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洛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日，新聞社報導指出，兩名中國記者因揭露地方官員涉貪問題，遭中國當局拘留，引發國際人權與新聞自由團體關切，相關團體批評，中國政府以司法名義打壓獨立報導，已嚴重侵害新聞自由；但中國官方則否認相關指控，重申案件「依法處理」，並指責外界干涉內政，這起事件迅速引起國際輿論注意，也再次讓中國媒體環境成為焦點。若將此案視為單一執法爭議，恐怕低估了問題的結構性意涵，中國長期高舉「反腐敗」與「依法治國」作為治理口號，但當記者試圖揭露權力濫用時，卻反遭拘押、報導被下架，顯示監督權力在制度中並未受到真正保障，在這樣的環境下，媒體不被視為公共利益的守門人，而被視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當揭露問題本身成為風險，權力自然更難被制衡，反腐也容易淪為選擇性政治工具，而非制度化治理的一環。這類事件之所以引發國際社會持續關切，新聞自由與資訊透明，是現代治理可信度的重要基礎，也是各國評估政治與經濟風險的重要指標，當中國一再以刑事手段壓制獨立報導，對外所傳遞的訊號，不僅是言論空間的收縮，更是對法治與問責機制的疑問，這也提醒外界，理解中國制度運作，不能只聽官方論述，更須觀察其如何對待批評者與監督者；而這樣的現實，正是中國當前最難以迴避的治理困境。

近來，一款被稱為「哭哭馬」的玩偶在中國社群平台意外走紅，原本只是生產過程中縫製出現瑕疵、嘴角下垂的馬年玩偶，卻因神情哀怨、表情無奈，被不少網友形容為「上班時的我」、「每天的精神狀態」，許多人將它擺在辦公桌上、拍照分享，自嘲生活與工作的疲憊，使一個原本不起眼的商品，迅速成為流行符號。 這類自嘲式的模仿之所以能引發共鳴，並非單純因為有趣，在高工時、競爭激烈、回報感受有限的環境下，年輕世代普遍承受著不易言說的壓力，直接表達不滿，往往被視為負面情緒或心態問題；相較之下，透過一隻玩偶投射感受，既安全也容易被理解，哭哭馬於是成為一種低風險的情緒出口，用幽默包裹無力感，讓人們在不必正面訴苦的情況下，彼此確認「我不是唯一這樣的人」。 當然，也不必將「哭哭馬」過度解讀，對多數人而言，它或許只是一次跟風、一種輕鬆的自嘲，未必代表強烈的抗議或集體不滿，然而正是這種沒有指向性、看似無害的情緒符號，才能在短時間內被大量複製與模仿，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當前社會氛圍的低迷狀態，當人們對現實缺乏改變期待，對未來不抱強烈想像，自嘲便成為最低風險的表達方式，哭哭馬的流行，或許不是情緒爆發，而是一種被壓低、被消化後的集體疲憊，靜靜地在日常生活中蔓延。

近年來，中國對台威脅已不再侷限於傳統軍事行動，而是全面升級為「複合式威脅」，國安局指出，中國透過環台軍演、艦機侵擾與灰色地帶行動，同步結合認知作戰、經貿拉壓與網路駭侵，對台灣施加長期而系統性的壓力，這類行動並非突發衝突的前兆，而是一種日常化、低強度卻高消耗的安全挑戰，目的在於削弱社會信心、干擾民主運作，並持續測試台灣的整體防衛韌性。進一步觀察中國的操作模式，可清楚看見其威脅的多層結構，軍事層面上，中國持續以對台作戰想定進行針對性演訓，營造「由訓轉演、由演轉戰」的壓力環境；非軍事層面，則透過認知戰操作疑美、疑軍論述，藉經貿手段施壓產業信心，並以網路駭侵攻擊關鍵基礎設施，軍事與非軍事手段彼此配合，使台灣面對的已不是單一武力威脅，而是一場結合軍事、資訊、經濟與心理層面的長期消耗戰。正因如此，軍購的必要性必須放回這樣的威脅脈絡中理解，國防部提出的國防特別預算，聚焦精準打擊飛彈、防空反彈道系統、無人載具、AI 輔助指管與作戰持續量能，正是回應複合式威脅的關鍵工具，這些投資並非為了軍備競賽，而是建立不對稱戰力，確保在高強度威懾與灰色地帶施壓下，台灣仍能維持防衛運作與社會穩定，提高對方動武成本，降低誤判風險。因此，軍購是對現實威脅的必要回應，中國近年環台軍演已成常態，持續測試封鎖與打擊能力，若台灣防衛停滯，反而容易被誤判為可承受風險，其次，中國刻意操作「疑美論」「軍購無用論」，企圖動搖社會信心，持續軍購正是對內穩定、對外嚇阻的明確訊號，面對結合軍事威懾、認知戰與網路攻擊的複合式威脅，唯有補強不對稱戰力，台灣才能承受長期壓力、維持正常運作。

中國官方宣稱，2024年與2025年經濟成長率皆維持在約5%左右，顯示經濟仍具「韌性」，然而，與此同時，青年失業、裁員潮與收入停滯卻成為社會常態，這種「數據向上、體感向下」的矛盾，並非短期景氣波動，而是中共在「經濟發展」與「政權穩定」之間，選擇後者所導致的結構性結果。 理解今日的就業寒冬，必須回到2020年阿里巴巴與螞蟻集團遭遇的監管風暴，當年螞蟻集團原定上市規模高達370億美元，卻在最後一刻被全面叫停，這一事件釋放出明確訊號：當民營企業的金融影響力與數據掌控能力被視為可能挑戰國家控制時，其角色便會從「經濟資產」轉為「政權風險」，結果是科技與平台企業全面轉向收縮，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後，多家大型互聯網企業裁員比例達 10% 至 30%，高附加價值職缺迅速消失，寒蟬效應席捲整個民營部門。 在需求端萎縮的同時，供給端卻持續膨脹，中國教育部數據顯示，2025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將達1,222萬人，再創歷史新高，然而，企業招聘規模並未同步成長，尤其是能吸納大學生的白領與技術職位。結果是嚴重的結構性錯配：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不願回流低薪製造業，卻又無法進入專業領域，被迫在待業、零工與低度就業間徘徊，形成所謂的「躺平」現象——教育投資完成，社會接軌卻徹底中斷。 最具象徵性的數據，來自「考公熱」，以2023年為例，國考與地方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突破770萬人，而實際錄取名額僅約 20 萬人，錄取率低於 3%。當年輕人寧願承受極端競爭，也要擠進體制，這反映的不是穩定偏好，而是對市場與未來的全面不信任，民營經濟被壓縮，就業空間消失，最終反而將生存壓力回灌至體制本身。 當政權安全凌駕經濟理性，成長便只剩帳面數字，若中共持續以政治邏輯干預民營經濟，放任教育與市場嚴重脫節，那麼這場由「政權焦慮」驅動的惡性循環，吞噬的就是一整代人的未來與社會活力。 

近期中國再度對台進行軍事演習，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早已不只是軍機與軍艦的調動。根據中央社報導，國家安全局指出，12 月 29 日至 1 月 2 日期間，中國在對台軍演同步結合資訊戰與網路攻擊，形成「演習＋攻擊」並行的複合式行動。演習期間，針對政府網站的網路侵擾次數明顯增加，首日即高達 208 萬次，次日更攀升至 209 萬次。這顯示相關行動並非單一軍事演訓，而是有計畫的跨領域施壓。進一步檢視其動機，便能看出這類軍演與政治操作高度連動。國安局在提交立法院的報告中直言，中國發動定向演習，目的之一是對抗國際民主盟友對台灣的支持，同時轉移國內治理壓力。在經濟成長乏力、外資投資下降、青年失業率偏高、勞工抗議增加的背景下，對台軍演被包裝成「抵抗外部干涉」的行動，藉此將社會不滿導向民族主義情緒。軍事行動在此已不再是防衛需求，而是服務內部穩定的政治工具。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場演習同步加速了灰色地帶威脅的常態化。國安局指出，演習期間共散布超過 19,000 則具爭議性的訊息，並動用 799 個異常帳戶，集中放大對美國、台灣軍方與總統賴清德的疑慮，刻意削弱台灣社會對自我防衛能力的信心。相關內容透過 TikTok、Facebook、Threads 與 X 等平台擴散，同時配合對政府與關鍵基礎設施的數百萬次網路攻擊。印太地區、北約與歐盟的網路安全機構早已多次指出，中國是全球主要網路威脅來源，此次行動再度驗證其對區域安全的實質衝擊。面對這種結合軍事、認知與網路攻擊的制度性威嚇，台灣社會最需要的並非恐慌，而是清楚的理解與冷靜的回應。中國反覆展示軍力與操作資訊戰，測試的並非軍事底線，而是民主社會的心理韌性。當威脅被拆解、被看清，其試圖製造的不安與分化自然會失去效果。民主社會真正的防線，來自資訊透明、制度穩定與社會團結，而不是被對方設定的恐嚇節奏牽著走。

近期中國解放軍再度在台灣周邊海空域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出動多型軍機、軍艦進行實彈射擊，並實施重點航道管制，演習區域中有三處邊界劃入台灣 12 海里線內，規模與強度明顯高於過往，此次行動並未事先通報，而是在未預警情況下迅速展開，中方則宣稱此舉是對所謂「台獨勢力與外部干涉勢力」的嚴重警告。這類繞台軍演早已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北京近年反覆操作的固定模式，每當台灣民主政治正常運作、國際社會對台海安全表態，或中國對外關係出現緊張時，軍演便成為其最直接的威嚇回應，與其說是例行防衛訓練，不如說是刻意對台灣與區域施壓的政治操作。進一步檢視其動機，可以清楚看出軍演與政治不滿高度連動，面對台灣深化民主治理、強化國防，以及美日等國公開關切台海局勢，北京選擇的不是溝通，而是加碼軍事施壓，刻意營造衝突隨時可能升高的氛圍，這樣的威嚇並未停留在宣示層面，媒體與主管機關指出，因臨時畫設禁航、禁飛區，數百架航班被迫調整或取消，超過十萬名旅客行程受影響，軍事行動已直接干擾民航安全與正常交通秩序。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多數國家正透過制度化對話與危機管控機制降低誤判風險時，中國卻反其道而行，無預警且缺乏透明度的軍演，不僅干擾航行自由，也增加民航、商船與漁民的安全風險，迫使周邊國家投入更多監控與防衛資源，軍事威嚇無助於穩定局勢，反而推高衝突門檻、侵蝕區域互信，這也是多家國際媒體與民主國家持續表達關切的原因。威嚇從來無法改變台灣人民的選擇，只會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更加孤立，台灣的民主不是靠退讓維持，而是建立在人民意志與國際規範之上，中國若持續以軍演作為施壓工具，只會讓更多國家看清其對區域穩定的威脅本質。

近一年來，「老鼠人」一詞在中國社群平台迅速流行，用以形容一群長時間待在狹小空間、極低消費、對工作與未來失去期待的年輕人，乍看之下像是自嘲文化，實際上卻映照出中國經濟下行與制度困境交織而成的集體倦怠，這不是世代心態的偶發轉變，而是在高壓現實下，被迫退出競爭的社會反應，反映出年輕世代對未來的普遍失信。數據早已揭示其結構背景，中國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高達 1222 萬人，但就業市場卻同步收縮；多家外媒與研究指出，16–24 歲青年失業率一度逼近 19%，即使官方調整統計方式，青年就業壓力仍居高不下，房地產長期低迷、地方財政吃緊，企業招聘趨於保守，在高房價、低薪資與升遷停滯的現實下，「努力是否能換得回報」成為年輕人最直接、也最殘酷的疑問。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制度本身，中國長期以「穩定壓倒一切」作為治理核心，資源與機會高度集中於特定產業與權力網絡，卻缺乏透明、可預期的規則，青年面對的不只是市場競爭，而是一套難以被討論、也難以被修正的結構性限制，當制度無法提供公平起點與清楚回報，個人努力自然難以突破天花板，社會活力也隨之流失，「退出競爭」反而成為風險最低的選擇。面對青年普遍的挫敗感，中國官方其實並非毫無察覺，但其回應方向卻耐人尋味，與其檢討就業結構、產業政策或制度瓶頸，官方更常要求年輕人「調整心態」「多吃苦」，甚至將躺平與老鼠人現象定調為價值偏差；近年更持續強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試圖以政治與道德教育前移，修正年輕世代的態度，然而當青年面對的是實質失業、收入停滯與上升通道封閉，單靠思想訓誡真的能解決問題嗎？當制度無法提供出路，卻要求年輕人先「思想正確」，這樣的治理選擇，不僅無助於化解危機，反而更凸顯將結構性困境轉嫁為個人責任的逃避，也讓中國社會的世代裂痕愈發清晰。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港區國安法》相關罪名遭判有罪，再度引發國際高度關注，案件表面上是國安審判，實質卻直指新聞自由與言論界線，黎智英被追究的，並非暴力或顛覆行為，而是媒體經營、對外發聲與政治立場，這顯示在中國體制下，「國安」的定義已從具體威脅擴張為對異議的全面防堵，黎智英案因此成為制度選擇的象徵。國安法的政治性在此案中表露無遺，罪名界線模糊、審理程序集中於國安體系，使案件難以符合外界對公平審判的基本期待，新聞工作者接受外媒訪問、發表評論，在民主社會中屬於言論自由的核心行為，卻在香港被重新定義為刑責，當法律不再保障權利，而是用來排除不同聲音，「依法治港」便淪為形式，實質上成為高壓治理的工具。國際社會對此案的反應亦十分明確，歐美多國政府、國際人權組織與新聞自由團體，普遍將黎智英案視為香港制度性倒退的重要指標，多家國際媒體指出，案件所涉行為在民主國家屬於正常公共參與，卻在中國治理框架下被視為威脅，這不僅削弱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制度優勢，也進一步侵蝕中國對外宣稱的法治可信度。黎智英案真正揭示的，不只是香港的命運，而是中國治理方向的清楚訊號，當言論被視為風險、媒體成為對象、司法被政治化，代表這個政權正加速走向更封閉、更威權、也更排斥普世價值的路線，這樣的發展，勢必使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距離持續拉大，黎智英不是例外，而是警訊；它提醒世人，中國正在把高壓統治制度化，而這樣的方向，終將付出國際信任的代價。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近日在與德國外長會談時拋出「七重鎖定」論，援引《開羅宣言》到《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文件，企圖以單方面的歷史敘事宣稱台灣主權早已「依法確定」，然而戰後領土歸屬從不是中共可以片面解讀的範疇，中國刻意忽略二戰後的國際法秩序，試圖以戰時宣言凌駕當代政治現實，這種論述並不像嚴謹的法律辯證，更像是對台灣主權施壓的政治宣告，目的在於壓縮台灣空間、抹煞台灣的主權現狀。駐日代表李逸洋提出的「五點反駁」正中要害，國際法上，「政治宣言」從不是「主權移轉」，《舊金山和約》作為戰後處理領土地位的核心文件，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但並未指定受讓國；而中共在論述「七重鎖定」時，卻刻意避開這份最具法律效力的條約，改以戰時宣言與雙邊政治文件堆砌其敘事，更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既非參戰國，也未參與任何和平條約，卻主張自身可承接戰時文件的「法律效力」，其論述自然難以站得住腳，這套歷史敘事真正目的不是說服國際，而是對內塑造「台灣主權早已決定」的政治氛圍，藉以強化統一正當性的宣傳敘事。「七重鎖定」論最大的謬誤，在於它完全忽視現代國際法的核心「人民自決」，台灣已歷經多次政黨輪替與總統直選，完整展現民主治理的正當性，主權不是歷史文件的自動承襲，更不是戰時宣言的延伸，而是生活於此的人民透過選票所共同授予，中國越是強調「鎖定」，越暴露其對台灣民主鞏固的不安，也試圖用過期文件壓制當代台灣人的政治選擇，這不僅是法理上的謬誤，更反映其對普世價值的刻意扭曲。真正守護台灣主權的，從來不是北京羅列的七道「鎖鏈」，而是台灣的民主韌性、國際夥伴的持續支持，以及台灣在印太安全架構中的地緣位置，中國可以提出七項、七十項、甚至七百項歷史文件，但都無法凌駕2300萬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面對中共升高的法律戰與敘事戰，台灣更應向國際社會清晰展現：主權的基礎來自民主，而非威權政權的片面宣告；歷史可以被詮釋，但人民的自由意志從不會被鎖住。

一名持印度護照、居住英國在上海轉機前往日本的女子，日前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遭扣押18 小時，護照被沒收、航班被拒登，她沒有違反任何邊境規定，也不是國際通緝者；扣押的唯一理由，就是她的護照出生地標示為印度 Arunachal Pradesh，中國聲稱為「藏南」的地區，這起事件呈現的不是行政程序，而是政治判斷，中共將一位合法旅客視為領土爭議的延伸，將其扣押當作外交立場的展示，把邊境從安全設施轉變為政治舞台。Arunachal Pradesh是印度正式行政區域，但在中國的政治邏輯裡，只要與「敏感地名」沾上關係，就可能被視為風險人物，這名女子的遭遇凸顯中共邊境治理的實質運作：法律與規範不是第一順位，政治才是，即便持有有效護照、行程合法，也可能因牽動中國的領土敘事而被阻斷行動自由，事後印度政府明確抗議，重申Arunachal Pradesh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指控中方做法違反國際旅行慣例，中國的行動不僅挑戰國際航空規範，也顯示其願意以邊境權力輸出政治意志。 將旅客當成外交工具並非孤例，而是中共既有治理模式的延伸，從香港示威者受阻，到海外異議人士返國遭扣留，再到本次因護照地名被扣押，邊境正被政治化、制度化地運作，這次事件更具外溢性——中國不只是「拒絕承認一個地名」，而是把自身的領土主張帶進國際航空節點，讓過境變成一場政治戰場，對普通旅客而言，這種做法帶來不確定與風險；對國際社會而言，它象徵的是中共跨境威權的強化：行政力量被用來懲罰、威嚇與塑造國際行為準則。這起事件看似個案，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共治理的底色，政治優先於程序，主權敘事凌駕個人權利，面對這樣的趨勢，國際社會若仍期待透過對話改善現狀，無異自我安慰，問題不是溝通不足，而是中國從未想要克制，民主社會需要重新檢視中共如何利用邊境與移民制度輸出政治壓力，並採取更具體的國際行動，包括強化旅客保護機制、要求透明程序、在國際組織中提起相關案例，當一名普通旅客都可能因出生地而遭扣押時，這已不是偶發，而是警訊，威權外溢正在加速，而自由空間正在被壓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後，中共文攻武嚇隨即升級，原本自17日起在黃海中南北分區不間斷疊加的實彈軍演，26日起竟再延長八天，軍事壓力明顯加大，同時中國海警在釣魚台周邊派遣艦艇巡航，並將行動稱為「維權」，人民日報更發文要求日本「恪守和平憲法」，從輿論到軍事，中共的強硬姿態一字一句都指向日本，使區域緊張迅速升溫。中共的行動與其政治不滿高度同步，面對高市早苗「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事，中共對其表達不滿，但中共並未選擇溝通，而是以加碼軍演、發布旅日警告、在釣魚台增加海警存在等方式回應。甚至延長黃海軍演天數，試圖以「武力示意」向外界施壓，這樣的反應方式不是成熟大國的作為，而是將軍事行動當成政治情緒出口，把海域變成武力展示不滿的舞台。更值得批判的是，在多國努力強化海洋安全、推動危機管控、避免誤判之際，中共卻反其道而行，連續、擴大、延長的軍演不僅無視航行自由，也未考慮商船繞行成本、漁民作業安全或海上救援需求，甚至忽視了密集軍事活動可能帶來的意外風險，這些行為已遠超「正常訓練」的範疇，實則是以武嚇、以砲聲、以封海警告進行施壓，每一次實彈射擊，都迫使鄰國投入更多監測資源，也加深區域的不信任，使整個東亞更不穩定。因此中共在釣魚台與黃海的動作，本質不是防衛，而是威嚇；不是維護和平，而是破壞秩序，真正的區域穩定不會從砲口誕生，而是建立在規範、透明與合作之上，面對中共這種頻繁的軍事操作，台灣、日本與民主國家更應保持堅定，不因威脅退縮，中共把軍演當成洩憤工具，唯有強化民主合作，共同維護印太秩序，才能讓這類武嚇最終失去效果。

當政府宣布普發1100萬本《全民國防手冊》時，社會的第一反應並非肯定，而是質疑，這6447萬元的印製經費，會不會成為另一堆「沒人打開」的紙本？在資訊高度數位化的今天，多數人早已習慣以手機取得訊息；相較之下紙本手冊顯得笨重、不便，也更容易被懷疑其必要性，這些聲音不能忽略，因為它們反映的是民眾對公款運用與政策效益的真實關切，然而若討論只停留在「這本手冊會不會被翻開」，反而會遮蔽它更深層的國安意義，普發手冊並不是象徵性動作，而是台灣在面對極端情勢時，降低恐慌、避免混亂、強化社會冷靜度的基本工程。外界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個面向，首先是成本效益，印製1100萬本、耗資6447萬元，在資訊更新快速的時代，紙本是否能維持準確與實用，確實需要被清楚說明，其次使用率也成為討論焦點，許多家庭在工作與生活之間被數位設備填滿，是否真的會主動翻閱一本紙本手冊，也是政策推動時必須面對的現實疑問，這些討論本身都合理，也需要政府正面回應，讓民眾理解普發的必要性。但若因此完全否定手冊的價值，則忽略了它在危機時刻的關鍵作用，普發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所有人從頭到尾閱讀，而是確保每一戶都有一份統一、可靠，並能在緊急情況下立即取用的官方資訊來源，只要一百人中有一人願意翻開手冊，他獲得的資訊就可能在重要時刻分享給家人、鄰居或社群，形成以點帶面的擴散效果，台灣社會習慣透過社群轉傳、口耳相傳擴散訊息，一旦手冊成為話題，其效益往往比單向宣導更具滲透力與持久度，因此這本手冊的價值不在於「多少人看完」，而在於「讓人在需要時能找到它」。國防從來不是軍方的單一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任務，一本文字不多的手冊無法讓台灣變得無懈可擊，但它能在危機時少一分恐慌、多一分秩序，一份手冊或許無法改變所有人，但若一百個人中有一人願意翻開它並將資訊向外傳遞，台灣就會比昨天更安全一些，普發手冊不是浪費，而是讓社會在不可預測的情勢下更冷靜、更一致的必要準備。

近期有關軍購進度的爭議，從愛國者飛彈到F-16V，延宕消息再度引發社會關注，也讓潛藏已久的「疑美論」浮上檯面。但軍購延遲交付真的就等於國防失敗嗎？並非如此，多家外媒報導指出，延宕主因在於美國供應鏈吃緊，這些案子牽涉烏俄戰爭、產能重組與生產線調整，臺灣並非孤例，真正的危險不在於裝備晚到幾個月，而在於我們能否以穩定制度與理性態度，撐住中國的認知戰，維持全民的抗中信心。 在民主社會中，國防投資的核心是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公民的知情權。必須肯定，國軍對於「採購項目」的清單公開，履行相當義務，然而一旦民眾覺得「政府對進度說不清楚」，那份疑慮就容易被敵人放大成攻擊破口，中國的認知戰策略，正是透過「疑美論」「疑軍論」這類敘事，削弱社會凝聚力，面對這場沒有硝煙的輿論戰，政府不該再被動回應，而應讓進度透明化成為長期戰略，主動公開軍購進度、交付時程與付款節點，讓公民監督從「挑毛病」轉為「信任延伸」，這才是穩固輿論主導權的基石。 軍購的價值，從來不只是「買了什麼武器」，更在於「建構出怎樣的防衛能力」。政府的責任，不僅在面對軍購延宕時展現積極作為，更應向社會清楚說明整體防衛布局。事實上，臺灣早已不再只是被動仰賴外購，而是在「防衛自主」上持續深耕——從潛艦國造、飛彈量產，到無人機國家隊與後備制度改革，都是自主研發與整體戰力提升的具體成果，這些努力顯示，即使部分外購裝備延宕，我國仍穩步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也證明我們有能力面對問題、持續改善。 國防預算的每一分錢，都是全民信任的延伸，政府有責任讓成果被看見，也有義務讓過程能被檢驗，資訊公開與制度透明，不只是行政手段，而是民主社會的戰略武器，唯有如此中國的輿論操作才會失效，臺灣的民主防線才能更加堅韌，軍購延宕可以修正，但信任一旦崩解就難以重建，國防部應將透明化視為反制認知戰的主動策略。當社會選擇以理解取代懷疑、以支持取代消耗時，臺灣的防衛力量就不只是冰冷的武器，而是民主信任與團結的總和。

中共日前（11日）發布懸賞公告，稱已取得我國「政治作戰局心理作戰大隊」（簡稱心戰大隊）18 名人員「違法犯罪線索」，並公開他們的個資與照片。這份公告迅速在網路上引發關注—但這些指控真的可信嗎？這樣的行為又是否符合法理？更重要的是，中共究竟想藉此達成什麼目的？ 事實上，中共的懸賞手段並非首次出現。此前資通電軍就曾被他們點名攻擊，如今矛頭再度轉向心戰大隊。這是否代表這個單位的存在，已經對他們構成威脅？查閱心戰大隊可知，其主要工作在於對中共進行情報蒐集、輿論分析與心理戰反制，能有效「識破」對岸的宣傳操作與假訊息。對中共而言，這樣的能力正是最讓他們忌憚的—因為當謊言被揭穿，宣傳便失去了效力。 因此，這場「懸賞通緝」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心理戰。其背後可能有三個主要目的。其一，以恐懼動搖官民士氣—藉公開個資來製造寒蟬效應，不僅讓官兵本人承受威脅，也讓家人陷入擔憂，使恪遵職守的官兵與對中共不滿的民眾不敢批評與揭露中共的惡行惡狀。其二，是以政治手段包裝法律—企圖將「一中原則」強加於我國，假借法律名義行政治恐嚇之實，對國際輿論灌輸「都是台灣人違法」的錯誤印象。第三，則是挑起內部猜疑—藉由散布名單與錯誤資訊，讓國軍內部出現互不信任的氣氛，使官兵互相猜忌，繼而達成分化之目的。 從上述手法來看，中共認定心戰大隊的存在已威脅其統治，甚而許多媒體已指出公告中部分資料錯誤、照片不符，顯示其因急於打擊敵人而來不及核對資料，再者，中共對我國人民並無司法管轄權，更無權公開個資與照片。這種缺乏國際承認、沒有正當程序的所謂「通緝」，在法律上根本毫無效力。相反地，它反而暴露了中共濫用公權力進行政治威嚇、侵犯人權與隱私的真面目。若說這場懸賞行動的真正意圖，那既不是法律行動，也不是正義之舉，而是一場赤裸的試探與威脅——試探我方反應，威嚇我方士氣。當一個政權開始以恐懼作為武器，就代表其已失去自信。

9月21日，「樺加沙」颱風開始對臺灣帶來影響，隨著豪雨不斷，花蓮縣馬太鞍溪上游於9月23日發生溢流，導致光復鄉災情嚴重。截至10月6日，造成18人死亡、6人失聯、156人受傷，多處橋樑被沖斷，部分地區停電、交通中斷。在這樣的災難中，中央政府、地方單位與民眾都積極投入救援與復原工作。然而，這場天災卻被陸媒扭曲報導，作為攻擊台灣政府的工具。 陸媒《大皖新聞》在9月23日以「3天仍無救援」為題，報導台灣受颱風影響後「數日無人營救」，刻意營造出花蓮災民被遺忘、政府不顧人民、只能自救的畫面。這樣的報導引發陸區民眾對台灣政府的負面情緒，但他們多數無法查證真相，因為中國的新聞與網路平台受到嚴格管控，資訊流通受限。在這樣的制度下，錯誤的輿論容易擴散，有些人甚至轉發、留言、帶動風向，形成集體誤導。這並非民眾的錯，而是封閉制度造成的悲哀。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國軍在颱風來襲前便成立災害應變中心，隨時掌握颱風動向並回報指揮部，根據狀況進行部署。當9月23日發生馬太鞍溪溢流時，當天即成立前進協調所規劃救援行動，並命令部隊整備裝具，準備進入災區。隔日（24日），即派遣448名官兵及多項重型裝備，全力投入救援與災後復原行動。由此可見，國軍早在災情發生前便積極整備，才能在第一時間投入救援。這與中共媒體所稱「三天無救援」的說法完全不符。 我國國軍在颱風尚未登陸前便密切關注動態，目的正是為了能在災害發生時即刻行動。但陸媒卻將颱風開始影響的日期（21日）與潰堤日期（23日）錯誤連結，製造出「三天無人救」的不實印象。這種利用資訊落差、結合封閉輿論環境的報導，不僅誤導陸區民眾對台灣的認知，也透過網路傳播造成以訛傳訛的現象。長久下來，這不僅影響兩岸民意，更可能削弱國際對台灣政府與國軍的信任，這正是認知作戰最陰險之處，也是我們必須警覺與抵禦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