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夏成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在心理諮商室裡、教養現場中、甚至一場場企業內訓中，我反覆看到一個問題：我們不是沒有人才，而是很多人才從小就在破碎的家庭裡被消耗。作為一位生命教練，我相信，每個人天生具備愛與創造的潛能，但這一切的發展土壤，都來自「家」。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家庭的角色，不是道德約束的工具，不是生育的機器，而是生命承接、情感教育與公民養成的第一場域。唯有家庭創生，我們才能真正談論人才的永續。那麼，家庭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又該如何重新設計？反思：你成長過程中，曾被哪一句話深深支持或傷害？那來自家人嗎？01｜心理學視角：家庭失能如何滲透到一個人的生命深處？家庭失能的影響，不是發生在報紙頭條，而是藏在一個孩子心裡那句「我不值得被愛」中。依附理論指出，孩子與主要照顧者建立的連結模式，將深刻影響其未來人際關係、情緒穩定度與學習動機。當孩子長期處於情緒忽略、父母衝突、語言暴力甚至冷漠無關心的家庭環境，容易發展出焦慮型、逃避型或混亂型依附，進而影響其信任感與社會適應。這些孩子長大後，往往在親密關係中感到迷失，或在人際中過度討好、過度防衛。心理創傷不會自動消失，它會以「自我懷疑」、「過度自責」、「關係逃避」的形式，一代傳一代。失能的家庭會複製失能的大人，然後建立下一個無力的家庭。反思：你是否曾在關係中不自覺重複了父母的溝通或衝突模式？02｜社會設計盲點：我們花了太多錢救火，卻不願投資家庭預防政府常花大錢處理家庭問題的結果，如家暴通報、兒保機制、精神醫療、犯罪收容等，卻很少把錢花在「預防家庭失能」。現行政策多將家庭視為「私領域」，導致跨部門協作困難、資源分散、失焦重複。更嚴重的是，情感教育與親密關係學習仍未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年輕人從沒學過「如何建立安全依附」、「如何處理情緒與衝突」、「如何經營愛與合作」，卻被社會期待能成為好夫妻、好父母、好國民。我們的社會設計，從教育到社福，忽略了家庭作為人才起點的根本功能。反思：如果學校有「愛與關係」課，你希望裡面教些什麼？03｜國家層級解方：建立「家庭創生署」，設計全生命週期的家庭支持系統為真正重建家庭機能，國家應跨部會整合成立「家庭創生署」，職責不只是補貼生育，而是以生命週期支持思維，重新設計以下五大系統：婚戀培力系統：從國高中、大學導入「情感素養」教育；推廣戀愛與親密關係教練；建立「戀愛諮商補助」制度。新婚支援系統：提供新婚陪跑、共居住宅、婚姻諮詢、情緒管理課程。親職共學系統：建立社區「親職教練駐點」、線上親職學校，鼓勵父母共同成長。創傷修復系統：提供家庭創傷療癒課程、成人重建原生家庭經驗的支持方案。代間共融系統：設計讓長輩參與幼兒照顧的「第三人生托育共育中心」，創造跨世代互助與情感修復的契機。家庭政策不只是少子化政策，而是人才戰略與公民文化的深層工程。反思：你希望哪一個人生階段，有人陪你學會經營關係？04｜企業共贏角色：家庭友善不是福利，而是人才投資企業若要談永續，不能忽略「人的家」這件事。一位員工的創意、穩定性與抗壓力，其實根源於他在家庭中是否擁有情緒支持與安全感。調查顯示，推動家庭友善制度的企業，其員工離職率與心理病假比率明顯降低。比起無止盡的員工激勵活動，更關鍵的是：讓員工在家庭中被理解、被支持。具體做法包括：具體的婚生育制度、彈性工作制度、男性育嬰獎勵、親職教育制度化。每年舉辦「家庭日」與「親密關係講座」。員工家庭關係出現困難時，提供情緒諮詢與教練陪伴。企業的生產力，不是壓榨而來，而是從人心的安定出發。反思：如果你的工作支持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伴侶與父母，對你有何意義？05｜年輕世代重建：不是不想愛，是不會被愛與給愛我們經常誤解年輕人不婚不生是不負責任，其實他們很多人是「過於認真」，認真到害怕重蹈上一代失敗的家庭。這世代的恐懼，不是對婚姻制度，而是對「再也無法愛」的自我懷疑。身為生命教練，我陪伴許多年輕人重建家庭觀。他們渴望有歸屬、有連結，只是缺乏一套可以安全實踐的關係語言與情感技術。我們需要給年輕人一種新的愛的敘事：婚姻不是社會責任，而是生命共同體的創作過程；家庭不是一種負擔，而是個人成長的容器。唯有把關係當成可以學、可以創造的技能，年輕人才能從恐懼走向希望。反思：如果你可以為未來的家下定義，會是什麼模樣？結語｜政策白皮書式行動呼籲：為家庭創生，設計一個可被實踐的未來願景：打造一個支持每個人「在愛中成長」的社會，讓家庭重新成為人才與幸福的孵化器。目標：在2030年前，建立全台「家庭創生基礎設施」與制度，從情感教育、戀愛鼓勵、婚姻培力、親職支持到企業參與，形成共建共育的家庭支持網。策略五步驟：成立「家庭創生署」，統整跨部門資源與預算。推動12年國教納入情感教育與親密關係學習課程。補助地方政府設立「社區家庭基地」，提供常態家庭教練與成長方案。鼓勵企業加入「家庭創生認證」制度，提供稅務與人才補助。發展「全民家庭力指數」，定期追蹤國人家庭關係健康狀況。邀請全民：對政策倡議者：將家庭視為社會建構的基礎，而非私領域事務。對企業領導者：以家庭力作為人才投資的新指標。對年輕人：重建愛情、婚育和家庭的希望，勇敢學習如何共同創生。我們的未來，不只靠AI與科技，還靠每一個願意相信愛可以被學習、被重建的人。反思：你願意成為那個帶著希望去創生家庭的人嗎？

三十年來「不婚不生快樂一生」的演變脈絡    1990年代：經濟成長與性別解放的初步開展    隨著亞洲四小龍經濟崛起，女性受教育程度與就業率提高，個人主體意識開始覺醒。「女人不靠男人」、「婚姻不是唯一歸宿」等觀念初步浮現，但婚姻仍是社會主流。    2000年代：全球化與數位生活的滲透    網路與社群媒體興起，個人價值多元化。城市化與房價高漲使結婚與育兒成本上升，加上工作型態轉變、青年就業不穩，婚育被視為「沉重的投資」。    2010年代：心理健康與自我實現成為主軸   「Me First」成為新世代座右銘。心理學普及、自我成長風潮興起，年輕人學會重視邊界、自我照顧與關係中的平等，開始質疑傳統婚姻與家庭是否仍是幸福保證。    2020年代：疫情衝擊與反思生活本質    疫情凸顯親密關係中的壓力與孤獨，同時也讓許多人意識到單身生活的自由與價值。搭配AI與遠距工作普及，生活樣貌進一步去中心化，個人化生活模式獲得肯定。    2025年當下：「快樂單身」進入價值主流，婚育成為選擇題而非必答題    婚姻與育兒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必要選項，不婚不生被視為對自我負責、享受當下的生活方式。這並非「恐婚恐育」，而是建立在風險評估、生活自由與幸福感平衡下的選擇。虛實皆不對盤的交友困境    當前年輕世代雖然活在資訊與連結高度發達的數位時代，但在戀愛實踐上卻反而遭遇更多挫折與不安。數位交友App、線上聯誼、速配平台等工具雖看似降低了認識他人的門檻，實際上卻讓許多人感受到「選擇越多、越難選擇」的焦慮。    在滑動與配對的機制中，人際互動常被簡化為外貌、職業與一句簡短的自我介紹，導致許多人在建立連結時缺乏深度，也不知如何展開真正的對話。    尤其對於缺乏戀愛經驗或從小就習慣文字與圖片溝通的數位原住民來說，面對面互動的「節奏感」、「語言之外的情感線索」與「情境處理」能力相對薄弱。這使得許多青年即使有交友渴望，也容易在初次互動中受挫，久而久之退回安全的單身狀態，將戀愛視為高風險的投資。    再者，數位交友過程中的「隱形比較文化」，例如看到他人的幸福合照、戀愛成功故事，或是總是被「已讀不回」、「突然消失」對待，也讓人對自己產生懷疑，自尊受損，更不敢主動開啟關係。    因此，若要真正翻轉戀愛文化，不能只靠更多平台或科技介面，而是要回到基本的「人際溝通力」與「情感表達力」的培養，幫助年輕人重新找回對話的能力與建立連結的信心，讓愛成為可以練習的能力，而不是只能靠天份的幸運。引導新的愛與生活可能性的五個觀點 從「愛是束縛」轉向「愛是能量交換」    傳統婚姻常被描繪為責任、犧牲與制度的結合，容易讓年輕人聯想到被綁住。但若能重塑愛的敘事，把愛視為能量的交流、彼此生命豐富的過程，戀愛與親密關係將不再是限制，而是自我實現的一部分。    倡議：設計更具創意的親密關係教育，讓年輕人學會健康建立關係、自由選擇深度而非形式。 從「結婚是終點」轉向「共伴是過程」    許多人將結婚視為人生目標，卻忽略關係的經營是一輩子的練習。將「伴侶」從法律關係轉向生活共創的夥伴，可以讓人更安心探索彼此的關係而非追求名份。    倡議：建立婚姻中持續戀愛的守護系統，打造婚戀教練陪跑機制、從政策到企業支持結婚紀念日活動等，讓長期關係獲得社會支持。 從「孩子是負擔」轉向「共育是社群行動」    育兒成本與責任集中在雙親身上，是不生的主因之一。如果重新設計共育文化，讓育兒變成社區、共學團體或跨代同行的共同任務，孩子不再是「拖垮人生」的象徵，而是「共創未來」的希望。    倡議：推動共育共居設計，例如親子共享空間、跨代共學園、互助育兒平台等。 從「單身即自由」轉向「關係即資本」    單身固然自由，但高品質的親密關係能提供心理支持、生活協力與人生發展。不是鼓勵人人戀愛或結婚，而是重估「關係」本身的價值，從中獲得新的生活動力與人生擴展。    倡議：發展「關係教練」、「伴侶練習室」、「情感共學社群」等公共學習機制，讓人們能安全練習連結。 從「人生自己扛」轉向「生命互托網」    長年「靠自己才不會失望」的獨立信念，讓許多人選擇單身以保安全感。但人類天性需要連結與被理解，若社會能建立更具安全感的支持網絡（跨代、跨社群、跨家庭），人們將更有信心投入關係中，而非防衛性選擇孤島式生活。    倡議：從住宅設計、社會保險到工作制度上強化「互托網絡」，讓人不再恐懼失能、孤老或關係破裂的風險。幸福不該只有一種樣子    不婚不生、快樂一生，是這個時代真誠的回應，但也透露著社會制度與情感文化的斷裂。    引導年輕世代開展愛與生活的新可能，不是要強迫回到婚育體制，而是創造一個足夠寬容、支持、創新的環境，讓人們敢於選擇關係，也願意為生命共創未來。唯有這樣，我們才能不只是面對少子化危機，更一起活出豐盛的「共生時代」。 

    在傳統觀念中，「公益組織」多半指的是非營利機構，如基金會、協會等，主要依靠捐款、補助來從事社會服務。但在當代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的浪潮中，企業也逐漸扮演起    「具有公益性格的組織」角色，不僅追求利潤，更致力於為社會創造價值，這不只是行銷策略，而是企業存續與國家穩定的基礎。CSR：從回饋社會到影響文化    企業社會責任（CSR）過去多以捐款贊助、志工服務等形式出現，重點在於「回饋」。例如台灣某些科技業者如台積電、聯發科，每年編列上億元的公益基金，用於教育資源下鄉、弱勢照顧等，這些都是典型的CSR實踐。    但若僅止於外部回饋，CSR容易流於形象工程。真正具前瞻性的企業已經從「社會回饋」轉向「文化影響」，透過制度設計改變內部文化，創造長期的正向價值。例如聯電推動「家庭日」與「親子共學計畫」，讓家庭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這不只是照顧員工，更是形塑整體社會對家庭的重視。ESG：將家庭友善納入企業治理核心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讓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更加制度化。特別是在「S」（社會）與G（治理）指標中，家庭友善政策、性別平權、員工福祉等項目已成為投資者重視的核心指標。    以永豐銀行為例，其ESG報告中不僅列出碳排放與綠能投資，也詳細揭露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包括彈性工時、職場托育、家庭照顧假等。更有企業設立「員工家庭支援基金」，協助遭遇重大家庭變故的員工度過難關。    這些投入不是成本而是投資．是創造員工黏著度與品牌信任感的重要資產。當企業將家庭友善視為治理策略的一環，所形塑的不只是內部文化，更可能在供應鏈、顧客關係甚至社會制度中產生正向牽引力。投入資源形成「善的循環」    真正能讓企業成為「新型公益組織」的關鍵，在於是否能用其資源與制度，啟動一套善的循環：對內：透過托育補助、復職訓練、親職課程等具體制度，提升員工滿意度與留任率，降低人力成本與流動損耗；對外：針對員工家庭需求開發新型產品或服務，如親子友善空間、家庭保險方案、長照支持平台等，創造新的市場價值；對社會：建立公益夥伴關係，例如與育兒團體、青少年輔導機構、社福單位合作，打造跨界支持網絡，放大企業影響力。    一個具體案例是 IKEA 台灣近年投入愛心送餐服務，長期關心弱勢家庭兒童的營養需要，自2010年起合作愛心送餐服務，為台灣貧童提供早餐、晚餐或營養補充品，使孩子不受貧窮限制，可以獲得足夠營養。IKEA認為『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兒童』則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企業角色的轉型：從獲利單位到社會創新引擎    當企業開始投資在家庭與關係的健康發展時，其角色不再只是經濟系統的單位，而是成為文化與制度創新的關鍵節點。    企業可以是平台、是實驗室、更是未來社會的孵化器。    特別在少子化與勞動力變動的大趨勢下，能否支持員工走過婚育挑戰，正是企業能否吸引、留住下一代核心人才的試金石。    如果我們能讓更多企業不只將ESG當作審查標準，而是視為未來經營哲學，那麼「企業也是公益組織」不再是比喻，而是實踐。    當更多企業願意投注資源在愛與關係的永續上，整個社會將因此受惠，形成從員工到家庭、從家庭到社會的良性循環。企業家精神：看見社會趨勢中的先機與使命    真正有願景的企業家，不只看KPI與獲利，更能洞察未來社會結構與人心變化。當年輕人普遍延後或拒絕婚育，背後反映的是制度缺口與情感匱乏；而這正是企業能進場設計新型產品、服務與文化的機會。    比爾．蓋茲所創辦的比爾與梅琳達基金會，便是企業家以社會為舞台的延伸實踐。同樣地，若台灣企業能跨足婚育支持、親職教育、情感照護領域，不僅可解決勞動力危機，更可能創造出下一個兆元級的「幸福經濟」產業。    這種從企業文化出發、連結社會結構的視野，不但體現企業家的高度，也讓商業模式與國家永續目標形成「同頻共振」。    這，就是新世代的企業公益，既不犧牲獲利，也不抽離社會，而是以人的幸福為核心，設計永續共生的商業模式。

    近年來，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風潮席捲全球，企業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視已不再停留在環保或公益活動的層次。尤其在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席捲亞洲國家的當下，家庭友善與支持婚育，儼然成為「社會面向（S）及公司治理（G）」的新指標。    但我們要思考更深一層的是：婚育政策不只是企業形象加分的手段，也不只是福利措施的競賽，而是關係到國家人才永續、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全的「救國戰略」。婚育問題，已非私人選擇，而是公共危機    根據內政部統計，今年4月出生數僅8,684人，連續52個月「生不如死」，總生育率持續位居全球墊底。這不只是人口數字的下降，更引發連鎖效應：勞動力緊縮、教育機構閒置、軍隊兵源告急，甚至連基本的世代交替都難以為繼。    當家庭不再是年輕人可預期的幸福歸屬，當孩子成為無法承擔的沉重支出，整個國家將陷入人才外流與斷層及社會信任崩解的風險。換句話說，婚育的困境已從個人抉擇轉變為制度性失衡，若不從政策系統與企業文化重新設計，將難以回應當代青年對愛、家庭與未來的焦慮。家庭友善不是福利，而是人才戰略    企業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往往被視為ESG的一部分：育嬰假、托育補助、彈性工時等福利政策固然重要，但若停留在「給予幫助」的施捨思維，反而難以真正讓家庭友善成為吸引與留住人才的核心資產。    事實上，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已意識到，支持員工的家庭生活，有助於提升其忠誠度、生產力與創造力。例如Google與Salesforce不僅提供育嬰津貼，更建置育兒中心與伴侶支持計畫；日本部分企業更將「員工婚育支持」納入KPI，認知到這不只是照顧員工，更是為企業長期競爭力布局。    台灣企業也應跳脫傳統思維，將婚育納入人力資源永續策略。    不只是讓員工敢婚敢生，更要讓他們有方法、有空間、有尊嚴地建立家庭。企業應思考如何設計全周期的「親職支援系統」，從新婚到生育、從托育到復職，形成一套可以實際運作的配套鏈結。從「休職」到「銜接」：重新設計父母職涯    目前台灣的育嬰假制度常讓父母面臨「職涯中斷」的風險，尤其對女性而言，育兒常等同於升遷停滯、薪資落後，這也是許多職場女性延後或放棄生育的主因。    但若我們能設計出有效的「復職銜接方案」，這不僅可降低父母的焦慮，也有助於企業保有人才。具體措施可以包括：設立父母培訓課程：在育嬰期間提供線上進修、技能更新、遠距學習等機會，讓父母在照顧孩子之餘不與職場脫節。規劃復職輔導與階段銜接：從心理支持到專業引導，例如設立「家庭教練」、「復職顧問」，陪伴父母重新融入職場文化。建立家庭共學空間：企業內部設育嬰共學點或與社區共構空間，讓親職生活與職場生涯不再是二選一的難題。    這些創新措施若能搭配政府補助與稅務誘因，將可鼓勵更多企業投入，創造企業、家庭與社會三贏局面。穩定人口結構，是國安問題，更是發展根基    當一個國家持續生不如死，不僅影響經濟與勞動力，更是國防與國安的潛在危機。根據國發會預測，台灣總人口將於2049年跌破2000萬，屆時65歲以上人口占比大約49%，成為「超超高齡社會」。    此時，穩定人口結構不再只是社會政策部門的任務，而是整個政府必須動員的國家戰略。除了加速婚育補助、增加公共托育供給外，應從以下三點進行系統改革：打破婚育想像的恐懼敘事：媒體與教育應協助年輕世代重塑對愛情與家庭的想像，轉化「生小孩會毀了人生」的文化成見，建立「愛是資源」的正向敘事。建立跨部門婚育支援平台：整合教育、勞動、衛福、經濟部門，針對婚育提供一站式諮詢與配套服務，簡化流程，降低資訊不對稱。地方政府實驗家庭聚落創新：活化閒置校舍與公共空間，打造集婚育住宅、托育中心與親職學院於一體的多功能聚落，創造跨代共融與社區支持網絡。婚育政策，是重新設計國家未來的起點    當前的婚育政策若仍侷限於補助金額與短期誘因，將無法撼動結構性的低生育問題。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鼓勵」，而是一場以未來人才與社會永續為目標的全面改革。婚育政策應轉化為國家設計的核心命題，並納入教育、經濟與文化的整合戰略。    從企業端的家庭友善，到國家層級的婚育家庭支持體系，從復職銜接的微創新，到人口結構的宏觀調整，每一項改革都不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危機」，而是為了鋪設下一代可安身立命的社會土壤。    這不只是ESG的進階實踐，更是國家安全與文明傳承的根本工程。婚育，從來就不是個人的責任而已，而是全社會共同設計未來的關鍵。 

    在平均壽命延長、少子化衝擊加劇的今天，台灣正站在社會結構重塑的十字路口。許多國家開始意識到，未來的關鍵不僅是扶養更多孩子，更在於釋放熟齡人口的潛力。壯世代，那些年齡在50至65歲之間，擁有豐富職涯經歷與人生智慧的中堅力量，正是被忽視卻無比重要的「再生資本」。    他們並非「即將退休」的問題人口，而是尚未被激活的國家資本。他們不需要安慰，而需要舞台；不需要被照顧，而需要被召喚。    台灣應啟動「壯世代人才再生工程」，從生涯發展、專業深化與轉型、跨代共融與傳承、生命歷練整合與人生使命實踐等六大向度，打造一個能讓成熟發光的人才國家。生涯不是被動結束，而是重新設計的開始    多數人仍活在「退休＝終點」的世代觀念裡，然而今日的50歲已非過去的50歲。根據行政院統計，台灣平均壽命已達81.3歲，而健康餘命也接近73歲。這意味著，當一位50歲的職場人準備退休時，他其實還有至少20餘年健康且具生產力的人生。    這二三十年，不該只是等待老化的過程，而是值得重新設計的「第二曲線生涯」。正如企業轉型一樣，個人也需要策略性地盤點資源、重新定位價值、轉化經驗，從而展開另一段有意義、有貢獻、有收入的旅程。    國家應設立「壯世代生涯設計中心」，提供免費的職涯諮詢、價值探索、財務重構與生涯發展規劃協助。這不僅能預防退休後的失落與焦慮，更能啟動一群人對未來的新想像與實踐動能。專業不能終止，要深化或轉型再出發    壯世代擁有數十年累積的專業實力、產業敏感度與人際資源，但傳統產業的轉型與數位科技的衝擊，使他們面臨「被取代」或「不適應」的風險。    然而真正的關鍵不在於他們落後，乃在於我們缺乏一套專業再生的系統設計。    政府與企業應合作設置「專業深化與轉型學程」：對傳統產業人才，提供數位工具、創新應用、ESG治理等新技能訓練；對退休專業人員，開設顧問、教學、創業輔導、公益經理人等再進化課程；對醫療、教育、科技、社福等領域，推動「資深人才+青創團隊」的協力合作機制。    唯有讓專業進化，才能讓年齡變成優勢，而不是阻力。跨代共融：不只是傳承，而是共同創造未來    台灣的世代鴻溝正日益擴大。年輕人批評上一代「佔據資源、不懂時代」，壯世代則覺得「年輕人不吃苦、不講感恩」。但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世代批判，而是世代共融合作。    壯世代的再生工程，應以「跨代共融」為核心場域：在企業內，導入「逆向導師制度」（Reverse Mentorship），讓年輕人教資深員工新科技，年長者傳承策略與人脈，互為教練；在教育場域，推動「人生導師陪伴計畫」，讓壯世代以生命經驗陪伴青少年探索志業和人生；在社區中，建立「跨代共創工作坊」，由壯世代與青年共創地方創生、社企計畫與社區活動。    研究顯示，跨代合作能有效提升彼此的同理能力、增進社會信任感，同時提高團隊的創意解決能力。壯世代不再只是經驗的遺產提供者，而是創新的共同合作者。生命歷練：把傷痕轉化為貢獻的能量    壯世代多歷經人生風雨，有失敗、有遺憾、有痛苦，也有智慧、溫柔與耐心。他們比年輕時更能體會「人生不是直線，而是反覆探索與成長的旅程」。    這些歷練，若能被整合與轉化，將成為獨特的社會資產。例如：親職困境的倖存者，能成為家庭教育教練；創業失敗的過來人，能成為青年創業的風險顧問；失落與療癒的親身經歷，可轉化為生命陪伴的力量。    因此，我們主張建立「生命歷練轉化中心」，收集、整理並培訓壯世代將個人故事與經驗轉化為社會貢獻角色，如導師、顧問、志工、講者等。這不僅能強化社會的心理資源網，也讓每一段人生都不白走。喚回使命感：讓人生的最終章充滿光與火    在工作壓力鬆動之後，壯世代常問自己：「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是靈性問題，也是一種未被滿足的社會責任感。    「活著」與「有用」，對多數人來說從來不只是經濟需求，而是一種存在價值感的肯定。這時，唯有觸及「人生使命」的探問，才能讓再生工程不是苦勞延長，而是願景展開。    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使命探索與實踐計畫」，鼓勵壯世代參與：國際志工、在地公益、跨界創業與社會創新行動；小學教育志工、偏鄉陪讀導師、環境倡議者；自我書寫、口述歷史、生命影像等文化傳承計畫。    讓每一個人知道：當我走進生命的黃金下半場，不是退場，而是另一場照亮世界的登場。人才不需退休，台灣不能錯過的資產    壯世代不是時代的「尾巴」，而是轉型時代的「鑰匙」。他們不只是歷史的見證人，更是未來的共同創造者。    啟動壯世代再生工程，對台灣意義非凡：在經濟上，是生產力的延續與社會成本的降低；在文化上，是代間理解的橋梁；在社會心理上，是孤獨時代中最可靠的支持網；在國家發展上，是人才庫再啟、未來競爭力的補強。    未來的台灣，需要的不只是年輕的身體，更是成熟的靈魂。    我們不再讓「50歲以後」變成人生的句點，而是另一個驚嘆號。    讓壯世代成為這個社會中最被珍惜的再生力量，也讓每一個人相信，最有價值的歲月，其實還在前方等著我們出發。 

在傳統觀念中，「公益組織」多半指的是非營利機構，如基金會、協會等，主要依靠捐款、補助來從事社會服務。但在當代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的浪潮中，企業也逐漸扮演起「具有公益性格的組織」角色，不僅追求利潤，更致力於為社會創造價值，這不只是行銷策略，而是企業存續與國家穩定的基礎。CSR：從回饋社會到影響文化企業社會責任（CSR）過去多以捐款贊助、志工服務等形式出現，重點在於「回饋」。例如台灣某些科技業者如台積電、聯發科，每年編列上億元的公益基金，用於教育資源下鄉、弱勢照顧等，這些都是典型的CSR實踐。但若僅止於外部回饋，CSR容易流於形象工程。真正具前瞻性的企業已經從「社會回饋」轉向「文化影響」，透過制度設計改變內部文化，創造長期的正向價值。例如聯電推動「家庭日」與「親子共學計畫」，讓家庭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這不只是照顧員工，更是形塑整體社會對家庭的重視。ESG：將家庭友善納入企業治理核心ESG（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讓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更加制度化。特別是在「S」（社會）與G（治理）指標中，家庭友善政策、性別平權、員工福祉等項目已成為投資者重視的核心指標。以永豐銀行為例，其ESG報告中不僅列出碳排放與綠能投資，也詳細揭露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包括彈性工時、職場托育、家庭照顧假等。更有企業設立「員工家庭支援基金」，協助遭遇重大家庭變故的員工度過難關。這些投入不是成本而是投資．是創造員工黏著度與品牌信任感的重要資產。當企業將家庭友善視為治理策略的一環，所形塑的不只是內部文化，更可能在供應鏈、顧客關係甚至社會制度中產生正向牽引力。投入資源形成「善的循環」真正能讓企業成為「新型公益組織」的關鍵，在於是否能用其資源與制度，啟動一套善的循環：對內：透過托育補助、復職訓練、親職課程等具體制度，提升員工滿意度與留任率，降低人力成本與流動損耗；對外：針對員工家庭需求開發新型產品或服務，如親子友善空間、家庭保險方案、長照支持平台等，創造新的市場價值；對社會：建立公益夥伴關係，例如與育兒團體、青少年輔導機構、社福單位合作，打造跨界支持網絡，放大企業影響力。一個具體案例是 IKEA 台灣近年投入愛心送餐服務，長期關心弱勢家庭兒童的營養需要，自2010年起合作愛心送餐服務，為台灣貧童提供早餐、晚餐或營養補充品，使孩子不受貧窮限制，可以獲得足夠營養。IKEA認為『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兒童』則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企業角色的轉型：從獲利單位到社會創新引擎當企業開始投資在家庭與關係的健康發展時，其角色不再只是經濟系統的單位，而是成為文化與制度創新的關鍵節點。企業可以是平台、是實驗室、更是未來社會的孵化器。特別在少子化與勞動力變動的大趨勢下，能否支持員工走過婚育挑戰，正是企業能否吸引、留住下一代核心人才的試金石。如果我們能讓更多企業不只將ESG當作審查標準，而是視為未來經營哲學，那麼「企業也是公益組織」不再是比喻，而是實踐。當更多企業願意投注資源在愛與關係的永續上，整個社會將因此受惠，形成從員工到家庭、從家庭到社會的良性循環。企業家精神：看見社會趨勢中的先機與使命真正有願景的企業家，不只看KPI與獲利，更能洞察未來社會結構與人心變化。當年輕人普遍延後或拒絕婚育，背後反映的是制度缺口與情感匱乏；而這正是企業能進場設計新型產品、服務與文化的機會。比爾．蓋茲所創辦的比爾與梅琳達基金會，便是企業家以社會為舞台的延伸實踐。同樣地，若台灣企業能跨足婚育支持、親職教育、情感照護領域，不僅可解決勞動力危機，更可能創造出下一個兆元級的「幸福經濟」產業。這種從企業文化出發、連結社會結構的視野，不但體現企業家的高度，也讓商業模式與國家永續目標形成「同頻共振」。這，就是新世代的企業公益，既不犧牲獲利，也不抽離社會，而是以人的幸福為核心，設計永續共生的商業模式。

    當我們談論台灣的少子化現象時，常將焦點放在經濟壓力、房價高漲、育兒成本與工作生活失衡等外在條件上。然而，這些問題雖然現實，卻僅是現象層面的折射，真正深沉且根源性的成因，恐怕須從更早的社會制度，教育體制中，重新檢視。    少子化不只是家庭計畫的轉變，它更反映了整個世代對未來的不確定、對生涯路徑的焦慮，以及對家庭與孩子角色的質疑。這一切，與我們的教育制度脫不了關係。教育體制如何間接促成少子化？高度競爭與壓力化的學習環境    台灣教育體系長年以「升學主義」為核心，國中高中階段的孩子沉重補習，進入大學之後又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市場現實。學生從小到大身心負擔沉重，對人生充滿疲憊與不確定性，年輕人普遍延遲婚育，也不認為未來是值得投注於孩子的。未能培養自我認同與家庭價值    台灣教育重視知識與技能的累積，但對「情感教育」、「生命價值」與「人際關係建立」的培養相對稀薄。學生升學路徑清晰，人生價值卻模糊不清，對家庭與孩子的想像貧乏，很多年輕人從未在教育過程中認識「家庭」的意義，自然也不會想成為父母。高等教育與勞動市場的失衡    台灣的大學教育普及化已久，但產學脫節、學用斷裂讓許多年輕人即便取得學位，也在職場中無所依歸。許多人在大學四年培養的是焦慮，而非競爭力，缺乏穩定職涯預期，更難思考到養育下一代。教育與育兒系統的斷裂     教育體系與社會支持系統之間長期割裂，家長需自行應付學前教育、高額安親補習、甚至托育缺口等問題。年輕父母對未來的信心不足，也不敢輕易生育第二胎。破解之道：從教育結構切入的少子化對策    少子化不是只能靠生育津貼與育兒補助解決。要改變人口結構，必須先改變教育制度，讓未來世代重新相信「成長」、「戀愛」、「家庭」是值得投資的生活形式。（1）國小與國中階段：打造快樂與信任的學習空間減量升學競爭，強化探索與關係教育：將生命教育、家庭認知、性別與情感課程納入核心學科，從小建立正向親密關係與健康婚育觀念。導入「社區學習」模式：讓學童在學習過程中接觸在地職人、家庭與長者，培養對生活的實際理解與未來想像，而非僅僅以成績為目標。（2）高中與技職階段：恢復職涯尊嚴，重建自我價值改革技職教育形象與路徑：提升技職學校設備與教學資源，鼓勵產學合作，讓學生認知不同職涯同樣具備價值，不再只是個升學「失敗者」。高中課程多元化：設立「未來家庭模擬」、「社會參與」、「生涯設計」等選修，幫助學生規劃未來人生藍圖。（3）大學階段：推動人文回歸與育兒支持設立「社會未來系」等跨領域學程：整合心理學、社會學、人口學、政治與技術倫理等，培養具洞察力與實踐力的青年世代。補助學生戀愛與情感發展相關活動：如國外大學常見的「伴侶工作坊」、「親密關係沙龍」，讓年輕人學習健康的關係建立，不再害怕親密。從「少子化應對」到「人生想像的重建」    我們不能再將少子化簡化為「多生幾個」的技術問題。    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文明挑戰，核心在於：我們讓下一代看見了怎樣的人生？教育體制所傳遞的，是「焦慮的人生模型」還是「可喜的生命藍圖」？    當學校從壓力工廠變成可以談情說愛、探索自己、建立社群的空間，當教育重視情感與家庭的美好，我們才有機會扭轉這場文明的漸凋。    未來的台灣公民，必須先相信自己能活得值得，才會相信孩子也能活得美好。那一天到來時，孩子便不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國家與個體共同的禮物。    教育，是這場轉變的起點及動能。

第一部分：從故事的斷裂，說起    在台北捷運淡水線的某一節車廂裡，一對年輕情侶輕聲細語，分享著下班後的疲憊與生活裡的小確幸。列車駛過一站又一站，城市的燈光與他們的笑聲交錯流動。這一刻很日常，卻也很珍貴。因為在台灣，談戀愛、許承諾、築家庭，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早已不是「理所當然」的人生選項，而是一場場與恐懼、焦慮、現實爭奪的拉鋸戰。    我們的父母那一代，戀愛的故事是有劇本的。從青澀的邂逅、穩定交往、結婚生子到白髮蒼蒼，這些情節就像社會默契的通關密語，如今，這條人生路線圖正在瓦解。年輕世代活在一個劇本消失且劇情混亂的年代，卻又尚未為自己寫下新的章節。    他們的愛情敘事中，有太多不確定與自我懷疑：「如果連自己都養不活，怎麼去照顧另一個人？」「爸媽婚姻的失敗會不會也重演在我身上？」「這段感情值得冒險嗎？」    從社群媒體到交友軟體，資訊爆炸卻真心難覓，戀愛像一場高風險投資，愛的能力和想像正逐漸凋零。    在這樣的文化氣候中，我們也看見一種新的孤獨。這不是物理空間上的孤單，而是一種「沒有故事可以依靠」的情感孤島。社會對愛的信心崩解了，年輕人開始逃離愛情，不是因為不渴望，而是因為怕輸、怕受傷。    然而，這時刻正是台灣可以轉向的起點。    當一個世代的愛情劇本失效，我們就有機會重新設計它。    從文化的敘事重建到制度結構的支持，從創造安心愛的社會設計，到重新啟動親密關係的價值鍊，台灣有潛力不只是「能戀愛」，而是「適合戀愛」的島嶼--［戀愛不逃島］。    因為戀愛不只是個人選項，更是一種社會力，是社會健康與人才永續的溫柔引擎，只要我們願意認真對待愛，願意為愛設計，愛就不必是風險，反而是資源。第二部分：為戀愛而設計的社會，可能嗎？    戀愛，從來不是一件單打獨鬥的事。    當代心理學家蘇珊・強森（Sue Johnson）曾說：「親密關係就像氧氣，是人類情緒安定的核心來源。」換句話說，愛不是奢侈品，而是基本需求。當一個社會忽略了支持人與人之間親密連結的環境設計時，戀愛就會變成一場疲憊的冒險。    現代都市生活的節奏，讓許多年輕人即使想愛，也無力經營。長工時、不穩定的收入、難以負擔的生活成本，加上缺乏能支持親密關係的公共空間與情感教育，讓戀愛這件事變得越來越難開始、難維持。     這些問題，正是社會設計可以介入的地方。    想像一個為戀愛量身打造的社會系統：城市裡有更多鼓勵互動與交流的公共場域，如夜間書店、低負擔的咖啡小聚空間、情侶行旅補助、單身者的社交媒合平台；教育系統中有情緒智商、關係溝通、性別理解等課程，從國高中一路到大學都能系統性地培養愛與被愛的能力；甚至企業與政府合作推動「愛情假期」、伴侶關係諮詢、伴侶共享成長計畫等福利，讓感情經營不再是被壓榨的「下班後的事」。    此外，政策層面上也應正視「親密關係是一種社會資產」這件事。    像是日本福岡、韓國世宗市都曾推動戀愛友善都市政策，而歐洲某些城市則透過「共同生活補助」與「親密關係維護津貼」，協助青年穩定交往、共組家庭。我們可以更大膽地想像：戀愛不是只屬於私領域的浪漫，而是一項值得國家投入公共資源去維護的社會動力。    其實台灣不是沒有戀愛的土壤。我們有溫暖的人情味，有相對安全的城市環境，有豐富的文創與美食場景，也有普遍對親密樣貌的包容。我們缺的，往往只是將這些碎片串連起來、打造「戀愛友善生態系」的整體設計視野。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交友平台，而是一整套支持「從認識、互動、建立關係、經營情感，到共築生活」的結構性支持系統。讓戀愛不是靠運氣或意志力撐下去，而是有一張溫柔又堅固的社會網支撐著每一對願意攜手前行的伴侶。    愛，是關係的動力；但要讓愛長久，需要社會的文化性工程。當戀愛可以被好好設計，幸福也可以變得不那麼難以想像。第三部分：戀愛是人才永續，也是幸福的基礎工程    在許多政策討論裡，戀愛與婚育常常被當成「私事」，彷彿只要勞動市場穩定、房價可控、托育制度完善，年輕人自然就會戀愛、結婚、生小孩。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少子化不只是「沒人願意生」，更是「沒人敢愛、沒人能愛、沒人想愛」的連鎖反應。    戀愛，是一個社會對未來是否還有信心的晴雨表。    當一個世代不再相信愛情能為人生帶來力量時，也就不再願意投注時間與心力在關係裡，更遑論進入婚姻、共育生命。戀愛風氣的萎縮，是一種集體想像的退潮，是整個世代逐漸放棄「我們」的表徵。    從人才永續的角度來看，戀愛更是一種「情感資本」的投資。    願意戀愛、願意與人深度連結的人，往往也更能在社會中穩定發展、與人合作、勇於承擔。這樣的情感成熟度，是一個國家孵育人才、培育未來領導力的重要基礎。    我們不能只談「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卻不談「年輕人為什麼不愛」。因為沒有愛，哪來的家？哪來的下一代？哪來對未來的希望？    幸福學給了我們更多線索。    戀愛、成家和生養，十分符合哈佛大學哲學與心理學博士、快樂研究院創辦人塔爾．班夏哈（Tal Ben-Shahar）的SPIRE這個幸福感架構：    精神層面的（Spiritual）幸福感、    身體的（Physical）幸福感、    智能上的（Intellectual）幸福感、    人際關係的（Relational）幸福感、    情緒上的（Emotional）幸福感。    根據正向心理學的研究，人類的主觀幸福感與「穩定的親密關係」高度相關，比起收入、學歷、職位等外在成就，能夠經營一段有情感連結的關係，更能提升一個人對生活的滿足與未來的信心。換句話說，戀愛不只是心靈小確幸，而是一種可以被量化、被支持的幸福工程。    如果我們期待年輕人對社會和未來充滿希望，不只是為了就業機會，也應是因為這片土地讓他們有機會愛，有空間親密，有可能幸福。    那麼，我們能不能大膽一點，許一個願景：讓台灣成為亞洲戀愛首都？    這不只是觀光口號，而是一項深具文化魅力與社會潛力的未來設計。    想像一個島嶼，有著高密度的人際交流空間、健全的親密關係支持政策、多元包容的愛情價值觀，甚至有專為婚戀產業、關係教育、情感科技發展的創新平台，吸引亞洲各地的年輕人前來相遇、相知、相愛。    從「科技島」、「民主島」走向「戀愛島」，是台灣下個時代的軟實力升級。畢竟，真正能讓人安心又幸福活下來的，不只是薪水與制度，而是一段值得為之停留的關係，一段能夠共築未來的愛。結語：讓我們一起重寫戀愛的劇本    當我們說「打造戀愛不逃島」，其實是說：讓戀愛這件事，不再是逃避現實的奢侈品，而是一種被社會承認、被文化珍惜、被制度呵護的基本權利。    戀愛不該只是浪漫的衝動，而是一種長期的社會投資，是下一代能否誕生、以及是否幸福的永續根基。    對年輕人來說，最好的鼓勵從來不是說「你應該去愛」，而是社會願意說：「我們會一起支持你愛下去。」    當我們能重新設計一座讓人敢愛、想愛、能愛的島嶼，我們相信，台灣就不再是戀愛的海市蜃樓，而是戀愛的目的地，一個屬於愛、屬於未來的亞洲戀愛首都。

    在台灣，結不結婚、生不生小孩，長期被視為個人選擇，甚至是不可干涉的私領域。然而，當國家年年以破紀錄的速度「消失人口」，社會勞動力結構日益傾斜、稅收與保險制度面臨崩解、軍事人力出現缺口，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婚育，還只是個人的事嗎？事實數據：婚不成，生更難    根據內政部統計，2024年台灣的總生育率（TFR）再度創下新低，僅剩0.87。這個數字不只是全球最低，更意味著每位女性一生平均僅生不到一個孩子，遠低於人口自然更替所需的2.1。    進一步觀察家庭結構與婚姻趨勢，會發現問題更為根本：平均初婚年齡：2023年女性為31.7歲、男性為33.5歲，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已婚家庭平均子女數：根據主計總處，2020年為1.24胎，低於日本、韓國的1.38與1.58。終身未婚率（45-49歲未婚者比例）：男性達29.3%，女性為18.1%，持續上升中。未婚生子比率：僅約6.3%，遠低於歐美許多國家超過40%的比例，顯示台灣社會對非婚生育仍保守與排斥。    這些數據清楚指出：在台灣，「婚」與「育」高度綁定，但婚姻率長期下滑，等於預告生育困境將難以翻轉。    反思：當生養下一代變成一項奢侈行為，我們還能期待社會有未來嗎？從催生基金到婚戀基金：政策角色的轉變    在面對少子化困境時，政府設立「催生基金」，投入資源於育兒補助、托育公共化與生育津貼。然而成效有限，因為「未婚與晚婚」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若婚育被視為「個人自由」，政府往往無從介入；但若婚育影響到國家人力、產業、稅收與軍事結構，那麼它就是國家治理議題。因此，台灣必須跨出催生的補破網邏輯，升級為「婚戀基金」思維。婚戀基金可以怎麼運作？支持在地婚戀平台發展：如同文化創意產業，婚戀也應被視為新興社會服務。鼓勵具有信任感與在地關係的教會、社團、地方青年中心，開發婚戀媒合與陪伴服務，並以基金補助專業培訓與營運費用。補助青年戀愛教育與交友活動：每年撥款鼓勵大專校院、社福機構設計「親密關係」、「伴侶溝通」、「家庭經營」等課程與活動，為年輕人補上情感能力教育的空白。婚戀創業補助：鼓勵青年投入婚戀相關創業，如婚姻顧問、愛情教練、交友科技平台、長期伴侶輔導等，讓婚戀服務成為一門值得投資與耕耘的產業。扶植婚戀產業：讓戀愛變成可以經營的未來    相較於「傳統婚友社」的僵化形象，現代年輕世代需要的是更貼近生活、科技整合與情感理解兼備的婚戀服務。可行的創新模式包括：AI婚戀媒合平台：結合心理測評、興趣地圖與生活節奏配對，跳脫外貌與條件主導的交友盲點。愛情教練制度：提供一對一或小組的戀愛諮詢、情緒管理與關係療癒服務，協助年輕人從「不敢愛」、「不會談」走向成熟的親密關係。地區戀愛特區試辦：結合青年住宅、文創空間與地方創生資源，打造青年聚集、友善交友、伴侶共學的生活聚落。    婚戀產業的扶植，不僅有助提升青年幸福感，也創造大量心理、教育、科技與文化領域的就業機會，為沉寂的人口與經濟注入活力。    反思：若我們無法給年輕人一個相信關係、建立家庭的理由，我們憑什麼要求他們承擔未來？婚育的公共性：從個人選擇到集體設計    我們不否定婚育是自由選擇，但不能忽視社會結構如何壓迫與限制選擇。    當工時過長、房價高漲、情感支持稀薄，青年世代自然選擇不婚不生。此時，政策角色便是創造讓婚育「值得」也「可行」的環境。    這意味著：從情感教育做起：補上戀愛與家庭經營的知識落差。從社會支持著手：打造對孩子與家庭友善的生活結構。從文化敘事改寫：將婚姻從「風險與負擔」重塑為「成長與祝福」的歷程。    反思：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把婚育從「兩個人的私事」升級為「整個社會的責任」？結語：讓國家變得值得被延續    少子化不是未來的危機，而是正在進行式的國安問題。當婚育不再只是個人事務，社會就必須正視關係的基礎建設與情感的公共投資。    從催生基金轉向婚戀基金，從扶養補貼邁向關係培力，從托育政策推進到愛的設計工程，這才是翻轉少子化的根本之道。而這條路，國家要走在前面，社會要共同參與，年輕人則需要感受到：「我願意」的選擇，不只是勇氣，也是值得的希望。    從人口學到經濟學，從心理學到國防，婚育問題早已超越個人選擇，是關乎一個文明是否能延續、更新與再生。若婚姻與家庭無法被公共政策承認為「社會價值」，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出生數，更是共同生活的能力與盼望。    因此，婚育制度需要國家級的再設計，也需要文化敘事的重塑與公民參與的創新。唯有如此，才能讓青年在關係中重拾信任，讓家庭在社會中重新站穩根基，讓國家有能力邁向未來。    反思：如果文明是一場接力賽，我們準備好把火炬交到下一代手中了嗎？ 

    在台灣，婚育率的持續探底已不只是數據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反映。根據內政部資料，2024年台灣的總生育率再度刷新全球最低紀錄，已逼近每位女性一生平均僅生育0.8名子女。與此同時，結婚率也同步下滑，晚婚、不婚成為主流，生育幾乎等同於「人生高風險投資」。    年輕人真的不想結婚、不想生育嗎？事實可能剛好相反，他們不是不想愛、不想家，而是無法在現有體制中，想像一個值得投入的婚育未來。    這並非年輕世代的責任，而是整體社會設計與文化敘事出了問題。    我們必須從更完整的生命歷程來看待婚育議題，從「交友→戀愛→結婚→生養→新婚五年內的穩定發展」，構築一個支持性生態系。    以下從年輕人的挑戰與需求談起，進而探討政策該如何介入與創新，讓婚育不再是人生的壓力終點，而是幸福生活的起點。年輕人面對的現實困境：高期待，低支持1.交友與戀愛：選擇過剩下的連結焦慮    數位時代讓交友變得無比便利，但也帶來「選擇超載化、連結稀薄化」的矛盾，交友軟體讓人每天滑過數百個潛在對象，卻難以建立深度連結。年輕人對愛情的期待高度理想化，強調心靈契合、溝通能力與尊重，但在真實互動中，卻常面臨「熱絡一下就消失」、「網路熟，現實尷尬」的落差。    在社群媒體的影響下，戀愛逐漸變成一場表演、幸福必須打卡、情感需要「被看見」。這種情感績效主義，使得戀愛成為壓力來源，甚至進一步削弱關係的真實性與穩定性。2.結婚與生養：從心理到經濟的高風險決策     進入穩定關係與婚姻的門檻越來越高，不僅來自高房價、低薪資、長工時，更來自於心理層面的「預設焦慮」。神經科學研究指出，大腦在面對高風險決策時傾向啟動自我保護機制，年輕人面對婚育所需承擔的責任與代價，自然傾向延後或迴避。    經濟學也揭示，婚育的「機會成本」極高。結婚往往意味著放棄自由、轉換生活模式，對女性來說更是伴隨著職涯中斷與身心耗損。生育不再被視為「自然進程」，而是一個需要精密計算與深思熟慮的風險選擇。3.新婚初期：無支援、低容錯的現實撞擊    即便踏入婚姻、生養孩子，年輕夫妻仍面對一連串困難。根據衛福部統計，婚後五年內是離婚率最高的時期。此階段常見問題包括：育兒資源不足、親職溝通困難、雙薪家庭協調失敗、雙方父母初老看護等，心理壓力無處紓解。換句話說，「結婚生子」不是終點，而是一連串新挑戰的開始，但我們的政策支持與文化設計卻常在此時缺席。打造支持性婚育生態系：從交友到新婚五年    要真正提升婚育意願，不能只在「生幾胎」上打轉，而是要從生命歷程的每一階段切入，建立橫跨心理、社會、制度與文化的支持網絡。1.交友與戀愛階段：扶植在地婚戀產業，創造安全連結場域    交友與戀愛不只是個人選擇，也是社會文化的一環。政府可透過政策扶植「婚戀產業」，例如：建立青年社交支持平台：與地方政府合作，開發符合地方特色的青年交友活動，如藝術導覽、食農旅行、運動聚會等，降低戀愛社交的進入門檻。支持高品質婚戀媒合服務：鼓勵具有專業背景（心理諮商、人際關係培訓等）的業者提供深度配對與戀愛教練服務，取代淺層滑動式配對。青年情感教育普及化：在高等教育與社區中設置情感工作坊，教授伴侶溝通、衝突處理與親密關係經營等技巧，培養戀愛力與關係韌性。2.結婚與生養階段：降低風險，提升投入意願    婚育之所以令人卻步，是因為「代價太高、保障太少」。因此政策設計應轉向「降低成本、強化安全感」：住房政策轉向婚育導向：設計「青年共居+婚育轉換」模式，例如提供新婚家庭可過渡成擁有權的長租社宅方案，減少「買房才能結婚」的迷思。彈性工時與家庭友善企業認證：鼓勵企業推動聯盟育兒園、父母工時彈性、遠距協作制度，並提供稅務或品牌獎勵，建立育兒不等於職涯斷裂的新文化。整合性生育健康與心理支持中心：結合產檢、心理諮詢、親職準備課程，打造一站式的婚育準備基地，提升伴侶信心與親職效能感。3.守護新婚五年：預防離婚、鞏固家庭穩定    新婚初期極易因衝突與壓力而破裂。此階段政策的關鍵在於「預防性支持」與「親密關係維修」：新婚五年支持計畫：提供婚後每年定期伴侶諮詢、育兒協調課程與社群支持圈，讓夫妻能及時調整與學習。家庭衝突調解與轉介服務：在地方社會局或家庭教育中心設立「親密關係室」，處理家庭壓力、情緒暴力、溝通障礙等早期風險，防止惡化為離婚。數位親職社群與學習平台：開發親職APP或線上課程，讓新婚家庭能隨時獲取教養知識、資源連結與情緒支援，打造數位育兒共學環境。文化敘事與產業連結：重塑「願婚想生」的願景    政策之外，文化敘事與產業創新也是改變婚育風氣的重要引擎。    我們需要建立新的價值圖像：婚育不是犧牲，而是一種可能幸福與成長的選擇。影視與社群內容的文化反轉：鼓勵製作「有小孩也能活出自我」的影劇與短影音，讓大眾重新想像育兒生活的美好與可行。婚戀與親職產業創新支持：如育兒共學空間、家庭旅遊設計、伴侶成長課程等，打造「婚育幸福產業鏈」，創造青年就業與創業新機會。媒合文化與社區共育連結：引導地方文化館、社區大學等結合婚戀教育與親職活動，讓婚育根植於日常社群中，而非僅是個人孤軍奮戰。結語：婚育奇蹟，從理解年輕人開始    台灣不缺努力的年輕人，缺的是一個能接住他們的社會。    我們可以自許成為一個願意談愛、教愛、支持愛的社會；一個不讓婚育變成壓力鍋，而能成為共同成長歷程的社會。    從交友到新婚五年，我們需要的是一套有系統的、跨領域的婚育支持政策與文化工程。當我們願意正視這個世代的恐懼與渴望，打造一個讓他們敢愛、能愛、想愛的環境，台灣的婚育奇蹟，就不再是幻想了。

    從人生各層面來看，不論是歷史、政治、社會、家庭、學校、職場等等，我們都有被傷害的經驗和感受，而那個傷害我們的個人或組織，也是帶著傷活下來的。    關鍵不是受害者情結或角色，而是我們如何活出自覺和自主的自己。    面對負面經驗及別人的不幸，我們仍然有為自己創造美好人生的選擇。愛不是複製品，而是生成式有機體    許多個案在諮詢中坦言，他們對愛與婚姻的恐懼，其實源自於童年未被療癒的經驗。心理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指出，早期的依附關係將深刻影響成人的人際互動與情感建立模式。    瑪麗・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所延伸的研究亦顯示，不安全依附類型（如焦慮型、逃避型）與成人親密關係的不穩定密切相關。    原生家庭塑造我們，但不代表它決定我們的命運。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卡羅爾・德韋克（Carol Dweck）「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的研究，個體透過學習與自我察覺，有能力重塑行為模式與情感反應。因此，當我們學習健康的情緒表達與關係經營技巧，就能避免複製舊有傷痛，選擇創造新的人生劇本。幸福的關鍵是生命連結品質與深度   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其《持續的幸福》一書中指出，人類的幸福感主要來自五個面向（PERMA）：正向情緒、投入、關係、意義與成就。其中，「正向人際關係」（Positive Relationships）是影響幸福感的核心要素之一。    哈佛大學長達85年的成人發展研究（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同樣揭示，最能預測老年幸福與健康的關鍵，不是財富或社會地位，而是「良好的人際關係」。研究主持人Robert Waldinger強調：「親密關係讓人變得更快樂、更健康，也活得更久。」    可惜現代社會中，許多對愛情的負面敘事模糊了這些事實。我們需要改寫對愛的集體想像，愛不是讓人失去自我，而是讓人擁有歸屬與力量的地方。愛與婚姻不是消費，而是長期投資    經濟學者蓋瑞・貝克爾（Gary Becker）在《家庭論》一書中首度將婚姻與家庭視為「經濟單位」，指出愛情與婚姻其實是一種「資本整合行為」，可產生長期協同效益。當伴侶之間形成分工合作、資源共用與心理支持，整體生活成本與風險將顯著降低。    根據美國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報告，穩定婚姻關係可顯著提升家庭收入中位數，並提高子女未來教育與經濟表現，反觀不穩定或斷裂的親密關係，則常導致財務危機與心理壓力的加劇。    因此，愛不是消費，而是長期投資。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透過制度設計與關係教育，提高這份投資的回報率與穩定性，而非拒絕這項投資本身。親密關係可以共築雙贏生涯路徑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蘇珊・強生（Susan Johnson）「情緒取向治療」（EFT）的理論，安全的情感連結是人類心理韌性的基礎。強生認為：「當人擁有可以依賴的情感連結時，就能更勇敢地面對外在挑戰。」《哈佛商業評論》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職場中的高績效工作者往往來自支持性強的人際關係網絡，尤其是親密伴侶的支持。研究顯示，穩定伴侶關係能提升工作專注度與抗壓能力，且能減少工作相關焦慮與倦怠。    許多人誤以為愛情會干擾專注，但其實，高品質的親密關係是一種能量來源，讓人更有底氣追求理想。與其選擇單打獨鬥，不如學習如何與夥伴共築雙贏生涯路徑。 愛不等於壓力，而是相依共生    當代社會學者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概念，認為現代親密關係不再以傳統角色義務為主，而是基於互相理解與情感回應所建立。這代表關係的核心不再是犧牲，而是互動的質量與自我實現的可能。    愛不是一種束縛，而是能夠讓人更自由地探索自己、實踐自我與參與世界的基底。愛是值得投資的社會資產    從敘事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加拿大學者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與大衛・愛普斯頓（David Epston）提倡「重新建構個人故事」，認為人們的生活經驗不只是事件，更是由語言與敘述所建構的意義。    若我們一直用「愛是痛苦、婚姻是犧牲、孩子是負擔」這類語言建構現實，自然難以產生積極的關係動力。    我們需要新的語言、新的文化敘事：愛是合作與成長的場域，婚姻是共同創業，親職是未來社會建設的基礎工程。    OECD報告指出，在提供完善家庭支持與情感教育的國家，如瑞典與荷蘭，婚育率相對穩定且民眾幸福感指數高。這再次印證，當愛被視為「值得投資的社會資產」，人們才會願意投入。結語：愛，催化我們邁向成熟與完整的引擎    愛，從來不是人生的負擔，而是最深層的驅動力。    愛不僅是我們心中最原始的渴求，更是支撐人生成長與蛻變的持久力量。當我們願意以更新、更開闊的視角理解戀愛與成家，愛和婚育將不再被視為拖累人生的負重，而是催化我們邁向成熟與完整的引擎。    身為一位生命教練，我看見許多人在人際歷程中轉換了對親密的信念，當他們開始學習健康的互動方式，並開放心靈接納關係的可能性，人生的質地隨之改變，變得更加充盈與有方向。    是時候從「愛是風險與消耗」的思維模式中走出，擁抱「愛是資源與潛能」的觀點。我們可以重新定位愛的意義，成為推動我們個人實現與集體幸福的基礎力量，為自身開拓可能，也為社會播下希望的種子。

前言從1960年代至今，台灣歷經快速的社會轉型與經濟發展，人口結構亦發生了劇烈變化。從嬰兒潮時期的人口激增，到今日生育率全球最低的窘境，台灣社會走過了由「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的劇烈震盪。本文從社會風氣、價值取向、個人婚育、社經壓力與文化涵養等五大面向，分析台灣60年來的人口變遷與問題根源，並針對恢復人口健康與社會活力提出具體策略與可行方案。一、社會風氣演變：從集體導向到個人主義興起1960至1980年代，台灣正值經濟起飛，社會風氣以家庭為中心，「多子多孫多福氣」被視為理所當然。家庭價值穩固，婚姻與生育是成年人的必經之路。1970年代末期，隨著教育普及與城鄉結構變化，女性受教率提高，開始進入職場，家庭功能逐漸改變。進入1990年代後，個人主義浪潮席捲，年輕世代追求自我實現與生活品質，婚育觀念開始鬆動。社會對「單身」與「頂客」族的接納度提高，結婚與生育不再是必然的選項。到了2010年代，「不婚不生」成為社會現象，社會氛圍也轉為強調個人自由與自我價值的實踐。問題分析過度強調個人主義，造成社會連結與責任感薄弱，家庭與生育的社會價值遭到邊緣化。對症策略透過教育與文化活動，重建「家庭作為生活支持網絡」的社會設計。強化社區連結與世代互助機制，提升個體對社會的歸屬感與責任感。二、價值取向轉變：從傳統倫理到多元生活選擇台灣社會自1990年代起，逐漸開展價值多元化，性別平權、同志權益、少數族群權利受到重視。婚姻不再被視為成功人生的標誌，生育也不再是家庭責任的必要延伸。伴隨全球化與資訊化，年輕世代接觸到更多生活模式與人生可能，如旅居海外、追求事業成就、發展個人興趣等，這些選擇往往與穩定家庭生活產生矛盾或延遲。問題分析生育與人生成就不再高度連結，使得婚育成為一種「成本高、回報不確定」的選項。對症策略在公共政策與文化論述中，重新強調「育兒也是自我實現的重要路徑」。肯定多元不同形式的家庭（如單親、領養），降低傳統婚姻制對生育的限制。三、個人婚育行為的變遷：晚婚、不婚、低生育根據統計資料，台灣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1960年的22歲提升至2023年的31歲，男性亦從24歲提升至33歲。不婚比例顯著增加，2023年25至49歲未婚人口比例已超過五成。生育率方面，1970年代平均每位婦女生育3-4胎，至2023年，總生育率已跌破1.0。晚婚導致生育期縮短，不婚則直接造成生育人數減少。問題分析婚育延遲或中斷，導致生育基礎人口縮減，且高齡生育增加孕產風險及育兒負擔。對症策略針對25-35歲年齡層提供住房、就業與育兒支持，降低成家門檻。推動職場家庭友善認證，鼓勵企業提供婚育彈性措施，如彈性工時、遠距工作，復職銜接計畫等。四、社經壓力與育兒成本：高房價、低薪資、托育負擔過去60年，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高度都市化社會，但薪資成長幅度遠不及房價與生活成本上升。2020年代的年輕人面對「高學歷、低薪資、高工時」的結構性困境，特別是台北、台中、高雄等大城市，居住成本成為巨大壓力。托育方面，儘管政府提供津貼與補助，但高品質托育資源不足、價格昂貴，讓許多家庭望而卻步。教育支出（補習、才藝課）亦居高不下，使育兒成為沉重的經濟負擔。問題分析成家與育兒的總成本過高，使婚育成為無法承擔的選項，削弱青年生育意願。對症策略大幅增加公共托育與優質平價幼兒園供應量，減輕家庭負擔。擴大青年社會住宅計畫，並提供育兒租金補助。制定托育與教育開支可扣抵所得稅的政策，降低育兒總成本。五、文化涵養的斷裂與孤立育兒困境台灣快速都市化與核心家庭化，削弱了傳統大家庭的支援功能。父母育兒多以孤立方式進行，缺乏親友或社區的實質協助，加上社會對孩子與育兒的包容度不足，公共空間（如餐廳、交通工具）對親子族群並不友善，使育兒變得更加孤立與辛苦。同時，台灣社會普遍對育兒的價值缺乏正向肯定。相較於「成功升學」與「事業成就」，「良好育兒」缺乏社會認同與支持。問題分析孤立無援的育兒環境與文化冷漠，造成心理與情緒負擔，降低育兒滿意度與生育意願。對症策略建立社區型「親子支持中心」，提供心理諮詢、育兒講座、共學共玩共養活動。推動「兒童友善城市」政策，改善公共空間設計，提升帶小孩外出的便利與尊重。公部門主導定期舉辦「親子嘉年華」等正向育兒文化活動，提升社會對育兒價值的認同感。結語：從結構性改革到文化性轉向台灣過去60年的人口結構變化，是社會現代化、多元化與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但若無及時回應深層結構問題（如高房價、低薪資、育兒孤立、婚育文化失衡）及文化態度的轉型，單靠金錢補助或短期激勵，無法根本扭轉少子化與人口萎縮趨勢。未來應透過跨部會整合，以「提高戀愛成家率」、「降低婚育成本」、「提升育兒品質」、「強化家庭與社區連結」為核心策略，並透過教育、文化、媒體等社會生態，重建「婚育與家庭」在現代社會中的正向價值。只有當婚育不再是沉重負擔，而是被看見、被支持、被尊重的生活選擇時，台灣才能重新迎來健康且有活力的永續性人口結構。 

    在少子化風暴席捲全球的背景下，台灣正面臨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嚴峻挑戰。即便政府近年推出包括育兒津貼、托育補助、生育獎勵等多項催生政策，卻始終難以扭轉生育率持續下探的趨勢。本文將從五個面向——社會風氣、價值取向、個人婚育選擇、社經壓力與文化涵養，探討台灣催生政策為何屢戰屢敗，並進一步提出有效策略與可行方案。一、社會風氣：個人主義盛行，婚育不再是人生必經階段    當代台灣社會受全球化與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深遠，個人主義價值逐漸取代傳統家庭導向。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個體的自我實現與生活品質凌駕於傳宗接代、結婚生子的價值。許多年輕人選擇專注於個人興趣、職涯發展與自由生活，對婚姻與育兒的期待與渴望大幅降低。    此外，媒體與社群網絡強化了「單身也很精彩」的形象，將婚姻與育兒描繪成「束縛」與「犧牲」。這樣的風氣雖提升個人自由，卻也讓婚育成為一項「自願」而非「自然」的選擇。對策建議：改變論述重點：政府與媒體應強調婚育的多元價值與可能性，如親子關係的成長、社會參與、生命的延續等，而非僅以人口結構角度施壓。營造友善氛圍：透過文化活動、藝文作品與社會倡議提升對婚育的正面想像，破除「婚育即束縛」的單一敘事。二、價值取向：性別平等與生活自主的拉扯    台灣雖在性別平權方面已有顯著進展，但在家庭角色分工上仍存在傳統壓力。女性在婚育後常被期待承擔主要育兒責任，對職涯發展形成實質阻力。年輕女性普遍意識到這樣的不平等，進而對婚育持保留態度。    同時，現代人追求生活品質與自由空間，將生兒育女視為高度責任與壓力來源，即便結婚，也不一定願意生育或多胎。對孩子的教育與培養高度重視，使得育兒成本（時間、金錢、心理）過於沉重，削弱生育意願。對策建議：推動父職參與文化：鼓勵男性育嬰假與照顧責任分擔，立法保障職場上的性別平等與家庭友善政策。重塑家庭價值：透過教育體系與公共傳播，倡導「共同育兒、共享責任」的觀念，減少對女性婚育的結構性壓力。三、個人婚育選擇：結婚與生育脫鉤的時代現象    台灣年輕人結婚年齡不斷延後，甚至選擇不婚，已成常態。根據內政部統計，2023年平均初婚年齡為男33.5歲、女31.1歲，且未婚比率創歷史新高。結婚率降低使得生育的「社會制度性基礎」崩解。    年輕世代即使結婚，對於是否生育、何時生育、要幾胎，也趨於審慎甚至抗拒。此現象反映的是生育與婚姻已從「社會期望」轉為「個人選擇」，而選擇的邏輯牽涉到生活規劃、價值信仰、風險評估及機會等綜合因素。對策建議：優化領養制度：鼓勵國內領養、減少國際領養障礙    透過稅務減免、補助教育醫療費用、提供育兒假等誘因，鼓勵本國家庭領養。不必然鼓勵國際領養，但對於難以在本國找到合適家庭的特殊需求兒童（如身心障礙孩童），可開放更高效率的國際領養合作。強化安置與替代照顧體系：從「機構收容」轉向「寄養家庭」    研究顯示，小規模、類家庭型的寄養，比大規模安置機構對兒童心理發展更有利。應該提升寄養家庭的招募、培訓及長期支持機制，例如：定期補助金、心理輔導資源、危機處理支援。修正與人性化墮胎政策：設計「懷孕中途選項」政策    鼓勵孕婦在不打算自己撫養孩子時，可以選擇「安全生產後領養」而非直接墮胎。提供保密生產（confidential birth）或匿名生產（anonymous birth）選項，並保障母親隱私與心理支持。四、社經壓力：高房價、低薪資、育兒成本成沉重負擔    房價高漲、工資停滯、育兒支出高昂，是台灣青年不婚不生的現實障礙。根據2024年資料，台北市房價所得比達15倍以上，青年幾乎無力購屋，租屋市場又缺乏育兒友善機制。再加上教育、托育、補習等育兒支出居高不下，育兒被視為「豪華消費」。    職場文化對於請育嬰假、育兒彈性工時仍存保守態度，使得即使有補助，青年家庭仍難安心育兒，生育成為經濟上的巨大風險。對策建議：擴大公共托育與住宅政策：建立國營托嬰中心與平價公共住宅，提高對青年家庭的支持。強化稅收與補助配套：提供逐胎遞增的生育稅賦減免，並將托育與教育支出列入所得扣抵，減輕中長期育兒壓力。五、文化涵養：低信任社會與孤獨育兒的困境    台灣雖擁有高度教育普及率與科技發展，但社會信任與公共育兒文化薄弱，家長多採「孤軍奮戰」模式，少有社區支援或家族系統協助。公私托育資源落差大，品質參差不齊，讓家長無所適從。    另外，缺乏對兒童友善的公共空間與文化氛圍，如餐廳、交通、娛樂場所，使家庭外出壓力倍增，進一步加深對育兒生活的負面感受。對策建議：建立社區育兒網絡：鼓勵在地共學、親子社團、志工支援育兒，建立互助平台。打造兒童友善城市：設計友善交通、公園、公共設施，提升育兒生活品質與尊嚴感。結語：政策轉型需從「物質補助」走向「結構改變」    台灣催生政策失敗的根本，不在於補助金額不夠，而是整體社會結構與文化環境未能同步調整。當婚姻、生育逐漸成為「高成本、低回報」的選擇，單靠金錢誘因已難以撼動價值與制度的結構性困境。    催生政策的成效，需仰賴跨部會協作、民間組織參與，跨世代溝通與文化思維的翻轉。唯有讓婚育成為值得期待、能被支持且充滿可能性的選擇，台灣社會才能真正迎來生命的延續與人口的再生。

台灣的總生育率已跌破1，創下全球最低紀錄。「不婚不生」逐漸從異議選項，變成年輕世代的集體現實。與其說這是一場人口危機，不如說是文化與心理的深層震盪。在傳統政策仍在爭辯補助金額與托育誘因時，青年世代其實早已悄悄走進另一種人生腳本。    我們或許該停下來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年輕人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想生。他們不是不願意建立關係，而是對關係感到困惑與焦慮。當婚姻與生育的想像仍停留在「責任」、「犧牲」、「角色分工」的語境中，自然難以引發投入的渴望。    唯有從敘事文化出發，連結腦神經科學、心理學、經濟學與社會設計的視角，才能真正打開未來的可能。一、從「成家立業」到「活出自己」：敘事文化的轉向    回顧過去幾十年，婚育之所以成為人生必經之路，是因為它被社會視為「正常進程」。學生時代打好基礎、畢業後穩定就業、30歲前結婚生子，這不僅是個人選項，更是社會的共同預設。然而對於當代年輕人而言，這樣的劇本早已失去說服力。他們生活在一個講求選擇多元、自我探索與身心自由的時代，強調的是「活出自己的版本」，而不是複製父母的模板。「成家立業」從目標變成了負擔。青年不再以「結婚才是大人」來定義成熟，而是追求能夠情感穩定、自我實現與關係平衡的新生活模式。這樣的敘事轉向，並不意味他們拒絕婚育，而是拒絕一種單一、窒息且缺乏彈性的生命腳本。二、當婚育變成「高風險選項」：心理與神經的內在機制從神經科學來看，大腦在面對不確定性與風險時，會啟動自我保護機制，特別是負責威脅評估的「杏仁核」（amygdala），在高壓社會中處於持續活躍狀態，使年輕人傾向避免作出重大、不可逆的承諾，例如結婚與生育。這種「延遲決策」並非懶散或自私，而是生存本能的合理反應。當社會訊號不斷告訴他們：買不起房、育兒負擔沉重、兩性關係充滿矛盾與不穩，他們自然會傾向等待一個更「值得投入」的時機，只是這個時機，往往遙不可及。心理學也提供了進一步的解釋。現代青年的自我效能感發展常受阻於高壓教育、情感忽視與社會評比。他們從小習慣「被要求做到最好」，卻少有「被允許犯錯」的空間。當內在缺乏「我能當好父母」、「我可以經營親密關係」的信念時，「不開始」便成為避免失敗的安全選項。三、數位世代的愛情矛盾：即時互聯，卻更疏離在數位工具無所不在的今天，青年世代擁有前所未有的戀愛可能。他們透過 Tinder、IG、LINE 等工具快速認識新對象，利用 emoji、語音訊息與照片建立情感連結。戀愛變得更即時、更媒體化，也更短促與破碎。相較於過去強調角色分工與長期承諾，現代青年在兩性交往中更追求情感共鳴、溝通能力與心理安全。他們期待伴侶能理解自己、支持自己、與自己共好成長，並反對傳統性別角色與犧牲式愛情觀。但這樣的高期待，卻常與現實經驗落差極大。訊息未讀不回、曖昧拖延、情緒冷漠、戀愛表演化，讓許多關係無疾而終，青年們陷入「高期待、低耐受」的情感困境。感情成了一場社群表演，戀愛不再是兩個人之間的真實交流，而是集體觀看下的績效競賽。四、經濟學的現實盤算：看不見的代價與心理帳戶婚育從來就不是「免費選項」。在現代經濟架構中，每個人生選擇背後都存在機會成本。生育所需的時間、精力與財務支出，意味著其他可能性的放棄：職涯中斷、自由減少、自我探索受限。特別對女性而言，懷孕與育兒往往直接影響升遷與收入，許多人形容「生一胎，就斷一段人生」。心理學家 Richard Thaler 所提出的「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理論，也揭示了另一層結構性障礙。人們傾向將花費歸類成不同帳戶，婚育常被歸入「沉重負擔」的分類，而非「幸福投資」。即使政策給予補貼，若這筆支出在心理上仍被視為「不值得」，青年仍難跨出那一步。五、不是青年不負責，是社會還未準備好讓他們投入重要的是要認知，現代青年不是一群不負責任的「延遲成人者」，而是比任何世代都更誠實面對婚育真相的一群人。他們不願隨便許諾，也不願盲目複製，只想要一種合理、可負擔的未來。我們若真心希望改變「不婚不生」的趨勢，不能只靠一次性補助或限期優惠，而應從系統與文化的兩端重新設計： 建立支持性的社會制度彈性職場與共育社區：如推動企業落實彈性工時、鼓勵社區設立共學空間與家庭互助平台，讓「育兒」不再等於孤軍奮戰。心理與親職準備融入教育體系：將情感教育、人際韌性、親職模擬等納入中學與大學課程，讓「如何建立關係、如何當父母」不再是成年後的臨時摸索。 改寫婚育的文化敘事用媒體創造「可以想像的好生活」：製作描繪「有小孩也能過出色人生」的劇集、社群內容與公眾故事，取代一面倒的「婚姻恐怖片」、「媽媽崩潰記」敘事。推廣「一起長大」的親職觀念：讓育兒不再只是「犧牲自我」的任務，而是「親子共創生活」的旅程。例如親子共創興趣、共旅記錄、共做公益等方式，重建親職的意義感。結語：打開未來，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創造新的起點當代青年不是拒絕婚育，而是等待值得選擇的人生設計。他們要的不是更高額的獎金，而是更深層的信任與尊重。他們不會為了傳統而走入婚姻，也不會為了補助而倉促生子。但若社會能真正理解他們的焦慮與渴望，願意共同設計一條新的未來路徑，那麼，「不婚不生」或許不再是終點，而是重塑社會契約的新起點。當婚姻與育兒不再只是犧牲的代名詞，而是成為實現自我、與人共創和建構社群的一種形式，未來才真正有可能被年輕人所想像、所選擇、所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