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教育責任,不能只留在教室裡
最近《鐵拳教育》爆紅。有人談校園暴力,有人談教師權威。但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許不是拳頭,而是現場。許多人期待的教育畫面是:老師蹲下身來,耐心傾聽犯錯學生的想法,溫聲引導他理解自己的問題,學生低頭道歉,事情圓滿落幕。然而,如果把鏡頭拉遠,教室後方有人正在打鬧,有人在交頭接耳,有人離開座位,還有二十多名學生等著上課。這才是許多教師每天面對的真實現場。在這樣的環境裡,教師面對的從來不只是一名學生,而是一整個班級。維持秩序需要時間,處理衝突需要時間,安撫情緒需要時間,完成教學進度同樣需要時間。制度要求教師完成教學進度,社會則期待教師照顧每一個孩子,兩種期待同時存在,也同時落在同一個人身上。過去數十年來,體罰、羞辱式管教等方式逐步被限縮。這並非壞事,而是教育進步的一部分。然而問題在於,當舊的管教工具被拿掉之後,新的支持系統是否已經建立完成?事實上,教育現場並非毫無準備。無論是親師溝通、個案會議或個別化教育計畫(IEP),背後都有同樣的理念:當孩子出現問題時,不再只是老師單獨處理,而是由家庭與學校共同面對。畢竟孩子在學校的時間再長,一天也不過八小時。學習習慣、情緒管理、人際互動與生活規範的養成,更多時候是在家庭與學校共同作用下逐漸形成。如果期待學校獨自解決所有問題,恐怕一開始就高估了教育的能力,也低估了家庭的重要性。然而,合作機制的前提是合作。實務上,主要照顧者未到場、由不熟悉孩子狀況的親屬代為出席,甚至會議結束後缺乏後續配合的情況並不少見。當教育改革逐步將答案從管教轉向合作時,如何讓家庭真正參與其中,也成了同樣重要的課題。《鐵拳教育》裡,人們期待一股強大的力量恢復秩序;現實世界裡,教育從來不是靠某個人獨自完成的工作。當我們不斷要求學校承擔更多責任時,或許也該思考,如何讓家庭真正站上同一條跑道,一起把教育這段路走完。畢竟,教育責任若只留在教室裡,最後失衡的,不只是學校,而是整個社會。
留言0喜歡投書防弊與AI的軍備競賽
台大日前查獲一名參加醫牙學系申請入學二階筆試的考生,配戴AI眼鏡應試,校方認定違規後,該科以零分計算。據校方表示,該設備具備拍照、掃描題目與顯示答案等功能,案件也已通報教育部與大考中心,引發外界對AI作弊的討論。根據校方說明,監考人員是在檢查時發現眼鏡異常發熱。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次抓到作弊的不是SOP,而是晶片運作產生的熱量。對於有「晶片之島」之稱的台灣來說,這樣的開場倒也有幾分黑色幽默。依據目前公開資料,台灣面對AI作弊的因應方式,仍以監考人員觀察異常行為、檢查可疑設備、認定違規後予以處分為主。台大通報教育部與大考中心後,目前討論的方向也以建立AI眼鏡相關SOP為主。根據公開資料,目前中國部分大型考試採取訊號阻斷、無線電監測等技術手段;而台灣與多數國家則因飛安、行駛安全、救護通訊及其他公共安全因素,避免使用類似設備,仍以監考、設備管制與違規處分為主要做法。不論採取哪一種模式,本質上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如何阻止考生把人工智慧帶進考場。今天是AI眼鏡,明天可能是智慧耳機,後天可能是更隱蔽的穿戴裝置。於是考場開始增加設備檢查、加強監考、提升偵測能力,作弊工具也持續進化。如果一路追求百分之百防弊,恐怕只能朝考場打一發電磁脈衝武器了。當然,沒有人會真的這麼做。但這也說明了一件事:防弊措施可以不斷升級,卻很難保證永遠跑在技術前面。如果這場競賽沒有終點,那麼除了思考如何防弊之外,也許我們該重新思考考試本身。我在學校修熱力學時,考試採開書方式進行,也允許攜帶計算機。即使把課本翻到正確頁數,也不代表能把題目做出來。因為這門課真正困難的地方,從來不是能不能找到答案,而是能不能理解問題、選擇方法,並將知識運用在新的情境之中。然而,當年的計算機做不到的事情,如今AI已經開始做得到了。當學校投入越來越多資源防堵AI作弊時,也許另一個問題正逐漸浮現:如果工具已經能完成越來越多認知工作,那麼未來的考試究竟該評量什麼?又有哪些能力,是工具無法取代的?
留言0喜歡投書教育現場:當專業開始害怕輿論
一名學生被老師帶離衝突現場。一名重度腦性麻痺學生被固定在椅子上。在教育現場,這些可能只是專業判斷;在不了解前因後果的人眼中,卻可能成為爭議的開始。當學生衝突發生時,老師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做出決定。先將其中一名學生帶離現場,可能是為了避免衝突升高。重度腦麻學生因無法穩定坐姿而使用固定措施,也可能是在避免跌落受傷。對老師來說,這些都是風險管理;但對不熟悉教育現場的人而言,卻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解讀。教育本來就應該接受監督,家長也有權關心孩子在學校受到什麼樣的對待。然而,教育現場許多專業判斷,往往無法只靠片段資訊就完全理解。當專業判斷與一般人的直覺產生落差時,家長的疑慮往往就從這裡開始。申訴制度本身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當事件進入申訴、調查或教評程序時,相關人員面對的往往不只是案件本身。一張照片、一段影片,甚至一句轉述,都可能在事實尚未釐清前先形成社會印象。而當所有人都知道案件已經上了新聞,討論的往往不只是事情對不對,還包括事情會不會繼續燒下去。輿論的壓力不會停留在網路上,也會一路影響教育現場的每一個環節。久而久之,教育現場開始出現另一種變化。老師面對的不再只是專業判斷是否正確的問題,而是專業判斷是否足夠安全的問題。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專業正確並不代表不會遭到質疑;依照專業處理,也不代表不會面對申訴與輿論壓力。於是,老師思考的不再只是什麼做法對學生最好,而是什麼做法最不容易引發爭議。與其冒著風險主動介入,不如少做一點;與其採取可能引發誤解的處置,不如選擇最安全的做法。社會當然有權監督專業,專業判斷也不應免於檢驗。但監督的前提應該是理解專業,批評的基礎也應該是完整事實。如果每一次爭議都先由輿論定罪,再等待制度善後,那麼教育現場學會的往往不是更好的教育方法,而是更安全的自保方式。而當「不要出事」逐漸取代「幫助學生」成為第一線工作的首要原則時,教育現場最先失去的,往往不是制度,而是那些原本願意伸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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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台鐵資深車長日前被發現列在酒駕累犯名單中,2022至2024年間涉及兩起酒駕案件。另一邊,高雄岡山日前發生死亡事故,一名男子涉嫌使用依托咪酯後駕車,闖紅燈撞上機車騎士,造成對方死亡。一個是酒駕,一個是毒駕。看起來是兩種新聞,背後卻可能是同一個問題。酒駕和毒駕,往往不是開車前腦門一拍做出的決定。一個人不會在發動引擎的瞬間突然變成酒癮患者,也不會在坐上駕駛座的那一刻才第一次接觸毒品。當我們看見酒駕或毒駕新聞時,看見的通常不是問題的開始,而是問題累積許久之後的結果。《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將酒精使用障礙,以及鴉片類、興奮劑等使用障礙,都放在「物質相關及成癮障礙」的架構中。醫學上關心的不是物質是否合法,而是使用者是否已經失去控制能力。台灣其實已經開始往這個方向走。現行制度對部分涉及毒品的駕駛人在重新考照、換照等情形,已要求完成毒品戒癮治療或毒品危害講習。問題是,如果毒駕背後的物質使用問題需要介入,那麼反覆酒駕背後的酒精使用障礙,為什麼不需要用相同的邏輯處理?酒駕與毒駕當然都要處罰。罰鍰、吊照與刑責有其必要,因為駕駛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置於風險之中。但對一再酒駕、毒駕的人而言,只處理違法行為,未必能處理造成違法行為反覆出現的原因。研究顯示,這並不是沒有辦法處理。Belenko等人整理司法體系中的物質使用障礙治療研究,指出司法監督結合戒癮治療能降低毒品使用者的再犯風險;Osilla等人的研究也顯示,將酒癮治療納入酒駕處遇具有降低再犯風險的可能。兩種癮,在醫學上屬於同一個脈絡,戒癮治療也不是對違法者的寬容,而是降低公共風險的手段。既然醫學上知道問題是什麼,研究也顯示介入具有成效,司法就不該只等下一次再犯。對於酒駕與毒駕案件,特別是累犯者,強制成癮評估與戒癮處遇不該是選項,而應成為司法處分的一部分。
留言0喜歡投書當融合教育遇上高風險行為
融合教育缺的不是理念,而是有人負責處理問題。如今,這個問題以更殘酷的方式出現在教室裡。台中大里一所國中日前發生學生攻擊教師事件。一名特生在教師要求回到座位後,持折斷的掃把攻擊教師,造成嚴重眼部及顏面傷害。據媒體報導,這名學生在國小期間曾有攻擊同學紀錄。融合教育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現實:對安置在普通班的特生而言,日常接觸最多的往往不是特教老師,而是導師與各科教師。這些都是合格教師,但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本來就是不同的專業培育路徑。學生進入同一間教室,不代表兩套專業也變成同一套。從第一線經驗來看,幼兒特殊教育常直接面對生活常規、情緒行為、溝通與親師合作;進入國中小後,成績、作業與學習進度更容易被觀察,支援也容易往課業集中。但學生的情緒、行為與適應需求,不會因為升上小學而消失。問題於是回到那間教室。「回座位坐好」,對一般學生而言,只是一句普通的課堂指令。第一次不理會,老師再提醒一次,也是正常的班級經營。但如果面對的是過去曾有攻擊行為的學生,老師該如何拿捏界線?不知道過去的攻擊行為,老師無從判斷風險;即使知道,也不代表普通科教師因此具備處理高強度情緒行為的專業。基本特教知能,不等於高強度行為介入專業。不能因為學生具有某種障別,就預設他具有危險性;但已經發生的高風險行為,也不能因為害怕污名化而被忽略。真正需要辨識的不是障別,而是行為與風險。留下這類資訊,不是為了留下孩子的黑歷史,而是避免下一個老師用自己的安全去試錯。融合教育保障特生的受教權,但普通班裡還有其他學生,講台前也站著教師,他們同樣有安全的基本權利。上一篇問的是,融合之後,誰來處理問題。如今,當壓力已經變成人身風險,我們不能再只問如何融合,而必須面對更迫切的問題:下一個站在班級裡的老師,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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