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豐嘉

投書進化的民主：學運中的公民社會大傳承

這些年輕人，以干冒大不諱、令人震撼的方式，進行對政府的抵抗，卻又以華麗而壯觀的方式在統治者所在的總統府前，舉行了一場感人、平和而且具充份正當性的示威。這種對執政黨的震撼性教育，已經建立了反抗運動的新里程碑，這是進化的民主。 文/ 莊豐嘉 如果認不得中文，聽不懂北京話，330反服貿靜坐抗議活動，單看七點以後的畫面，數以萬計的手機瑩光配合樂團歌聲，輕輕搖擺閃爍，應該是一場完美的演唱會：演員歌手謝幕，主持人感性結尾，然後散場，觀眾起身離開。   這一幕會幾乎讓你忘了，才不到兩星期之間，這些學生已經創下台灣甚至國際上歷史的新紀錄：分別曾經占領政府最具重要指標的兩個機構，立法院和行政院；而且立法院的占領行動還在持續中。   這些年輕人，以干冒大不諱、令人震撼的方式，進行對政府的抵抗，卻又以華麗而壯觀的方式在統治者所在的總統府前，舉行了一場感人、平和而且具充份正當性的示威。這種對執政黨的震撼性教育，已經建立了反抗運動的新里程碑，這是進化的民主，而且是經典中的經典。   馬政府對於這樣的非暴力抗爭，完全不知所措，無以應對，多少源於馬政府完全不了解非暴力抗爭的真義，以致在角力中，明明擁有優勢資源，卻在角力中落敗。   當行政院下令警方對占領行政院群眾採取鎮壓式的驅離，便犯下了嚴重的判斷錯誤，注定站在失敗的一方。因為，對於既堅持鬥爭又維持非暴力紀律的團體實行鎮壓時，便會產生一種「政治柔術」的角力，施暴的一方將失去平衡而摔跤，因為他們暴力鋒芒所碰到的，既不是暴力抵抗，也不是投降。   在自己親手製造出強大的社會恐懼之後，面對宣稱號召十萬人的330靜坐，馬政府自然更是如臨大敵，嚴加戒備。結果是，不只十萬人，更來了超過五十萬人的群眾，溢滿了整個權力中樞所涵蓋的重要場域。用所謂「京師震動」來形容，亦不為過。更出乎他們意外的，這竟是一場嘉年華會式的理性和平活動，連垃圾都在散場後一起帶走，不留一點痕跡。   想像一下，一場演唱會式的嘉年華場景，以總統府為地理中心的其他各個權力機構，行政院、教育部和監察院等的門前和周遭，卻全都必須拉下鐵門、堆上拒馬和大批警力戒備；然後彷彿被嘲弄般的發現根本白忙一場。這是何等諷刺！   除了非暴力抗爭之外，資訊革命也是現代政府所難以理解的新挑戰。Google執行長施密特在所撰寫的「數位新時代」一書中指出，「在下一波抗爭運動中冒出頭的領導人，將是能號召追隨者，凝聚支援，善於運用數位行銷工具；更重要的是，他們敢於置身實體世界的險境。」   在這次的318學運或者稱為太陽花運動也好，學生領袖顯然具備了上述的能力。他們從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就培養累積了一群合作默契良好的工作夥伴，同時也透過公投盟的非暴力抗爭訓練，早就演練出一批國內罕見的和平青年軍。   善用資通技術，更讓這場戰役打得漂亮！透過平版電腦進行現場網路直播；向中華電信租來寬頻上網設備；經由網站募資平台集資在國內外刊登大幅廣告；向CNN的iReport公民新聞進行國際傳播；台大新聞所E論壇利用臉書社群，每天報導活動進度和提供資訊。這些網路傳播，都讓依賴傳統媒體掌控輿論的掌權者節節敗退，讓金溥聰的傳播理論功力也過時、生鏽。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學生反抗馬政府最大的後盾，還來自於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之傾力相助。因為這些公民組織是社會上權力的集合點，也唯有透過這些公民組織，人民才能夠真正的集體行動。   所以，不只是黑色島國青年組織，還有農村陣線、公投護台灣聯盟、地球公民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守護民主平台、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公民1985聯盟、g0v.tw 台灣零時政府、原住民青年團體、133憲法聯盟等等不同的組織，還包括北藝大等各個大學的學生投入文宣創作，幾乎台灣所有最重要的公民組織都動員起來了。源源不絕的創意和人力，讓318學運自始即非少數人的抗爭。   因此，太陽花學運，更是公民力量的一次大圓滿傳承。他們的前輩，野百合、野草莓學運的許多要角，都在這次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蔡培慧、吳介民、賴中強、黃國昌、鄭秀玲、李根政等專家學者，從各方提供法律、政治、社會、財經和媒體方面的知識見解，以及攻防策略，在和馬政府的攻防中，自願扮演智囊的角色，退居幕後，成就學生。這種公民知識力量的傳承，竟然在這一場學運抗爭中，順利完成灌頂，宛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情節。   從318攻占立法院到330的凱道靜坐，台灣的公民社會歷經了一場無預警的民主升級運動，唯掌權的馬政府各個大員們，猶然停留在父權心態下的體制運作，以為透過媒體的優勢，用擅於蠱惑的言詞能夠欺瞞大眾，博取同情。然而事實證明，公民智慧的集體創作，徹底揭開他們虛偽的面目，讓馬政府進退不得。從而我們也因此確認，在藍綠兩大黨之外，台灣公民社會已經做好了接班的準備，世代之行將交替，無庸置疑。   相關連結： 進化的民主：學運中的公民社會大傳承

投書從少年被虐殺事件看媒體的報導邏輯

少年疑因被母親認為吸毒而虐殺事件，只因有「邪教」的元素，讓媒體迄今報導不停；問題是到底要報導什麼，卻也看不出所以然來。更令人嘆息的是，媒體只為了搶收視率而報導，對事實究竟如何，卻缺乏邏輯分析和判別的能力。   媒體的邏輯是，日月明功是邪教，所以該為母親虐殺兒子負起責任，日月明功的負責人陳巧明也是兇手之一。然而，就算不是邪教的各宗教門派，照樣可能發生類似的悲劇，這和是否邪教，未必有必然的關係，而且如果有直接相關，也應該是陳巧明參與了動手教訓行列，或者涉及叫唆、包庇犯罪，或知情不報。   然而已經是半年前的案子，警方到底辦了什麼? 有沒有直接證據?現場早已毀壞，警方有沒有失職? 這些問題，在媒體報導中卻完全看不到。媒體報導此一駭人聽聞事件時，不是應該以追求事實為主嗎? 現在從媒體中看到的，卻是先把日月明功打成邪教，彷彿青年被殺的原因，就是因為母親信了邪教所致。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其他教徒沒有殺害他們的親人? 因為信仰殺人，固然可能是因素之一，但也可能不是，這都要憑證據而論。   從媒體上，如今都還沒看到任何的相關指證，而是憑著受害者父親的說法，便直接將人入罪；甚至當陳巧明否認知情時，媒體標題出現的是「陳巧明裝不知」。這種預設兇手的報導手法，難怪讓警方也只好看媒體辦案，竟在隔了半年之後，才將陳巧明列為被告。   日月明功是否為邪教，當然值得探討，但是她跟命案的關連性，該建立在怎樣的事實基礎上，媒體在報導時，本來就應該有所釐清，否則，看到影子就喊打，司法和媒體將不同事件混成一團的結果，我們對法治和社會現象的解讀能力，豈能不整個弱掉?   田蒙潔律師所寫的《法官說了算---缺席的證據與邏輯》一書，談的就是我們社會缺乏邏輯學訓練的教育結果，以致恐龍法官事件層出不窮。書中提到，台灣習慣性的邏輯謬誤，認為不是「有」，就是「無」，排除其他可能。她稱這為錯誤的二分法。但我們台灣媒體出現這種二分法的報導，卻比比皆是。   不僅司法界如此，媒體界同樣對邏輯概念付之闕如。殊不知，許多假設是錯誤的，許多命題缺乏被檢驗，以致媒體在報導事件時，本身就陷入一整個社會盲流的陷阱之中，從而製造更多的混亂。   田蒙潔在書中說，如果只有理由沒有證據，就會淪為空口說白話或呼口號；這對美國人而言，這樣的論述，毫無價值，等於廢文。   媒體報導雖非警方，但仍肩負重要的釐清事實責任，固然可以懷疑和推測，但這樣的推測也應該是基於事實的基礎所提出，否則，只是為了讓新聞元素充滿可讀性，提升收視率，這樣的媒體，就真的是亂源了。

投書浙江金秋之旅小懷想

尋找中國老靈魂 ----- 浙江金秋之旅小懷想一     距離上次到中國的時間，屈指一算，竟然已經超過12年之久。當年舉家和岳父到北京過中國年，嚐嚐不同於台灣的感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燕京啤酒一瓶才人民幣1元，涮羊肉更是盡量點，一盤接一盤，吃得好過癮。如今訪問浙江，這個中國最小的東南省份，第一次付錢買東西，是在中途休息站買的小小肉粽，一顆30元人民幣。從1元啤酒到30元的粽子，這一點或許就可略窺中國變化之巨大。   中國的變化，當然不僅在於物價高漲，還在於整個都會面貌有了驚天動地的蛻變，幾乎此行沿途經過的路旁，一片接連一片的工地，處處可見。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綿延甚長的黑瓦白矮牆裏面，全部已經變成大工地了。三年一翻，幾乎成了中國每個都會區的共同命運。     宋代文人歐陽修詠西湖的採桑子寫道：「平生為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這段話用在今天的整個中國，大概都適用吧。   西湖在杭州，白日湖光山色，楊柳青青，夜晚更是精彩，除了樓外樓、山外山、天外天三大中式餐廳之外，西式餐廳、咖啡廳也在夜色襲來之時，醒目登場。而通往西湖的途中道路出現的賣車場，若非保時捷和法拉利的名牌車，大概是很難立足的。   但此行偕同台灣NGO名人參訪浙江，第一個真正令人驚艷的景像，卻是在抵達寧波和豐酒店剛下車時，一棟古樸而華麗的紡織廠老建築赫然矗立在眼前，雖然四周圍繞著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不僅絲毫不遜色，而且因為有了它，讓整個風景因而都亮麗了起來。       在紹興市，紹興記協主席馬立遠說，紹興政府準備計畫以後禁止私人汽車進入，只允許公交車(台灣稱公車)，以及三輪車和通行運河的烏蓬船等出入。這樣的作法，就是要讓紹興的古味，更能成為遊客盡興暢遊的所在。   事實上，當我們稍早在陸游的沈園舊居下車時，一旁運河的烏蓬船已經展現著令人無法抵擋的誘人姿態，在社運巨星何宗勳的蠱惑下，寶島新聲電台總經理賴靜嫻和我三人，立即決定改搭船遊玩這個城市。此時，遊車河一變為一趟發思古之幽情的美妙遨遊，我們下船之處是咸豐酒店，同樣的，建築與酒食皆甚為精妙，古樸可喜。       接著我們又坐上三輪車，探訪魯迅故居，雖然這已非當年原貌，而是從鄰近住宅老建材拆來重組的新古厝，但依然值得一遊。跨越大馬路之後，我們穿梭在紹興的巷弄裡，這裡的巷弄，就是北京的胡同，隨風掠過的街屋景像，男女老少面目，彷彿突然一瞥民國初年的風貌，令人神醉不已。   中國人說，中國古蹟和文物遭到破壞，主要歷經三個階段，一是大躍進，二是文化大革命，但最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三個階段，恰恰就是改革開放這個時期，而且是徹底的毀滅。前兩個時期人民多數是被迫拆毀老舊屋瓦，改革開放一開始，為了賺錢發達，人民卻是主動地拆除舊文明，這一動手，許多老中國的文明幾乎都一去不復返；像寧波紡織廠老建築還保留著，真是異數中的異數了。   許多人拿台灣的建築風貌停滯不前來和中國都市更新氣象相比，認為中國突飛猛進，台灣顯得落伍許多。但我不這麼想，我反而為中國古文明的器物和建築被大規模的毀壞而痛心。這些古文明的象徵，是用錢買不到的，是別的先進國家也無法取代的。   西方華麗新建築對台灣人來講，頂多只是讚許，但並不意外也沒甚麼驚喜，如果到了中國看到的也是同樣這些東西，就像寧波人可能喜歡帶領外來遊客到擁有許多精品店的天一廣場一遊，但坦白說，卻是興趣缺缺居多，若要看這些，香港絕對更飽滿優越，又何必來到寧波?   因此，當我們臨時更改其中一個行程，到慈城這樣一個明清時期保留下來的古城時，那種幸福感，大概只有秋天才能散發這樣的華麗氣息吧。   慈城是由一座座的古宅串連起來的，單單一個馮家，就占地廣大，一落過一落，讓人驚嘆古官宦之家的氣派。這裡很少有導遊帶外面的遊客來訪，街道冷清，古味盎然，漫步其中，有說不出的思古幽情。 慈城還有一個慈湖，我們幾個人繞行了湖一周，其中經過一個茶館，叫寶善堂，沒有任何的裝潢巧飾，就只是本來面目。繞過屏風，穿過大堂，正在詫異悄無人煙之際，輕聲出來一位古裝少女，開口問：「想喝茶嗎？」可惜我們只是路過，沒時間留下來品茶；更不用說，下面一個景點走馬樓，是家酒館，我們同樣無緣湖邊淺酌。     最難得且不可不提的是，寧波天一閣。這座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中國少見猶然保留四百多年不受損害的私人藏書閣，古舍書香，可窺見當年讀書人的愛書惜書之情。   旅途總是匆匆，古城卻須慢走，只是，如今中國還保留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古城，堪供遊客遣懷呢？且以為記。

投書從大馬選舉看華人新世界

馬來西亞大選結束但未落幕，因為停電、補票等舞弊事件頻傳，讓這項半民主國家的選舉蒙上厚厚一層陰影。反對黨的法律訴訟才要展開；不甘因此敗選的支持者，憤怒之餘，只好漫無目標的向外尋求國際支持。但這跟台灣人有何關係？   不說別的，先說其中一幕最令人屏息而震撼的畫面是，在黑暗中計票。    圖：大馬選舉過程，數度停電，被懷疑有作票之嫌。   台灣的年長者想必對類似的傳聞並不陌生。我不只聽過，而且是聽當事人的敘述。一位在黨政不分時代的黨營媒體工作過的編輯，他就是在停電時候執行做票任務的人。   這位編輯說，做好的票(已蓋印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厚厚一疊先裝在一個長筒裡，然後，停電時刻一旦來臨，他們立即趁黑暗中將這些票倒進票箱。等電力恢復，記票重新開始，國民黨候選人的票數馬上竄升，進而逆轉。跟這次大馬舞弊的情況，從落後、停電、灌票、增票、反超到逆轉六部曲。可說如出一轍。   以前黨政軍尚未退出時代的媒體從業人員，最喜歡選舉。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副刊編輯說的話。她說，每次選舉到了，報社就投入大量人力做選舉文宣，報社會準備許多的食物和飲料讓大家享用，熬夜趕工，但大夥熱呼呼的，因為文宣有收入，選後還可以發獎金，真是其樂融融。一家本應是社會良心的報社，在選舉期間一轉身就成了一家黨的文宣機構。   選務不中立，媒體不中立，司法更是不公，都讓那個時代的在野黨於選舉中屢敗屢戰，屢戰屢敗。   有台灣民主之父尊稱的郭雨新，1975年參選立法委員落選，有效得票7萬多票，但廢票竟然高達8萬多張。幾乎沒有人不相信他是被作票做掉的。   當年幫郭雨新助選的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接受訪談時曾說，他們在投票所門口監票算人數，「記得我們大約算是五百人去投票，結果開出的票竟然有六百張；而且我們算的這五百人，還是在高估的情況下。」   我相信，也因此當台灣人看到大馬這次選舉中的多項舞弊動作，特別心有戚戚焉。而年輕者雖未曾經歷這些事件，但透過網路的連結，目賭大馬執政黨赤裸裸的作票情事，包括在投票截止後將載著選票的車開進投票所補票的情形，都會大呼不可思議。   更有趣的是，台灣人這次特別關注大馬選舉新聞，這是前所未見的。評論家張鐵志在其臉書說，「沒想到今晚關於馬來西亞大選新聞，幾乎快到洗版地步。誰說我們需要中央電視台來刺激我們關心國際新聞？」馬來西亞這個台灣人平常不屑一顧的國家選舉新聞，竟然在網路盛傳，點閱率也超高，玄機何在？   其中有三項原因或許值得提出來。一是大馬華人透過華文敘述，引起許多國際華人的注意，其中自然包括台灣，而香港人更是重視。其次，民主的普世價值，將不同國情的人牽引在一起；民主是我們真正共同的語言。第三，也是十分重要的，透過不分國界的網路傳播，從而發現，我們因此能夠和大馬人民擁有共同的記憶和價值。   馬來西亞大選作票的場景，同樣曾在台灣確確實實的發生過，只是活在那個沒網路、媒體被控制的時代，憤怒難抑的永遠只能是少數人，更不會連遠在海外的他國人民，也一起隨著訊息傳出而情緒起伏。   國際觀不是透過餵養資訊的方式而產生的，更應該說，國際觀是一項行動，即使是在臉書前按讚和分享，都是一種參與行動，這讓國際新聞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國際社會事件。我們對發生在中國大陸以及香港的維權事件或追求言論自由的抗爭運動，同樣有機會透過上面三個因素而產生連結。   透過網路、語言和民主價值，從而，新世界跟著誕生了。其實不如說，用政權和實體疆界打造的華人世界並不真實存在，或者根本不受到認同。但是新的華人世界，乘著網路的翅膀，將追求民主的普世價值無遠弗屆的傳播出去，這樣的新世界，雖互不干擾，卻能互補互助。   如果說大馬選舉的結果，留下當地人民深沉的遺憾，但我們卻從中獲得不小的助益，那就是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中，我們會更有力量和見識，以致能夠在濃霧中走出一條嶄新的天地。

投書從尾牙宴的一對夫婦談起

前天參加維多利亞韓語教育中心的年終尾牙，被安排到的餐桌，有一對夫婦，很樸實親切，看到我走過來，馬上用台灣腔的北京話說，「來坐，有緣才會坐在一起。」 因為舉桌沒什麼認識的人，我也就默默的用餐。偶而聽夫婦被問到住哪裡，倆人一下子說住中和，或者是誰住土城。反正沒我的事，漫不經心的聽著。 舉辦尾牙的老闆李翊龍，不過三十幾歲，卻辦了一場將近20桌的尾牙，邀請上課的師生一起同歡。行禮如儀的開場、介紹來賓、進行摸彩等等，老闆還親自下場跳騎馬舞，增添許多笑聲。尾牙不就是都這樣嗎 ! 李老闆廣東腔的北京話斷斷續續的飄在空中，突然他說了一段話：「我創業之後，從來沒向別人借過錢，但我讀書的時候，學費卻是一直向蘇先生借錢來的。我很感謝他們。」然後，他手指向我這一桌，我前面這對夫婦憨笑的站起來，簡單揮一下手就坐下。 原來。這下，我好奇心全來了。   圖：每年一定來參加李翊龍公司尾牙宴的蘇姓夫婦 太太很健談。我問她，老闆當時是和你兒子同學嗎？太太輕鬆的說，「對啊，他人很隨和，放假的時候常來我家玩。因為從香港來台灣讀書，舉目無親，也從來沒在台灣人的家裡過夜，放假時候，就常往我家跑，住在我們家。」後來，連他們全家度假也都跟著去玩，就像是一家人。蘇太太還很高興的說，SAM（李翊龍的英文名稱）結婚時在香港也舉辦酒宴， 邀請他們全家去參加婚禮；每年只要舉辦尾牙，他們一定是席上的受邀者。不過，有關借錢的事，她一句話都沒說。 我們多數時間很安靜的吃著飯，看著舞台上的表演，摸彩歡呼聲此起彼落。但我終於比較能理解，為什麼李老闆18歲來台灣求學，三十多歲就已經是個一個獨當一 面的企業主。他顯然是很感念恩情的人，他給教書老師的待遇，不管學生有多少，力求優厚，以穩定人事。老師盡心，可以留住學生，口碑帶來更多的學生。 雖然一句韓語都不懂，他卻成立了台灣最早也是最大的韓語教育中心；其實所謂教育中心，就是一家補習班，但李老闆的格局遠遠超過補習界的習氣，為了協助新住 民，近日他還和四方報合辦免費的東南亞7國語言課程，這種放眼東南亞的視角，一下子就全打開來了。願意投入公益的心情，就像他感念那對夫婦的心意，毫無二 致。 創業在台灣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如何做個好老闆，卻完全要看個人修為。有願意給員工周休三天的出版社老闆，也有願意給員工終生學習和分紅的餐飲業老闆。他們所以能有今天，或許都像李翊龍一樣，有著對人生的感懷和堅持，遂能夠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格局。

投書民進黨是智庫還是花瓶?

台東美麗灣環評無效定讞，確定是一整個大違建，但台東縣政府卻說要看新環評的結果再說要不要拆。投入原住民保留地問題及山坡地濫墾問題的作家朱天衣說，「拿我繳的稅 養肥一群貪婪官商」。她不滿的同樣是像「申請公家錢為私人做建設、整地，結果土地就值錢了。」這樣的事情在偏鄉多得是。   馬英九連任後，包括苗栗縣在內的百里侯，幾乎都換了一個身段，大埔事件翻臉不認帳，後龍東南亞最大殯葬園區勢在必蓋。前國防部長陳肇敏涉及江國慶命案事證明確但全身而退，天怒人怨，而司法人員仍然好官我自為之。至於警方粗暴對待群眾和媒體記者，一律無事，官官相護，早已稀鬆平常。   行政院決定有條件調漲勞工基本薪資。真是超漂亮的修辭! 整段文句完全看不到「不漲」。到底是誰幫陳冲擬的稿子? 常寫文章的經建會主委尹啟銘應該多問多學，不要拍馬屁拍得那麼直白。   選前公務員如其所願順利調薪，選後勞工就踢到一邊，證明勞委會是最弱勢的部會。為什麼當初政府組織再造的時候，不順便就給刪除，免得留一個活口?未來就算主委換掉一百個，那又怎樣?出口連六月衰退是誰造成的，為什麼責任卻交由眾多勞工來承擔，提出失業率4%以下才會調漲基本工資的條件? 就好像施捨一口飯，還要擺個姿勢，然後說，「看你的努力了」。   在這種怒火燎原的情況下，年輕人爭相投入公職人員考試，眼光是精準的。他們很清楚看到，凡是掌握公權力者，無論是政務官或公務員，在我們的社會上就代表處在一個空前強勢的地位：他們統治，他們審判，不理人民，超越法律。官員與人民，根本是兩個階級。   整個社會被這樣的一個統治機器耍弄，人民哀嚎沒用，走法律程序也碰壁。聰明的年輕人，不靠向強者，難道要當弱者?   但人民這時候幾幾乎都忘了，我們還有一個不算小的在野黨，也就是民進黨。他現在愈來愈像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好學生，進退有據，連抗議都照表操課，控制在風險範圍內。在立法院，忽焉霸占主席台，忽焉全體退席；他們推動倒閣，人數的確比不過人家，他們盡責地扮演了一個民主國家中的在野黨角色，讓國民黨養尊處優、以靜制動，同時證明我們是一個文明的民主國家。多麼稱職的花瓶!   民進黨活像吃了馬英九的口水，成為一個如此溫良恭儉讓的在野黨。 不，應該說，如果要動粗，恐怕他們自己也會膽顫心驚，因為他們在觀察，觀察中間選民會不會就跑掉了。所以，民進黨這時候成了另類的智庫，在立法院做不到的，透過發表數據，專家喊喊話，同樣盡到責任。   這個等待民氣可用的政黨，其實自己是個沒有絲毫元氣的政黨。他們從人民之間誕生，卻和人民愈來愈疏離。公民運動和這個政黨，幾乎成為平行線，彼此很陌生。或許民進黨的政客們打從心底認為，他們是政治人物，當然不是公民。   馬英九政績之爛，連投票給他的689萬票都捶胸頓足，幸運地是，民進黨並沒有閒著，同樣讓支持他的609萬選民，垂頭嘆氣。   尹啟銘說拼經濟，就像生孩子，也要等十個月。問題是馬英九已經過了一任，經濟到今已不是難產，而是觸礁，還要人民等十個月，豈不可笑! 同樣問題是，民進黨也還要人民繼續等嗎?   這個最大在野黨，盡量哀嘆吧，哀嘆人民把票給了國民黨，做了選擇，不能怪他。但人民對於缺乏企圖心、沒有能力改變現狀的在野黨，也可以選擇讓他做永遠的花瓶，或者退休到智庫養老。 文/莊豐嘉

投書與黃崑巖兩次政治偶遇

在我的記憶裡，一位不過見幾次面的長者，能令人打從心裡敬佩，且心嚮往之的，並不多。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卻是其中一個。日前他在美國去逝消息傳來，生生滅滅雖是大自然之定律，仍然在心中激起不小的漣漪。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公共電視舉辦的2004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的籌備會議。他被推舉為五位提問者之一。雖然他在醫界聲譽卓著，貢獻頗鉅，但我對醫界實為門外漢，心想，不過就是一位學者吧。   為了保密，對於提問人的問題，包括所有辯論會的籌備委員，在最後一刻也都不知道。因此，當黃崑巖向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及連戰提出「何謂教養？」的問題時，我幾乎不敢置信。這，和政治議題何干? 總統具備好的教養，不是最基本的條件嗎?   事實證明，教養一事，何等大哉問。總統不只要治國，還要能齊家，而教養當是讓家庭生活溫暖喜樂、寬嚴有度，最重要的一個養份了。況且，今天中國客來台最受衝擊而欣羨不已的，不也就是台灣人的「教養」這兩個字? 觀之台灣政治後來的亂象，黃崑巖先生的遠見與器識，不能不令人嘆服。   當時見到的黃崑巖，其面容嚴肅，談話有節，是有一點距離的長者。不過，四年後在他家裡見面時，因頸部脊椎受傷而戴著護套的他，穿著居家服飾，便顯得親切許多。他的夫人為我們準備了一些水果點心，一旁靜靜聽著我們的訪談。雖然在家裡，談的卻是公事。   2008年，又來到總統大選的前夕，透過李登輝友人的穿針引線，已經很少在檯面上活躍的黃崑巖同意對外發表他對該次總統大選的看法。由於不久前才結束的立委選舉，國民黨拿下超過四分之三席次的大勝果實，讓黃崑巖憂心忡忡。他擔心，如果總統大選再由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取得，台灣一黨專政的夢饜，將隨之而來。   黃崑巖在這次接受中央社的專訪時，是這樣說的，他「不是政治人物，也沒有黨派色彩，他只是說出個人的憂心，想要請問台灣人民：『這真的是你想像中的未來嗎？』他指出，一個政黨已完全掌控立法權，如果再取得總統職權，未來四年一黨獨裁體制立即合法形成。」   「如果這個政黨的候選人因你的一票當選總統，表示你同意賦予該黨無限制的委任統治權，授權該黨自由操縱立法、行政、外交、國防與兩岸關係，亦顯示台灣人民甘願放棄全部衡的權利。」   曾經經歷國民黨屆嚴時期的黃崑巖，有這樣的顧慮，並非杞人憂天，這也是他願意站出來講話的重要理由。在接受訪問之前，他曾經想過，會不會對家人和生活造成怎樣的衝擊和影響；畢竟，當時馬英九聲勢如日中天，民進黨則因扁案而一蹶不振。一旦反對馬英九，以當時的政治氛圍，難免不被貼上標籤和秋後算帳。   不過，黃崑巖仍然勇於說出他的所思所感。他知道，一個人的意見，影響不了大局，他雖然可以明哲保身，卻堅持要講出心中的憂慮。他擔心台灣會退步到當年他們生活在一黨獨裁的恐懼之中。他不是以對人的好惡作標準，卻是從民主體制的大局為著眼。   事實證明，台灣雖還沒有回到獨裁統治的慘況，但是總統府、五院一把抓，以及媒體監督力量的失衡，在在都使得台灣人民的權利一再被限縮和剝削。兩岸經貿協定ECFA的簽訂，不需要經過國會同意，未來兩岸和平協議的簽訂，在馬英九連任之後，更有山雨欲來之勢。至於，利用都更名義進行的土地掠奪，在全台灣更是毫無忌憚的進行著，官僚體系來到前所未有的猖狂地步；若非公民力量憤而集結反抗，這股歪風，恐怕只會更為肆虐。   黃崑巖在醫學界的成就，非我這門外漢有任何置喙的餘地。但以一介學者的身分，他在政治議題上僅有的兩次公開發言，充分證明，他不僅是有教養的長者，更是具有膽識和正義感的知識份子。而這是現今台灣最缺乏的吧。

投書記者為誰說故事?

電影《權力風暴》中的媒體角色   就在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自策劃擊斃蓋達組織(Al-Qaeda)領袖歐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不久的此刻，重新觀看此一描述美國軍隊如何進軍阿富汗以殲滅蓋達組織的影片，將有完全不同的感觸；因為，接下前總統布希爛攤子的歐巴馬，果然必須持續透過殺戮，完成這一整齣所謂代表正義的美國復仇故事。   由勞勃瑞德福導演，湯姆斯布魯克監製並主演的《權力風暴》，英文片名為Lions for lambs，意指由羔羊領導的雄獅。從片名可以了解，導演的批判對象，正是那些假藉正義為名而進行軍事戰爭的決策者，無辜的卻是被推入戰場的優秀士兵。   這部片子描述的時間點，是在911事件發生後的第六年，美國權力高層在伊拉克的戰爭沒有太大斬獲後，決定發動對付阿富汗的新戰爭，以轉移焦點。雖然軍隊將領揚言將蓋達組織的敵人全部殲滅，最後卻以兩位美國年輕人的戰死沙場結尾。   電影不只是想表達戰爭的殘酷，更想呈現的是，政客如何操弄媒體，學生和老師對人生看法的對話，以及軍事將領的天真等三條主線，探討到底誰能夠決定是為了和平而戰? 為國家奉獻的意義，是對國家使命無可置疑?而媒體該為國家的顏面而報導故事，還是必須報導真相以免良心不安?   《權力風暴》的劇情，幾乎是透過對話來完成。在不同的場景，三種對話同時進行，第一條是湯姆飾演的共和黨參議員，接受梅莉史翠普飾演的時代雜誌資深記者專訪，想透過媒體報導正面消息；另一條線則是勞勃飾演的大學教授，約見頗有才氣，但是不想認真唸書的學生，勸他應該熱心參與公共事務。而這兩條線的共同交集，則是兩位曾被教授教過的學生，投入阿富汗戰爭在當地荒野執行參議員提倡的新戰略布局時，卻身陷前線，隨時可能被殲滅的故事。   作為媒體人，看到一位年輕的參議員如何成為老練的政客，想方設法誘使資深記者朝著他所期待的方向進行報導，可說頗有似曾相識之感。   例如，參議員在欲擒故縱的操作技巧上，表現得頗為生動: 一方面告訴記者，這是國家機密，如果公布了，將會造成混亂；另一方面又極力說服記者，發動新的攻擊，是一個正義的決定，而且如果有錯，也不在美國人民和政府，而是造成傷害的敵人。透過凸顯國家機密的重要性，讓記者覺得是難得的大獨家，以誘使報導；一方面又指引記者，強調這是一個新計劃，而且是一定會成功的計劃。   在他們的對話過程中，可以發現，這位獲得美國總統授權的政壇新秀，刻意選擇在發動戰爭的同一時間和記者約好會面。記者問參議員說，這是一個適當的時機嗎? 顯然也嗅到了參議員的用意。事實上，這位記者已經有了定見，一開始看來是應和著參議員的說法，但漸漸地她開始質疑這場新戰爭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記者和政客因報導而相識的過程其實才不過11個月，而記者已經為這位新人寫了封面故事，讚揚他是最有潛力的政壇新兵。可想而知，這位年少得志的參議員原以為，可以輕易說服記者朝他想要的方向，將這場戰爭做偉大的報導，不料，卻和他預想的相反，不耐的他甚至下達了逐客令。   更現實的是，當這位記者臨去前，希望能夠和她現在已經位居高官的同學見上一面，以表達她個人的想法時，參議員卻質問她，如何可以佔用這位大官寶貴的時間。一般看來趾高氣昂的資深記者，在這位政客前面，卻卑微的就像是用完即丟的工具。   但作為記者，更艱難的是如何面對自己的主管。在政客面前，再怎麼不愉快，畢竟只是話不投機，但在良心上認為應該報導的真相，卻被上司以不可讓政府或國家的顏面受損為由給拒絕了。上司說了一句經典的話 :「覆水難收，-----之前的故事已經說了，沒有反悔的餘地。」意思是，說過的謊，不能承認，因此必須繼續為政府圓謊。   片中和大學教授激烈辯論的大學生，在片尾結束前緊盯著電視新聞主播時，說了一句:「她只不過是政府的---」雖然沒有明白點出想法，但意思已經十分明顯。媒體的角色和功能，即使在民主先進的美國，也常常為了所謂國家的聲譽或使命感，而被利用來遂行政客的企圖。因此，當教授以其在軍隊的生涯來說服他如何對國家作有意義的事情時，大學生卻質疑他，為什麼知道(戰爭的)真相，卻不說出來? 這可說是對知識分子最嚴厲的質疑了。   戰死在沙場上的兩位教授的學生，他們學生時代就曾經潛入阿富汗實地了解前線的情況，他們最後死於戰爭，是悲劇的收場。而梅莉史翠普透過記者的身分向她的上司說，「我們不在現場，如何能具有發言權?」   參議員信誓旦旦的成功保證，在劇情中卻是節節敗退；而教授的鼓勵奉獻，卻是造成了他學生的喪命。記者在劇情中最後並沒有揭露實情，她只是說未來將要說出真相，她離開辦公室坐車經過首府華盛頓白宮及軍人公墓時，以流淚作為內疚的懺悔。學生則更深入思考人與戰爭的意義。   這是一齣沒有具體答案的電影，但透過對話及戰爭結果的對照，想要揭露，到底國家的利益是甚麼? 是由誰在定義? 如果政客堅持「若只能在正義和和平做選擇，我會選擇正義。」(參議員片中語) 的同時，媒體不是更應該質疑，誰來定義什麼叫做正義? 而沒有報導真相的媒體，也可能是葬送成千上萬士兵的幫兇。   歐巴馬從天而降、輕易的擊斃了手無寸鐵的賓拉登，好像讓美國從反恐戰爭中解脫了出來。但是電影《權力風暴》中的各種辯證，並沒有因此就消失。美國政府將對手當作邪惡敵人的本質，也依然沒有改變。   當年布希政府宣稱擁有充分證據證明伊拉克有生化武器的說法，在攻陷伊拉克後完全破滅。當初所有配合報導的媒體，該不該為進軍伊拉克的所有雙方士兵也負起一定的責任呢? 這個問題，恐怕不只是美國人必須回答，所有鼓勵透過戰爭以遂行目的的人民，都應該嚴肅面對這樣的問題。

投書新唐人將斷訊，是誰的危機?

這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當行政院長吳敦義都已經定調，督促中華電信和新唐人亞太電視續約時，立法院卻還要透過主決議的方式，來督促政府做同樣的事；是立法院不信任吳敦義?還是行政立法演雙簧，實際上卻任由形式民營實則官方主控的中華電信宰殺獨立媒體的露出空間?   簡單說，如果立法院的主決議那麼有效力，那不就表示，作為最高行政首長的吳敦義之威信已蕩然無存；他既叫不動交通部，更管不到中華電信，必須要透過立法院的朝野協商，才能夠對中華電信產生影響力?   很明顯的，這完全是荒謬且紊亂體制的作法。立法院敦促的對象是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如交通部，對中華電信才是真正具有影響力的主管機關，而且儘管形式上政府占其股份僅有35%，但公股董事占大多數，說這是單純商業行為，政府管不著，根本是騙小孩的話。如果行政權都無法度，立法院更不可能干犯行政權，逾越權力去要求中華電信該如何做。   但為什麼新唐人亞太台只為了尋求一個在自己國家衛星上續約都不可得? 台灣媒體固然太多，但賣藥的賣藥，廣告的廣告，這些頻道的電視台只要肯付錢，都不曾感受到被斷訊的問題，唯獨新唐人必須面臨被拿著刀子放在脖子上的痛苦?   中華電信主要的理由是頻寬不夠，而且剛好新唐人的約期已到，因此決定不予續約。但只要觀察之前新唐人在2008北京奧運會期間遭到不明干擾而斷訊的例子，就可以知道，這些問題的背後，都有中國的影子。   從當時迄今，中華電信仍然提不出任何可以解釋為何新唐人被干擾斷訊的原因，如今新唐人約期才到，中華電信彷彿如釋重負的將其解約。這些作為，都可以發現，中華電信最忌憚的既非行政院，也不是立法院，恐怕卻是中共高層的態度。   事實上，新唐人希望能放在中新衛星二號(ST-2)，著眼點有二，一是這是台灣自己的衛星，不用擔心因為租用他國衛星卻被中國威脅而中止的困境。其次，中新衛星二號即將取代一號，其涵蓋中國範圍也最廣。   但這兩點因素，也剛好是中國政府最在意的，以目前馬政府主政下兩岸交好的情況，中共不動用影響力關切此事，幾乎是不可能的。站在中華電信的角度，如果因為讓新唐人擠進ST-2，則將面臨中國的強烈干擾，而其它同樣位在這個衛星之中的電視台也將遭受池魚之殃。恐怕這才是它真正所謂的商業理由。   如果，中華電信真正的理由是擔心中國干擾而影響其營運，中華電信應該公開說明，讓國人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而非用頻寬不夠這樣好笑的理由當藉口。如此也不用讓行政院長煞有介事的召開跨部會會議，信誓旦旦，卻被立法院將了一軍，用沒有法律效力的主決議進一步督促政院要履行承諾。   真正令人擔心的是，當台灣的行政立法兩院使盡全力也撼動不了中華電信的商業行為時，我們這些媒體人才會終於知道，以後媒體經營方針，還是要看中國的臉色，才可能有飯吃；任何批評老大哥的媒體，都要小心，可能轉個彎就被作掉了。至於吳敦義和王金平他們兩人的面子和承諾，是一點都不重要的，他們自己大概也不會在乎的。

投書退位的達賴喇嘛，更添魅力

達賴喇嘛的魅力，喜歡他的人不言而喻，反對他的人，卻很難理解，為什麼這樣一位曾經是封建社會的領導者，卻被西方的知識分子所深深愛戴。日前他在「西藏和平抗暴52週年紀念集會」中正式宣布退位，將權力移交給民選的行政首長，卻再次說明了，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渾身散發的智慧和魅力。   筆者曾在西藏和平抗暴50週年前夕，代表台灣記者協會並和多位媒體人前往達蘭薩拉，除了專訪之外，並當場邀請他來台訪問。他特別接受台灣的媒體團舉辦一場記者會，對許多敏感的話題暢所欲言，當時他便已經表達，西藏議會運作已經成熟，行政領導人也將由民選產生，他自己則會退下來。   達賴喇嘛的魅力正在於，許多人以最高的敬意尊崇他如神一般，但他本人卻輕輕鬆鬆的只想當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許多人把他想得如天一般的遙遠時，他卻笑嘻嘻的宛如你身邊最隨興的好友。   達賴喇嘛這次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Dharamshala）做這樣的宣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否為政治領導者，完全不妨礙他成為世界級的精神領袖。   他不僅不當政治領袖，他也早已宣示不再轉世，亦即他將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連精神領袖的神祕感也將不存在。1996年他首次到台灣訪問，在高雄體育館演說時突然下雨，翻譯的隨從告訴民眾這是甘霖，不用怕淋雨，達賴喇嘛卻叫大家快點撐傘及穿雨衣，「不要感冒了」。他會講小時後偷吃肉的故事，讓你覺得他跟我們一樣充滿人性，但又實在不平凡。 由於西藏是一個流亡政府，因此，議員投票除了達蘭薩拉當地的藏民之外，海外的藏民也都可以透過函件投票。可想見，西藏對民主的運作早已經有了很深的基礎。達賴喇嘛毫不含糊的退去所有政教合一的權力外衣，其實是展現他對藏民的信心，也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為備受國際尊崇的人物之格局所在。   桑東仁波切從2001年起便擔任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是政治事務的實際決定者。達賴喇嘛對於這樣的關係用詼諧的口吻說，「政治上他是我的老闆，宗教上我是他的老闆」。這樣的形容，可以說相當貼切。   就在台灣媒體前往訪問的同時，中國散居各地的民運人士也齊聚在達蘭薩拉，他們在抗暴五十周年紀念日這一天，聚精會神的聆聽達賴喇嘛的演說，並於事後慷慨激昂地陳述他們對達賴喇嘛的尊敬以及中國發展方向的看法。一位民運領袖告訴我，他們這些年在西方世界的努力，都比不上達賴喇嘛一個人來得有效，因此他們覺得應該奉達賴喇嘛為推動中國民主的共主。   達賴喇嘛之所以對台灣訪問團特別青睞，是因為台灣是中國控制之外，唯一擁有新聞自由的華人社會，他的話可以透過台灣傳達給全世界的華人了解。因此，和中國民運人士直接接觸甚至合作，達賴自然不會反對。他深知，藏人必須結合漢人，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其實，筆者訪問達蘭薩拉之後，稍後於七月參加了在香港舉辦的一場兩岸三地研討會，遇到幾位中國來的朋友，固然有人對達賴喇嘛不以為然，但也有人納悶的說，在中國達賴喇嘛被不斷的汙名化，但為什麼幾乎所有先進國家都對他如此尊崇?顯然，就算中國對達賴喇嘛不斷醜化，對西藏人強烈的鎮壓和控制，中國人還是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一個已經宣布只求自治、不求獨立的流亡領袖，有必要如此大加撻伐並封鎖他的一切嗎?   然而，即使台灣留給達賴喇嘛的空間，也有縮減之勢，而當時達賴喇嘛就已經感受到馬英九上任後的不同氣氛。在台灣媒體訪問團成行之前發生一個插曲，馬英九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對於是否同意達賴喇嘛來台的看法，竟然脫口而出:「時機不宜」，引起一片嘩然。   馬英九將這不能說的秘密不小心說溜嘴之後，總統府緊急為他澄清，但已經來不及了，一位世界莫不尊崇的宗教領袖，被認為最富有悲憫心和宗教情懷的人權導師，竟然被號稱亞洲民主模範的台灣給拒絕了。   也因此，對於台灣記協這項邀請，達賴喇嘛當時笑稱，他很願意也很想來，不過，是否能夠成行，要看中國政府的臉色。言下之意，沒有中國同意，馬英九是不會讓他來的。   沒想到半年之後，台灣南部發生八八水災，民進黨執政的高雄縣市順勢邀請達賴喇嘛前來為這些冤魂祈福，這次從人道立場出發，讓馬英九慌了手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終於答應達賴喇嘛的第三次台灣行。   儘管馬政府百般不情願的配合達賴來台安慰八八水災亡靈，但達賴喇嘛所到之處，仍然充滿人潮，在他離台前，舉行了兩場見面會，一場是和旅台藏人，另一場則和台灣的信徒或支持者。達賴喇嘛的開講，必須排隊等候，演講後的提問和回應更是熱烈，由此可見達賴喇嘛在台灣的吸引力只有與日俱增。   達賴絕不只是在談吐上充滿幽默和創意，才吸引如此多人的追隨。他正向思考的能力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比如有記者問他，離開西藏故鄉五十年，會不會很想家?達賴喇嘛卻說，當年若不是流亡海外，他就不會周遊列國，認識那麼多人，學習那麼多事情。他比著手勢笑說，可能到現在一天到晚還要正襟危坐，像神一樣被祀奉著。   他必須主持許多重要的法會，也必須到西方傳法，全世界的藏傳佛教徒都期盼他的到臨，他也很關心世界各地的人權及環境議題。但即使在百忙之中，達賴喇嘛不曾忘掉修行。筆者在達賴喇嘛首次來台的隨行採訪時，曾經目睹他利用中途略為休息的空檔，在眾目睽睽之下，打坐入定。這種來去自如的境界，難怪他雖自命平凡，但追隨者恆信不疑。   雖然中國政府對他趕盡殺絕，但達賴喇嘛認為，他個人之所以在全世界受到重視，「全都要感謝中共」，由於中共宣傳他是魔鬼，世界藏人更喜歡達賴喇嘛；中共對西藏愈是高壓打壓，境內藏人對達賴喇嘛愈渴望。他相信，未來即使圓寂了，不僅流亡政府下一秒鐘將繼續運作，藏人對中共的正義鬥爭也會繼續存在。   無疑地， 達賴喇嘛並不追求西藏獨立，他主張走中道路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更在乎西藏宗教文化的保存和發展，中國對西藏進行的種族和文化滅絕，已經迫在眉睫，因此他寧願追求實質的自治，而放棄一時難以達成的獨立目標。   但是他對台灣的前途，則是抱持著相當開放而友善的態度。中國希望他表態反對台灣獨立，以作為恢復談判的條件之一。但是達賴喇嘛拒絕了。他強調，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要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並強調說，台灣民主體制需要全世界給予協助與幫助，以確保民主制度有效運作。顯然他在幫台灣找救援，不願意台灣在中共的極權政府下應聲倒地。 達賴喇嘛更透露過一段他曾經和連戰的對話，幼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達賴喇嘛曾向連戰表示，他不反共，連戰當時則回應說「我是反共的」。達賴喇嘛事後陳述這段話時並不作評論，卻笑得很耐人尋味。對照今天中國將連戰捧為國共合作的代表人，連戰也全力推動國共合作的情景，達賴喇嘛心中應該是有答案的。   達賴喇嘛並不需要用大批的軍隊和警力，便征服了全世界追求心靈平靜和自由者的心。中共不管是誰擔任領導者，永遠都無法擺脫達賴喇嘛那副天真無邪的笑容，因為他的笑容就是最溫暖的太陽，也是對付極權體制最有效的武器。

投書有人選沒主張，民進黨難翻身

日前傳出辜寬敏將支持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參選2012總統，而台獨聯盟近日也將表態；在連深綠大老及團體都支持的情況下，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人選幾乎可以確定就是蔡英文，也有意角逐大位的蘇貞昌恐怕只能徒呼負負。   民進黨人選早日確定，對於總統大選的戰略布局，應有助益，但依目前態勢，民進黨無論是蔡英文或蘇貞昌，其實都不大可能撼動馬英九的統治基礎。原因是，影響多數選民投票意向的主要兩個關鍵因素：經濟和兩岸，民進黨迄今為止，看不出有何可以扭轉的主張或政策。   或許蔡英文正式被提名之後，將會提出她的大戰略，其捐助的智庫也會有更詳盡的論述做輔助。但是，民進黨內目前對此不僅毫無討論氣氛，更不用說有任何帶領國家前進的願景。當謝長廷提出憲法各表主張當試金石，也立即在肅殺的氣氛下遭到批評和封殺；這些跡象都讓人對民進黨在兩岸及經濟政策能否提出耳目一新的做法，不敢表樂觀。   在兩岸政策方面，馬英九的親中路線，固然遭到具本土意識者的強烈反彈，但台灣多數人都同樣體察到中國崛起的事實；面對這個現實，台灣不可能不和中國打交道，只一味批評馬英九親中，卻無具體因應主張，是無法獲得人民信任的。   而經濟因素更是不利民進黨，馬英九最慘的金融風暴情況已經度過，股票躍躍然上看萬點，不僅財團笑翻天，部分產業的就業情況的確也有大幅恢復的趨勢，這些都讓馬英九的基本盤更加穩固。   更重要的是，馬英九將兩岸及經濟這兩項因素緊緊結合在一起，密不可分。民進黨不可能只動兩岸政策而不影響經濟，要救經濟也不可能不面對兩岸政策。當兩岸關係與經濟發展成為一體兩面時，民進黨若只會發聲警告，將無法被賦予主政的權力。   謝長廷明瞭此點，因此將憲法各表當作兩岸政策的防衛手段，並以矯正經濟發展弊端的社會公義論述當作進取策略。然而，坦白說，這兩點都只能說是消極主張；前者只顯示和國民黨無差異，後者只能鞏固自己的支持群眾，加分有限，實無法喚起多數人拉下現任政府的強烈動機。   「台灣年輕人的希望在中國」，這幾乎是現在剛踏上社會的新鮮人耳熟能詳的叮嚀聲。中國在政治上鐵板一塊，但經濟上則極盡誘惑之能事，不僅來台招商，更來台招募人才，有一天台商消退，台勞上場，當非意外之事。除非中國真的爆發崩潰動亂，否則，再怎麼不情願，這個大勢所趨都讓年輕人不得不對中國市場有所期待。   台灣社會固然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但台灣人長期以來認命靠自己的個性，並不太期待能夠獲得政府在社會福利政策上的挹注。這也是為什麼公務員退存優惠18%如此明顯不符公平正義的政策，社會反彈總是顯得欲振乏力，國民黨也敢於悍然繼續推動的原因。   蔡英文是個思慮嚴謹而理性溫和的政治人物，有人說她是民進黨版的馬英九。但是馬英九所以能夠勝出，是因為他和國民黨長期塑造的社會形象十分契合；民進黨一向是在野黨，今天脫掉草鞋改穿皮鞋，就算贏得耳目一新好評，頂多是亦步亦趨。蘇貞昌在台北市長選舉中，一律以音樂會代替造勢活動，卻落得叫好不叫座，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民進黨的改革主張一向引領風潮，但在兩岸動向上卻落後於國民黨，這是2008年失去政權的主要因素。民進黨需要重新面對國際現實，而不能主觀期待中國會發生劇烈變化。民進黨需要大刀闊斧提出經濟新主張，讓人民可以安心的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獲得公平發展的機會，而不只是不平而鳴。   經濟和兩岸二項因素結合在一起，恰似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進黨並不是沒有破解此一罩門的機會。如果民進黨只能推出風格和馬英九一樣的人選，卻沒有政策王牌可以揮灑，無法號召人民的力量，在台灣保守不喜變動的政治風氣下，民進黨想要贏得明年大選，現在看來恐怕還是很遙遠的距離。

投書2010年最後一天的101煙火實景

要看101煙火，發現在靠近撫遠街的塔悠路河濱公園上，就可以遠眺完整的101煙火施放，而且人不會太多，又有停車位。更棒的是，除了101以外，許多民眾配合在河濱放煙火，就在頭頂上驚艷的綻放開來，彷彿從天而降的七彩寶蓋。讓許多民眾驚呼不斷。

投書從量變到質變，民進黨的未盡之功

五都選舉結果讓許多人跌破眼鏡，原因卻是沒有打破北3南2的格局。這種因期待而落差的訝異感覺，究竟是幻覺? 還是一顆子彈真的讓民進黨破功? 這應該是兩黨選後都必須認真研究的功課。   如果是幻覺，其實民進黨票數並沒有贏那麼多，卻還沉醉在大贏40萬票的帳面數字，恐怕將無能挑戰下一個更大的考驗。   如果是一顆子彈捲起的強風效果，或許，這代表台灣經歷了一場「應變未變」的選戰，由於應變而未變，因此也蘊積著未來進一步改變的更大動能；果真如此，此役國民黨雖守住城池，但下一波戰局之激烈，國民黨的政權保衛戰將充滿危機。   就子彈效應而論，被看好挑戰台北市而落敗的民進黨候選人蘇貞昌選後說的一句話很傳神 : 「就像農夫耕耘，忙了一整年，颱風讓所有努力化為烏有，但只要土地還在，就應該繼續努力。」這句話對整個民進黨都適用，但民進黨真的有所謂大贏國民黨40萬票那麼成功嗎?恐怕未必。   以大高雄為例，這次得票率和2005年的高雄市加高雄縣藍綠得票率相比，可以發現，陳菊此次獲得52.8%的選票，較2005的高雄市和高雄縣加起來共53.67%，還略降0.87%；而這次楊秋興和黃昭順共拿到47.2%。相較於國民黨在2005高雄兩縣市長的選舉總得票率44.59%，略升高2.61%。可見44.59%應該是藍軍在大高雄的基本盤，而楊秋興對陳菊的影響頂多只有2至3%而已。   也就是說，楊秋興大多數獲得的選票，還是必須歸還給藍營。民進黨號稱這次在五都總得票數大贏國民黨40萬餘票，如果扣掉楊秋興40萬多張選票，其實國民兩黨的總得票數是相當的，民進黨的總體戰績顯然並沒有如表面數字這樣光輝。   從原來落後甚多的角度窺之，則總得票率能打成平手，五都市議員總席次兩黨也剛好各據130席，平分秋色，用「得票率大幅追上國民黨」加以形容，才應該比較貼切。   再看其他四都的得票率升降情形，可以讓我們了解藍綠板塊移動的情況，綠軍在北北二都小幅成長2到3%，中南二都則成長約7到9%。    整體而言，民進黨五都選舉較2005的縣市長選舉的確成長不少，才能從遠遠落後的情況，轉為打平，甚至超前。不過，絕非大贏40萬票這樣亮麗的數字。   如果一顆子彈真的嚇走了部分中間選民，則民進黨這次擴增的選票，應該是非常紮實的民意基礎，認為五都選票未必能反映到下屆立委選舉和2012總統大選的人，恐怕就會估計錯誤。   尤其是立委選舉，基於單一選區的制度，只要比過半多一點的得票率，就可能豬羊變色，國民黨上屆立委選票超過四分之三的盛況，將會大為改觀。而立委選舉又牽動總統大選的情勢，可見國民黨的真正危機在後頭。   連勝文遭槍擊是意外，而且是超出兩黨的意料之外。由於這次北北中選情差距原本就不大，只要風吹草動，自然很容易就起變化。但民進黨不能完全把敗選歸諸於意外，因為如果體質夠健全，那怕強風暴雨，也應該經得起考驗。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宣示路線不會改變，就是表明要繼續這項強根健本的方向，應是明智之舉。畢竟要改變主流媒體所塑造給選民的印象，並非易事。   民進黨長期吃虧在形象上的粗鄙和暴力，這種刻版印象雖未必是真，卻深植許多人心中。也因此當鄭弘儀的粗話風波及連勝文槍擊命案發生，竟然都可以將帳算在非當事人的民進黨身上，說來真是冤枉。但與其喊冤，不如積極營造正面形象，從柔性陽光方面著手，從徹底站在弱勢的一方出發，建立一個對照於以大財團為中心的威權國民黨的不同選擇。唯有如此，才能夠真的爭取到那被嚇走的中間選民的心。   此外，從五都市議員的民進黨席次大幅成長可以發現，民進黨在地方的組織經營已經達到相當的成果，這將大幅削弱國民黨的傳統戰力。如果首長選舉算是空中交戰，則議員選舉是地面短兵交接的肉搏戰，民進黨唯有強化陸地佔領能力，空戰之後才能保有陣地。可預見，南部二都民進黨首長的府會關係將會比之前好許多，施政也能夠更為順暢。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觀之，民進黨選票大幅追上國民黨，卻未能攻城掠地，對這種情形最感苦惱的，應是對岸的中國。   因為馬英九率領的國民黨暫時看來沒有被政黨輪替的迫切危機，卻又似乎岌岌可危；對中國來說，究竟要給國民黨多少利多才算夠? 有用嗎? 要等馬英九連任後再來談兩岸和平協定?還是趁2012之前就先敲定 ? 這都不是很容易判斷的事。而民進黨選票大幅成長，也讓中國所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想望，更為艱難，對民進黨這一塊的經營只會更有迫切感和焦慮感。   在此情況下，中國對台灣要硬不是，用軟也不行；或許，這正是台灣選民的智慧吧。台灣選民用漸進的方式，讓國、民兩黨都覺安慰，不致太失望，卻讓中國備感苦惱，猶豫不決。   也就是說，其實這次五都選舉結果最具意義的是，沒有人可以因此猜透2012的結局。台灣選民顯然不到最後一刻，不輕易透露意向，繼續保持對國家發展的最後決定權，這才是最耐人尋味也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民主奇蹟。

投書台灣不需要媒體革命，而是創造新媒體

台灣媒體有志之士大多瞭解，目前傳統媒體的發展已經走入了死胡同。不管是擔任高層主管或第一線採訪新聞的記者，都在勉力的適應這樣的生存架構。所謂 生存架構，是因為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式微，但還不至於到死亡的地步，勉強可說維持一個看不到理想也望不到前景下的一個傳播環境。這樣的媒體自然沒有人滿意， 可能連老闆都很失望，要賺錢幾乎是一件難事；而公共使命的位置在整個媒體的視野中早就已經消失無蹤。   媒改建言跟不上媒體 快速變化   因此，針對台灣媒體政策所進行研究的報告，一方面讓人期待，一方面也並沒有太多期望。主要是整個媒體環境變 化太快、太多。連網電視已經躍上市場，數位化電視勢在必行，電信手機的訊息平臺，更是快速搶走許多傳統媒體的受寵地位。 如果照目前的商 業機制走下去，台灣的傳統媒體一定走不出活路的。如果沒有轉向更互動、更多參與式的新媒體，不僅台灣媒體會成為恐龍，台灣的整體競爭力也會面臨嚴苛的挑 戰。可以說，21世紀的全球化佈局，若沒有新媒體的傳播力道和途徑，整體的政經情勢都會遭到邊緣化的危機。   數位網路化 是媒體發展的趨勢   這個新世界，不再是搶麥克風的時代，而是搶著建構廣大的網路社群，網路英雄將應運而生，網路公民運 動更是波濤洶湧。但是，台灣政府和各種研究機構還陷溺在傳統媒體的思維裡面，想著如何用古老的管理工具，幫助這些傳統媒體安樂死，祝他們一路好走。   也就是說，唯有在新媒體的視野下，訂定台灣的媒體政策，才是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媒體規畫，也才具有戰略意義。   媒 體政策的兩條路   筆者認為，政府對於媒體政策可以有兩條路進行。一是如何促進傳統媒體的優質內容發展方向；一是動用舉 國之力推動數位化、網路化的新媒體的發展環境。   在第一條路徑上，不需要將金錢浪費在商業媒體，而是透過建立強大而獨立的公共媒體空間， 藉此吸納台灣優秀的媒體及影像人才，形成對商業媒體的強力競爭對手。亦即讓公共媒體對商業媒體進行挑戰，讓商業媒體自行轉型升級。   但要 達到如此目標，必然要有具備宏偉遠見的政府，願意撥出至少三百億元的經費，完全集中在內容的產製，從公共電視、廣播電台到通訊社，進行整合，並 給予充分而優渥的媒體經營條件，透過企業管理方式，進行品質績效的嚴格考核，從而生產足以和商業媒體競爭、吸引觀眾眼睛的優質內容。如此，則亂象叢生的商 業媒體問題自可解決大半。   第二條路徑，是更為關鍵的致勝之方，是台灣媒體大躍進的必經之路。從數位機制到網路頻寬建設，從不同媒介整 合到公民參與平台，這些都將成為台灣民主 發展主力。這一世紀的媒體公民注定是主角，沒有參與就沒有觀眾。內容不只是單方面的播送可作為衡量標準，互動的過程，也將成為評鑑的重要依據。   新媒體是「量子社會」的基礎   新媒體將成為建構量子社會的重要基礎，量子社會是一個沒有邊緣 化也沒有特別中心的社會。資本主義的巧取豪奪，不需要透過另一位強權(政治力)出面討伐，公民本身的力量，就足以抵禦並將之擊倒。而且這樣的串連是跨越國 界、跨越種族的。   總而言之，在新世紀，新媒體並非上層工程，而是基礎工程。它將鋪設一個新社會的統治基礎。如果沒有在這樣的理解下進行 媒體的革命性創造，則這樣的社會將很快被拋在遠遠的蠻荒地帶。   本文發表於【監督國會雙週刊第115期】

投書周陽山先辭監委再罵吧

「國父思想」、「國父思想要義」、「三民主義要論」、「三民主義三百題」這些著作，現在的人可能很少看，但在三民主義被奉為國教的戒嚴時期，出版商將其形容為「出版以來，風行海內，歷久不衰，除為相關考試所必備外，亦為教學研究所必須。」卻一點也不誇張。當時誰書桌上不擺一本周世輔的「國父思想」，努力死背拼高分，以通過聯考的窄門?     周世輔正是監察委員周陽山的父親。作為人子，同時也是家學一脈相承的周陽山，國父思想不僅是他一生所學，也是繼承父親榮耀的來源；因此，任何可能「侮慢」孫中山的言論，對他來說都是不可承受之重；要他不跳出來捍衛孫中山思想，也是強人所難。     文建會建國百年基金會策畫國父傳紀錄片，執行顧問平路不過是引用列寧對孫中山「天真無知」的評價，以及提到「他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等憲政結構」數語，就招來周陽山及學者林火旺等人的鳴鼓而攻之。看來平路不是太天真，就是不了解威權時代思想鉗制的後作用力，竟然強大到讓人頭腦發脹發暈。     如果周陽山只是一介學者，為了捍衛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對手互相針貶、切磋比畫一番，誰曰不宜? 然而，周陽山現在已經是位居五權之一的監察委員，手中握有威嚇官員的糾舉權力，卻為了捍衛一家或一私之言，就輕易出鞘；更公然限令創作者，不可踰越他所畫定的界線；其氣焰之霸道，已經直追蔣介石主政時期的御用文人。     孫中山究竟是浪漫無知的落魄政客，還是學貫古今的一代偉人，雖然言人人殊，但無論如何，都輪不到監察委員跳出來指三道四。說得更直接一點，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可以出面大聲批評，作為監察委員的周陽山絕對不可以祭出公權力相威嚇。     周陽山美其名為納稅人督責把關，但他將自己的研究當作信仰，不允許政府做出和其相反的論調，不僅有干預行政權之嫌，更已經嚴重干犯言論自由的核心。身為「國父思想」的學者，更是對孫文的一種背叛。     監察權是一種事後的究責機制，監察委員在不確定政府是否失職之前即出言恫嚇，完全背離當初的設計初衷。況且，即使創作作品出了問題，也只能追究過程，而非以實質內容為究責之標準。如果文建會主委盛志仁真的依其所令，撤換計畫主持人平路，才是真的應該被糾舉。     否則以後，任何政黨執政，都可以任命親近的監察委員，同樣可以依樣畫葫蘆，要求國史館的口述歷史及研究著作，不可和政黨或個人的信仰背離，否則就要予以懲處，就要把官員拉下來。同樣的，在大學教書、廣義公務員的學者們，最好也不要忤逆當道，否則難逃被懲戒之命運。     其實，原先孫中山對監察院的設計，可以行使彈劾權、糾舉權及審計權，如今彈劾權已經由立法院及全民公投機制承擔，糾舉權由立委及司法院承擔，審計權可獨立置於行政院之下，早有學者建議廢除無甚路用的監察院。如果周陽山真的在乎五權憲法的博大精深，增一字則太多、減一字則太少，則他根本不應該擔任這種有名無實、只能裝腔作勢的監委一職。     當一個人捍衛他的思想和信仰時，最寶貴的是透過論理和辯證的方式，若到了只能以力服人的時候，剛好告訴世人，這樣的思想是多麼貧乏和蒼白。

投書從田莊阿鴻到剷地王

劉政鴻會不會栽在大埔徵收事件?       一支在網路流傳的影片，就像蝴蝶，翩然宛轉穿過主流媒體的重重障礙，突然色彩鮮艷的飛到眾人面前，於是，大家都看到了: 百多名警力加上數台怪手，以突襲的姿勢，無情而迅速的湧入農田，將還待收成的青綠稻苗用力攪起、翻倒，老農與婦女試圖阻擋，但不費吹灰之力，就被隔開了。     這支影片讓台灣人看到震撼而不可思議的一幕。以「田莊阿鴻」名號起家的苗栗縣長劉政鴻，卻為了徵收竹南大埔農地以做為鴻海群創需要的科學園區之用，指揮號令原應是人民保母的警察，侵門踏戶，把農民最珍貴的農產及農地，一舉殲滅。「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句古諺，也因此被他改寫了。     但這不是剛好出現的一個孤單事例。就在五公里外的後龍灣寶鄉，這塊被稱做西瓜的故鄉的農地，同樣面臨被徵收命運。根據苗栗縣政府的規畫，這裡將成為「後龍科技園區」。雖然灣寶是苗栗縣後龍鎮唯一被劃為「優良農業特定區」的里，這個地方生產有機西瓜、花生、地瓜及蔬菜，品質優，產量豐，但這些阻擋不了以科學園區為名的商機和投機。       同樣還是在苗栗，卓蘭的白布帆，是一個偏僻山裡的客家小村，卻有一個美麗的名字。「這裡有著大片的葡萄園，清澈溝渠裡漂漾著翠綠的水草。冬天的葡萄園潑灑出大片黃綠色塊，在晴朗藍空下美得像一幅畫。」部落客如此形容它。不只葡萄，還有楊桃等更多的農作物，許多民間經營小農場，成為遊客喜愛遊憩的所在。但如此窈窕清麗的風情，不幸的，也極可能要消失。群創，又是群創，它也看上了這塊土地，要規畫成一個太陽能的光電園區。     大埔、灣寶、白布帆，三片美麗的景點，有素樸農民對土地深深的情感，但這些都比不上，劉政鴻縣長和鴻海老闆郭台銘在餐宴上的杯觥交錯。幾千億的投資案，未來都將成為劉政鴻傲人的政績數據。但數據下的農民血汗，無人看見。         郭台銘要見劉政鴻，自是輕而易舉，所求無不遂。但是，當大埔農民透過立委康世儒要和苗栗縣政府進行徵收土地協調會時，縣府派來者，僅只是課長、課員級，甚至還有一次，派出約聘僱人員。姿態之高傲，無以復加。     當劉政鴻為郭台銘拍胸脯打包票的時候，那些出席協調會的官員，他們只能回答 :會帶回去評估研究。事實上，以其層級，如何能夠擁有決策的權限?從頭開始，劉政鴻就沒想過要和大埔農民誠意溝通。     灣寶鄉的案例更是離譜。整個「後龍科技園區」的開發案，曾因未向居民公開說明被行政院駁回，苗栗縣政府乾脆找後龍鎮其他22里長及代表開會，連署全力支持縣府開發後龍科技園區，這份連署支持開發的文件，就是獨漏灣寶居民意見。「你不贊成你家被徵收，我就找別人來贊成你家被徵收。」   根據農委會97年12月23日的一份書面資料顯示，當時的農委會認為，「後龍科技園區」開發面積為362公頃，其中要變更特定農業區的農地規模達150公頃以上，而科技園區未來將規劃化學材料、橡膠製品製造業進駐，事業廢棄物的污染性較高。因為擔心農業用地遭不當切割，及破壞農業生產環境的理由，農委會因此不同意將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但苗栗縣府並不死心，農委會後來態度竟也改變。讓灣寶鄉民再度陷入恐慌之中。       白布帆的土地徵收案，其實部分已成為事實。但另一塊土地，自從1996年申請至今，縣府遲遲未能提出正式的規畫案，早已超過一年的要求期限，國有財產局早應該退回申請案，但是卻一再給寬限的期間，直到有人向監察院陳情調查，國財局才在近日下最後通牒，要求苗栗縣府在本月底6月30日提出計畫案。據了解，苗栗縣政府基本上已經放棄在此地開發。     對徵收案來說，徵收土地如果成功並不表示，就此幸福美滿。徵收之後如何使用，才是重點。誠如灣寶鄉民所說，農田變成科技園區之後，工廠真的都會進來嗎? 如果進來後又遷移到別處或者進軍中國，照樣只會留下空蕩蕩的廠房，但已經不可能再恢復農地原貌了。農民可以靠田吃飯一輩子，養活一家人及後代子孫。但是工廠若關門，失業就是失業了。 劉政鴻急著在他未來卸任之後，往中央發展，必須展現他的成績，不僅對農民的心血不理睬。對縣議會的決議照樣棄之如敝屣。     在大埔農地徵收案，今年5月17日，苗栗縣議會才提案通過，在尚未與居民達成共識之前，暫緩全部徵收作業，但6月9日縣府即以整地之名，在田間大肆破壞，賤踏農民的心血。難怪外界質疑，這根本是衝著不願繳出權狀的農民而來，示警意味甚濃。劉政鴻也因此被封上一個外號，叫作「剷地王」。   6月23日，竹南大埔自救會會長陳文彬帶領當地百餘位農民，北上總統府和監察院陳情，苗栗各地農民、新竹竹東農民和相關團體、支持控訴「剷地王」的大學生們，也到場聲援。這時候，苗栗縣政府終於發現問題嚴重了，破天荒主動發出新聞稿澄清。這種不見棺材不掉淚的舉措，令人搖頭嘆息。   而前一天晚上，三立電視台政論節目大話新聞終於注意到此一事件，以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討論整個過程。至此，苗栗竹南大埔土地徵收事件，終於擠上了主流媒體。       劉政鴻當初如此有恃無恐，有許多原因，但媒體的悄無聲息，更為關鍵。6月9日大埔事件發生隔日，竟只有一家主要媒體(聯合報)有小幅報導，自由時報則又隔一天才跟進，整個社會沒多少人注意到這件對農民感情嚴重傷害的事件。居民求救無援，只好透過網路自力救濟。甚至連十天後召開的記者會，也因為苗栗縣政府的團團包圍，並禁止記者進入採訪，而差一點難產。     如今，幽暗的蝴蝶已經從網路飛越鐵皮牆、警察的包圍、媒體的封鎖，來到光天化日的眾人目光底下。號稱五星級縣長的劉政鴻，他的運氣將開始走下坡。因為，如果馬英九不顧連任壓力，硬要用這樣一位剷地王當中央官員，劉政鴻將不只毀了他自己，也會毀了馬英九。

投書再聽一次這首歌，真忍心，讓淡水重建街從此消失?

這是台灣名作曲家王昶雄所做的一首歌 :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由王昭華小姐演唱。   5月30和6月20日(也就是今天)兩次都站滿了人，進行大合照。他們想要留住這條真正的老街，但是，希望看來渺茫。   二十年前初次聽到這首歌，一下子完全被迷住了，心想，為何有這樣一首光彩怡人的歌曲，卻從來沒聽過? 且竟然是久遠以前的作品。   原作已經十分優美動人，而這歌者清唱的美喉之音，更讓此曲沁入心扉。 聽了它，真的不忍讓淡水重建街在六月底以後從此湮滅，從此不復記憶。 但是，台灣的商業文化，像坦克車一樣的即將輾過重建街，將在清水祖師巖的前面開出另一條大馬路，讓商業廣場進駐，讓千篇一律的賣場攤販取代這樣一條具有台灣古老特色的老街。 這真的是台灣文明的進步嗎?

投書最後的悲劇

佛洛伊德說過，每一齣悲劇都會以這樣的語言開頭：「本來什麼都不會發生，如果不是-------」他說，悲劇向我們顯示這樣一點：「一次遭遇便能決定人的一生」。     的確，在去年東亞運跆拳比賽判決事件中，裁判鄭大為在判韓國隊得分的那一刻，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語法造句，「本來什麼都不會發生，如果不是鄭大為判決韓國隊得分-------」，或者是，「本來什麼都不會發生，如果不是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帶頭向裁判嗆聲-----」。     上述兩段造句，都已是無法挽回的過去；但兩個如果之間，卻有天壤之別。     在跆拳道領域，鄭大為是專業的佼佼者，當過中研院副院長的曾志朗，卻是道地的門外漢。即使事後包括影帶等所有證據都顯示，鄭大為的判決並沒有錯，但群眾對這位國際一級裁判，已經加以論罪，認定是全民公敵；反之，非跆拳專家的曾志朗則成為全國英雄。     這是何等諷刺的悲劇! 透過媒體暴力，堂堂八段的跆拳高手，在台灣竟然毫無立足之地，甚至，面臨精神崩潰的邊緣。只因為他堅持自己所相信的。     每次媒體報導鄭大為遭到的處分，或者世跆盟及亞盟的決定，一定要再問一次曾志朗。但曾志朗低調再低調，就好像被魔鬼看穿心事，恨不得躲起來。     曾志朗頂多微弱的向媒體喊話，不要再罵鄭大為了。但做為一位科學家，曾志朗並沒有交代，當初他要裁判摸著自己的良心說話，現在，他是否曾經在深夜撫著胸口，心中揪痛的想著：「我該不該出面承認，當初我真的錯了?」     曾志朗是徹底的懦夫? 當作家張大春公開為文要他摸著自己的良心出來說話，他完全默不吭聲。他算是科學家，卻污辱了科學家的名號：對自己不懂的事情，強當解者，事後卻又不敢承認犯了錯。     鄭大為的一念之間，改變了他的一生；但至少，他寧願成為全民公敵，也要堅持自己的專業和信念。曾志朗的一吼之下，同樣也改變了他的一生；這位曾經是教育部長的政務官，不顧正義的哀嚎，只為自己的形象而躲藏、而掩蓋，人們將無法對他有任何的尊敬。   也因此，真正的悲劇，最後將屬於曾志朗。

投書誰有資格丟石頭?

新頭殼newtalk  2010.04.29  文 / 莊豐嘉     台灣媒體民調究竟可不可信? 入口網站台灣雅虎目前正進行的網路調查結果，「不太相信」和「完全不相信」加總起來，竟高達8成左右；或許可供參考。但如果還想要更具體的例子來佐證，這次指控自由時報民調疑似做假的中國時報，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記得2004年3月總統大選，當時連宋和陳呂兩陣營正交鋒得不可開交，媒體也不時出現民調結果，從一開始連宋遙遙領先陳呂，一直到愈接近投票日，情勢也開始改觀。     筆者時任台灣日報總編輯，參與了陳水扁與連戰兩人電視辯論會的媒體籌辦過程。在一次籌辦會議中，聽到中國時報的代表透露，中國時報剛剛完成的民調中，雖然連戰險勝，但實際上，民調的機構效應（House Effect）所造成的偏差，卻嚴重影響受訪者回答的結果。     他透露，為了避免受訪者的機構效應，中國時報一開始採取非中時的名義進行訪查，不料，訪問進行到一半時，陳水扁的支持度已經超越了連戰。這時候，中時緊急暫停訪談，改用中時名義補做未完成的部分。結果出來，連戰再度險勝陳水扁。這份民調據稱後來並沒有公布，留給外界許多遐想。     這個內幕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證實了兩件事，一是媒體進行的調查，的確存在民調學理中的機構效應；其次，更證實了，媒體是如何操弄民調。     2006年自由時報民調獨家精準的預測高雄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黃俊英和民進黨候選人陳菊為五五波，迥異於其他民調的藍營大幅領先結果。但這項民調不僅沒有給自由時報帶來榮譽，反而遭致中國時報的強烈質疑，認為自由時報從來很少做民調，這份民調從何而來? 客觀性何在?     坦白說，新聞圈內都知道自由時報沒有自己的民調中心，也很少看到它進行例行性民調作業，選前它所做出來的這份民調，自然令人半信半疑。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自由時報同時也必須接受檢驗，冒著被同業恥笑、讀者拒看的風險；萬一選舉結果迥異，其他媒體民調才更接近事實，自由時報豈非將成為笑柄? 這是不待外界批評，自由時報自己就要承受的可能後果。     從新聞專業角度而言，媒體之間當然可以互相質疑，而且透過彼此競爭的力量，避免媒體墮落的結果。但是中時雖然強烈質疑，根據的卻只是純粹懷疑或者旁敲側擊而來的資訊，並沒有實證，就輕率指控自由時報有作假之嫌。這又是那一門子的專業?     中時、中天、中廣等媒體齊力砲轟自由時報之後，自由時報終於公布其民調進行過程，並宣稱全程都有錄影，揚言對中時提告之後，中時才改口稱自由「也許有做，但卻是半調子。」     如果只因懷疑別人「半調子」，就大篇幅報導指控競爭報涉嫌假民調，這對於自稱質報且以專業性來質疑對手的中時而言，豈非剛好是莫大的諷刺? 或者更令人憂心的是，只因為「你的答案和我們不同，所以必須殲滅」的非我族類心態作祟?   台灣媒體所做民調，長期存在或者誘導性提問、或者樣本數不足、或者機構效應偏差等現象，其專業性距半調子的程度又有多遠 ? 從未聽到這些媒體自我檢討的聲音，卻責人以嚴到這種血口噴人的程度，不僅無法令人相信這是一種專業要求，更懷疑這不過是一場粗暴的媒體圍剿事件而已。

投書沙塵暴籠罩下的台灣媒體

---------台灣記協2007-2009新聞自由年報發刊詞   塵沙飛揚，昏天暗地，眼見所及都被模糊了。這場颶風挾帶著政治與資本而來，冷笑聲中，一舉抹平了專業的界限。這幾年，台灣媒體人既有內憂，更有外患，就像被沙塵暴壟罩的天空，連呼吸都感到困難。   也許有人問，這樣形容會不會太誇張? 但我認為，真正誇張的是，做為記者，在新聞自我限縮或閹割之後，竟然對目前新聞自由的空氣品質覺得很習慣、很正常。   如果要評價過去三年的台灣新聞自由環境，用數字是最快的。國際媒體專業組織近幾年對台灣新聞自由的評比，就像溜滑梯一樣直直落。但真要感受到它的寒意，還是必須透過每個個案，才能確切知道什麼樣子叫作切膚之痛。   記協所以時隔三年後再度出版年報，正因為這期間所有發生的事情，不應該隨著時間流逝而被淡忘，何況，許多事件都超乎媒體人的想像，豈能不留影存證，以戒來者。   畢竟，第一次，有報業老闆寄存證信函給傳播學者和媒體人，要求限期道歉；更在自己的媒體刊登廣告，批評NCC官員。一副懸賞抓人的張狂模樣，真是前所未見。此外，新聞用動畫呈現，這是以前記者所無法想像，也不敢想像的。   在國民黨前次執政時代就已經建置完成的公共電視，二次輪替之後，為了提早收編，新聞局連程序正義都不顧，就急著擴充董事名額，改選董事長。結果，吃緊弄破碗，反而將雙方原本均有一定清望的專家學者捲入一場難堪的爭奪戰處境。   民進黨時代，出現環保署去函媒體要求撤換線上記者的情況，更是荒謬誇張，記者淪落到官員認為可以一紙搞定的地步。勇於揭露自家電視台報導88水災並未及時通報防災中心的導播，不寫悔過書就被當場開除，更被控以加重誹謗的罪名。至於警政署公然要求記者提供搜證照片的做法，更讓人有回到戒嚴時期之慨。   然而，在這些林林種種的惡劣現象底層，我們更需要看到影響整個媒體環境的結構性因素，這些因素無形中正在掐緊著媒體人的自主空間。   最惡劣也影響最深遠的結構性因素，非置入性行銷莫屬。國民黨不僅重拾民進黨的故技，更加發揚光大且毫不忌諱的推出各式各樣置入性行銷，記者在望風披靡下，誰能不低頭? 即使記協向監察院陳情，也都不得其解。   另一重要因素，則在於中國崛起後的陰影。透過拉攏媒體和資金的置入，以及利用廣大市場的誘因，讓台灣媒體不敢報導某些新聞，不敢主張真正的民主，凡是中共反對的，部分台灣的媒體就會配合。在中國媒體擴大到台灣駐點之後，這種逐漸飄向台灣媒體的沙塵暴現象將如何演變，正考驗著台灣媒體人的應變膽識。   這次的年報體例，主要根據事件發生年代遠近編排，2009年的議題( 有些議題是跨年度，甚至在2010年也持續延燒的，例如公視風波。) 還很新鮮，特別邀請專家撰寫宏文，希望引起更多的省思和回響。2008及2007年的議題則整理或轉載相關的報導評論，做一彙整。   因趕工倉促，本年報必然有許多闕漏之處，有待來日補正。但最希望的是，透過這本年報，糾集更多有志於新聞自主的媒體工作者，一起來奮鬥，絕不讓記者監督權力者的天職遭到政商壓力而有所屈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