的革命黨人都坐在左邊，因而就產生了“左派”和“右派”的稱呼。在以後的世界歷史中，這兩個稱謂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裡被廣泛使用，含義發生了各種各樣的演變，一般來講，左是指在特定環境下的激進，而右是指特定環境下的保守。
雖然這兩個詞沒有準確的定義，但是隨著歷史的沿革和沉澱，其含義大致還是可以把握的。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左、右的概念首先是對經濟制度不同看法的分野。左的思想的產生是對原始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動。簡單的講，原始資本主義制度是以保護私有財產、放任自由的市場競爭為核心的，這樣的經濟制度雖然充分調動了人們追求利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維持了經濟運作的高效率，使得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同時，它輕視了資本貪婪擴張帶來的嚴重社會不公的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試圖修正原始資本主義這一偏失的思潮應運而生，由於它相對於當時原始資本主義的現實的激進性，而被冠以“左派”的稱號。
在當今的民主國家，包括新興民主國家，一個左派的政黨和一個右派的政黨合法競爭平衡各階層的利益，已幾乎成為定式。說了這麼多，左派和右派這兩個被廣泛使用的對立名詞在目前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話語中，比較通行 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就其經典意義來講，左派注重社會公正，主張增加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通過政府高稅收、建立公共項目和轉移支付，完成財富再分配，節制資本（的惡），保障被強勢資本擠壓的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右派則認為過分強調社會公正會影響打擊資本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最終致使經濟大餅微縮，大家都受害，因此他們強調私人財產的神聖性，主張充分的自由市場競爭，限制政府權力，減少社會福利和保障。有些人簡單地把左派視為代表窮人利益的，而右派是代表富人利益的，雖然不十分準確，但是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方便了普通人的理解和敘述。
有心人可能會發現，上面對左派和右派的定義並未涉及民主、共和、三權分立、多黨競爭、代議制以及生命權、財產權、信仰、言論、結社等基本自由的保障等憲政概念，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對憲政民主和基本人權的保障的認同不是左派議題也不是右派的議題，而是兩派的共同認同，民主是他們政爭的憲政前提，只有在憲政民主的平臺下，左、右的公平競爭才成為可能，不然，不是左翼專制就是右翼專制或者混合專制（像現在的中國），在專制之下，或者一派對一派進行血腥傾軋，或者專制集團對兩派都鉗制打壓，到頭來專制集團只代表專制集團的利益，左、右兩派的最初理想都會走向反面。由此可見，真正可以合理實現的左、右之爭是憲政民主下的政策之爭，左、右之爭不是憲政前議題，也不是憲政議題本身，而是憲政後議題。目前中 國的所謂左、右之爭就是在這裡發生了扭曲。
在冷戰時期，中國的左、右之爭基本是和共產主義專制陣營與民主自由陣營之爭相一致的，中國的右派（不專指1957年的右派）是以對毛式極左極權統治的政治現實的反動而標立的，他們在政治領域裡以人道主義、民主、自由、人權等概念反對毛式極權的嚴酷無情的政治高壓，在經濟領域以經濟自主權、私有財產、自由市場等概念為反對毛式全權計劃經濟模式。可以這麽說，在當時毛式極左極權專制的令人窒息的現實中，你只要在思想上或行動上試圖有所突破，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試圖擴大或爭取哪怕一丁點自由，哪怕你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對抗當時的現實，你在人們意識中就成了右派，而鄧小平就是這樣成為人們意識中的右派的。
鄧小平主導的改革，對毛式全權計劃經濟有重大突破，在經領域裡注入了個人的自由空間，而這一切都是以保住共產黨的江山為前提條件的，而且鄧式改革首先把經濟自由和市場通行證賦予了“自己人”，在權力不被人民限制、人民無法置喙的情況下，將名義上屬於全體人民的國有財產和生產資料，在改革的名義下化為權貴們的私產，開始了比原始資本主義更殘酷數倍的一黨專制政治體制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各級官僚的腐敗，權貴對民眾的經濟掠奪，在以“四個堅持”為政治根本的強大維穩體制的保護下，越演越烈，貧富差距“超英趕美”，原有的少的可憐的社會主義的福利機制又幾乎被抽的精光，中國模式下的社會不公問題強烈地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人們關懷這種政治經濟現實中的弱勢群體，要求社會公正，是 天經地義的，這自然是左派的經典議題。但是，由於沒有正常政爭的憲政平臺，連言論、結社、示威遊行等基本自由都沒有，像其他所有挑戰政治現實的聲音和行動一樣，代表弱勢民眾經濟利益的經典左派的訴求遭到強大維穩體制的鉗制和打壓。於是，一些左派在鄧小平主義的“四個堅持”裡找到了掩護，“紅色”（毛澤東的符號）是中共的本色，為了自己的正統性，中共現政權無法祛“紅”，必須給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人一定的言論空間，一些左派就選擇了在毛澤東的大旗下，談論社會公正問題，夾帶著對現政權所採取的政治經濟路線進行批評和挑戰。這樣特定的中國現實，使得“六四”後在中國興起的左派從一開始就染上了“猩紅熱”。
如果說，一些左派以毛左的面目出現是為了尋找保護傘而不得為之 的話，另外一些左派啟靈於毛澤東可是真的，他們相信回歸毛式極左極權專制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的根本途徑。他們把中共現政權看成是右派政權，把在市場上不受限制的權貴資本家看成右派，把民間富人看成右派，把追求以保障每個人的參政自由（包括他們的參政自由）、保障基本人權（包括他們的基本權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的人也看成是與上列右派一派的右派，真是一筆爛糊塗賬。薄熙來在重慶高調“唱紅打黑”，讓他們又一次看到了“東方紅”，他們用重慶模式對抗中國模式，又是一筆爛糊塗賬。
我們要問，薄熙來握有中國模式的共產黨市委書記的專制強權主持唱紅打黑，真的在重慶解決了社會公正問題了嗎？就算薄熙來真的是青天，也總會有一些民眾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而感到不滿意吧，假 如一些民眾公開遊行示威抗議薄書記的某一政策，薄書記會怎麼做？重慶為什麼沒有自由工會？重慶的工人為什麼沒有罷工權？（這可是百分之一百的左派議題），是因為有了薄救星工人的利益都得到保障而工人們覺得沒有必要成立自由工會放棄罷工權，還是他們壓根就沒有這些權利？薄熙來打黑為什麼只打異己資本家？薄熙來從政以來保護了多少非法資本家（有一些已經在薄失勢後被抓）？他的家庭算不算中國模式下的權貴資本家？
我們可以繼續追問下去。因為毛左把重慶模式看做回歸毛式共產主義的樣板，那麼我還要問，毛統治時期，無產階級連自己給毛政權納了多少稅都不知道，可能存在社會公正嗎？那時也沒有自由工會，工人也沒有罷工權，是因為他們的權益毛領袖都照料到了呢，還是因為別的？ 我見過偏重富人利益的右翼專制，見過民主福利國，但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長期為窮人謀福利的專制政府，包括所謂的左翼專制。如此，為了社會大眾的利益而啟靈于重慶模式無異於緣木求魚。
鄧小平主義的現政權不是左派政權，因為它“低人權，負福利”（秦暉語），在一黨專政的維穩體制的保護下，權貴對民眾的利益巧取豪奪，中國目前的貧富懸殊不是市場造成的而是官府造成的。中國的現政權也不是右派政權，因為它用政府強力干預市場，造成無法治的權貴自由市場，隨意踐踏私有財產權，平民（非權貴）富人祈求它長期保護利益也是緣木求魚。鄧小平主義的現政權是無底線實用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專制政權，這就是中國模式，重慶模式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重慶模式是中國模式的一部分。
鄧小平主義的專制政權是中國的民間左派和民間右派需要共同面對的政治現實，我用民間左派來區別於染了“猩紅熱”的左派，用民間右派以區別于權貴資本家。除了沒有進行合理和平政爭的憲政民主的平臺外，中國民間左派和民間右派的訴求和現存民主國家中的左派和右派的訴求沒有什麼兩樣，一邊代表弱勢群體，要求社會公正，一邊注重效率，要求市場自由，他們各自的主張都不應該成為“憲政議題”，他們有著共同的超越他們各自政策主張的憲政訴求，那就是建立他們的各自政策主張可以合理進入政治過程的憲政平臺。各派的主張只有在憲政民主的平臺下才能循序正常管道進入政治過程，才能達到各階層利益的平衡，實現社會共同富裕與公平正義。在目前的政治現實裡，中國的民間左派和民間右派不僅沒 有政爭的必要甚至連政爭的可能性都沒有，何來你死我活的決戰？爭人權，開展公民運動，建立憲政民主是民間左右兩派的共同事業，因此他們應該同屬一派，都應該是憲政民主派。
（2012年3月24日）
（轉自美國之音楊建利博客）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