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來，我就扛」，這是時中部長參選台北、最慷慨激昂的發言。
但其實，扛起責任，本就該是政務官應有的風骨，進一步深究，一肩擔起的責任為何，決定著政務官高下立判的格局。
經由票選而來的領導者，或許有著統御的魅力，但畢竟不是全才，在各個專業的領域中，就必須仰賴政務官的專業智識，協助長官將政策導引至正確的方向。總是政策從發想至產出的過程中，不時會遭受到來自於黨、政、商、以及公民社會的各方角力，倘若未能依循著｢專業｣軌跡推動，極其容易的就會出現悖離共善的「河蟹」結果，使政策變得窒礙難行。
於是乎，當既定政策遭受到挑戰、甚或考量存廢的抉擇當口，政務官能否秉持著專業良知，堅持站在自己認為是對的立場，縱然面臨掛冠求去的窘境，亦在所不惜，就是有否扛起責任氣慨的觀察重點。
細數蔡政府執政下來去的政務官，其實不乏存在著如是｢扛責｣的政務官：諸如勞動部次長廖蕙芳，因著勞基法（一例一休）二修的路線分歧，選擇自請辭職；又或是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因不滿三接環評存在程序瑕疵，堅持自我理念求去，皆是政務官扛責的具體表徵。
至於時中部長，醫學公衛專才無庸置疑，能當到部長的，都不會是等閒之輩。但檢視近三年來的防疫過程，是否真的都秉持著專業行事呢？有沒有因著來自於黨及高層的壓力，頻頻妥協其醫學專業判斷，讓政策泛政治化處理呢？對此，我不下定論，畢竟防疫是國人共同走過的經驗，相信自有公評。
綜言之，「責任」有兩種： 一種是「政務官」，責任在於秉持專業判斷，將政策導引至正確的方向；一種是「候選人」，責任當然是肩負著黨的使命，在選戰中搶下灘頭堡。
未知時中部長所謂的「責任」，是哪一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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