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秦晉   (中國民運人士/澳洲)

日內瓦漢藏尋求共識會議落下了帷幕，百余名漢藏代表參加了是次盛會，參加會議的還有達賴喇嘛尊者、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中國知名政治學者嚴家祺先生。對於西藏問題的共識的達成，會議是一個表現和宣示形式，而共識的形成還遠在會議之外。誠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由中國政情和漢藏關係長期的發展和演變逐漸形成的，是嚴酷的中國政治現實而催生的。這個共識是符合達賴喇嘛自1974年起所主張的“中間道路”精神的。

但是要充分認識到，這個共識不是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說是流亡在西藏境外的藏人與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政府之間的共識，也不是流亡藏人與被中國共產黨治下受中共60年政治薰陶的中國人民之間的共識。這個共識只是流亡藏人與為數不多的一部分漢人的共識，這部分漢人能夠與流亡藏人達成這樣的共識，必須滿足筆者所能考慮到的幾個條件：能夠自由思考；能夠並且願意瞭解西藏的歷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同情流離失所者內心苦楚，也就是能夠理解1931年9月18日以後悲憤地吟唱“松花江上”整日價流浪於關內那個時候的心情。因此，這個共識若要被更為廣泛地認同和接受，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仍有很艱巨的工作要做。

對於西藏問題，要害是西藏的有實際意義的高度自治以及達賴喇嘛返回故里。儘管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一再努力一再退讓，胡錦濤、溫家寶、中國共產黨堅決維持西藏現狀不變，堅拒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會談和對話可以舉行一輪又一輪，已經進行了八輪，如果流亡藏人願意，中國共產黨還可以提供十六輪，對藏策略只要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將不會發生變化。為共產黨計，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所期望的西藏的高度自治得以實現，以後的連鎖反應怎麼辦？達賴喇嘛返回拉薩，所產生的政治衝擊波如何應對？ “禦敵於國門之外”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選擇。

誠如達賴喇嘛所說，他對中國政府的誠信和信心越來越淡薄，但是對中國人民仍然充滿了信心。這次日內瓦漢藏會議是達賴喇嘛以及流亡藏人尋求與中國人民之間、非官方對話和交流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不是2008年“3.14”拉薩事件之後與中共會談無效而採取的無奈選擇，而是在更早的2007年2月，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流亡藏人對未來漢藏關係走向已經有了一個正確的預計和新的選擇。2007年6月14日和200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先後兩次在澳洲悉尼對華人發表公開演講，2008年11月1日、2009年5月5日和6月4日，達賴喇嘛又分別在東京、紐約和阿姆斯特丹與華人進行座談，開始了與海外華人的直接對話和交流。從而開始了漢藏關係處理的兩個層面的對話，即與中國政府的對話以及先通過與海外華人然後延伸到與中國民眾的對話。由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的單管道對話轉變為雙管道對話，這毫無疑問是明智的政治舉措，對未來的中國政治格局有前瞻性的預見，對未來漢藏關係的演變有不可估量的效果和作用。

歷史是歷史，現實是現實。在歷史上，西藏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宗教、語言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和地域，她有獨立于中原文化和民族的悠久歷史。現實中，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在那裡有駐軍，在國際上獲得外交承認。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基本上繼承自除臺灣澎湖列島以外中華民國的國土，放棄了中華民國聲稱擁有主權的蒙古。中華民國承自滿清王朝，滿清王朝從康熙帝起將西藏再次併入中原。191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宣佈過西藏獨立，但是沒有通過外交途徑獲得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承認，也遭到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雖然如此，由於中原地區戰亂頻仍，自顧不暇，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的西藏處在實際的獨立但是封閉的狀態下。

作為國家行為體，通過國土的擴張這一手段可以增強國力。獲得的國土，不論是取之有道的還是取之無道的，都不願意輕易交還。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是由於三國干涉，中國收回臺灣是由於日本戰敗，波羅的海三國再獲新生是由於蘇聯解體。由於西方“新綏靖主義”妥協的盛行，由於亞非相類專制國家的喝彩，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怎會有清醒的頭腦體悟“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這個道理呢？

西藏與鄰近的兩個大國和民族，中國的漢民族、印度的印度民族，從人種、語言、生活方式等方面看，都有明顯的區別。但是相對而言，還是藏中關係大於藏印關係。西藏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她一定要與其中一個民族結合的，中國相對來說是西藏更好的選擇。西藏已經在中國有效的管轄之內，善待西藏同胞，順從他們的政治訴求是永久挽留住西藏在中國以內最好辦法，為何一定要滿腹狐疑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而採取“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政治下策呢？不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一勞永逸地解決漢藏兩個民族之間的問題，偏執地認為沒有達賴喇嘛就沒有西藏問題，那麼今後的西藏問題將會更加複雜化，只能給漢藏兩個民族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殊不知這是掩耳盜鈴的愚蠢和鴕鳥埋沙的怯弱。因此，剛結束的日內瓦會議，以及從兩年前開始的達賴喇嘛與海外華人的對話，都是對中國現領導人政治頑固和愚昧而給未來漢藏關係和問題留下的禍害進行的一個預防和補救。

中國有兩大需要，一是政治的民主，二是道德和信仰的重建。西藏需要有實際意義的高度自治，保存傳統的文化和習俗。漢藏兩族相互依存，兩者各自的政治訴求也需要相互間的通力合作才能達到。妥善處理好漢藏關係，漢藏和諧相處，可為漢維民族的和諧、漢蒙民族的和諧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關係的和諧提供典範。

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可以是開啟封閉的中國政治大門的一把鑰匙、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這是中國領導人顛倒黑白地對達賴喇嘛進行妖魔化，牽強附會地尋找藉口阻止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深層原因吧。現任的中國政治領導人有一定的危機感，但是沒有歷史感。有史可鑒，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垮臺，都發生在頃刻之間。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個品牌的保值期和使用年限都已經快到了。為了中國，為了這塊土地上的蒼生，我們為之找出路。為共產黨著想，出於善意和悲天憫人，我們為之找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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