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讀後感
今年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二十周年,今年早些時候,趙紫陽的回憶錄問世,為二十年前的那個事件以及趙紫陽活動於中國政治舞臺中心時期的政治作為做出了注解,為後人正確準確瞭解和讀解那個時期中共的政治演變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第一手史實。
 
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以後的60年中,具有開明政治作派的最高領導人為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三人。但是鄧小平的開明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實用主義,在經濟上放鬆,政治上卻依然強硬。根據剛進行的中共60周年國慶大典上的排序,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被從中共建政之後政治權力最高人物的歷史記載中不留痕跡地抹得一乾二淨。也就是說,華國鋒的短暫時期被鄧小平的強勢完全遮蔽,而胡、趙時期則是晚清同治、光緒二帝晦色于西太后“垂簾聽政”的翻版。雖然如此,胡耀邦和趙紫陽二位總書記時期的政治局面對中國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仍然不可小覷。
 
普遍認為,鄧小平在毛澤東死後複出,迫於國情,開始了完全抄襲清末西太后的洋務運動的經濟改革。雖然鄧小平也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張,但是,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所要達到的政治目標完全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式的民主憲政,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為了強化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而做的結構調整。趙紫陽的回憶錄證實了這一點。
 
回憶錄通篇可見趙對鄧的個人情感,一片知遇之心。趙視己為共產黨人,跳不出共產黨的思維框架,只能在共產黨的政治思維模式中發展演變。胡的下臺改變中國改革路線的主導地位形勢,使左派佔據了有利的位置,埋下了89年趙走麥城的伏筆。本來胡主導意識形態,是開放的;趙主導經濟發展,也是開放的。胡的倒臺,由趙接替胡,原來趙的部分由李鵬接替,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由此發生變化,最終導致了左派的全面反攻倒算,鄧無可奈何地在左派壓力下用武力鎮壓學運,將趙罷黜,中國政治改革從此被堵,政局從此逆轉。
 
根據回憶錄可以看出,趙紫陽處處以鄧小平馬首是瞻,考慮的是鄧小平的個人情感,卻無法考慮歷史關頭民眾的福祉。鄧與趙的角力鄧明白底線在何處,趙不知道。趙習慣於“垂簾聽政”的政治思維,卻不能跳出中共党文化的局限,走出一個新的天地。毫無疑問,中國的“八九”經驗和教訓催生了蘇東波的成功。如果蘇東波發生在中國八九民運之前,中國的“八九”歷史也可改寫。在無歷史先例援引的情況下,趙紫陽是誠實的,墨守成規的,這就註定了趙只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悲劇人物,卻成不了繼往開來、扭轉乾坤的偉大政治家。趙紫陽的優柔寡斷導致了中國政治改革滯後至少四分之一世紀。
 
下令強行清場軍事鎮壓的命令究竟何人下達,時到今日仍然未敢公佈。是鄧小平,是李鵬還是其他何人?這個共和國護國公的殊榮至今無人敢認領,可見這些中共政治人物是明白將來歷史會給他們什麼樣史評的,絕對上不了歷史的淩煙閣,只能上歷史的恥辱柱。
 
趙紫陽在這種陰謀政治中只能是一敗塗地。趙紫陽缺乏政治家的政治謀略,根本不是政治經驗老道的鄧小平的對手。趙紫陽連的基本的政治韜略都不具備,相比較他的後任江澤民和胡錦濤,趙明顯的弱。
 
在中國政治上,皇帝一旦被罷黜是被砍頭的,中共專制體制下趙紫陽被限制人身自由是相對君主帝制是一個進步。其實限制人身自由是必然的,趙對此有怨言說明自身對此問題沒有正確地認識,當年與鄧較量敗北是必然結果。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中共沒有走西方民主道路的意願,儘管中共一再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是改變中共的執政方式,但不改變中共的執政地位。在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鄧小平一再提醒趙紫陽不要受西方三權分立的影響,甚至說連三權分立的任何一點痕跡報告上也不能有。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簡機構、精簡人員、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等,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質的問題。
 
趙紫陽產生中國需要進行政治改革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的想法還是在他被軟禁以後有了大量空餘時間的時候的想法,當年會見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想法,故說明戈巴契夫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提到趙紫陽有這個想法是一個誤解。那麼以後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也都唱的是80年代相同的政治調子,中共不會進行三權分立具有實際意義的民主憲政改革。
趙還考慮過把中國其他花瓶党轉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往通過民主黨派的形式實現他們的政治參與與願望,實際上是從共產黨那裡分一點權,使共產黨不致全面壟斷權力。但不能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形成挑戰。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共的體制外,都翹首盼望中共進行政治改革,而且相信中共會進行政治改革。根據趙紫陽回憶錄的陳述和解析,人們應該徹底死心了,這種良好的願望其實是一廂情願。即使中共不斷地提出政治改革的口號,也是中共特色的政治改革,與走西方憲政民主道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有過政治意義的政治改革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機會,就是鄧小平“垂簾聽政”的胡、趙主政時期得以延續,如果胡和趙都有一點政治韜略,耐心等待鄧小平退出政治舞臺,他們可能會有意願走民主化道路。如前文所提到的,如果蘇東波發生在中國八九民運之前,中國的“八九”歷史也可改寫。所以有學者發出“上帝對中國不公”的哀歎。
 
趙紫陽毫無疑問是一位具有良知和道義的政治領袖,但是絕對不是一位在歷史轉捩點上可以決定乾坤的政治偉人。看到這麼一段介紹趙紫陽的往事,文革中,趙紫陽受到衝擊,趙紫陽非常詼諧地把省委圖章如數交給了造反派,心平氣靜地被打倒靠邊站,趙紫陽的真誠配合也使得趙紫陽在文革沒有承受到比較多的苦。由此可以看出,遇到衝突的時候,趙紫陽是非常具有妥協精神的,而且可以隨遇而安。但是趙紫陽能夠在困境中嚴守一條人心和良知的最後底線,寧願承受政治打擊和迫害,也決不違心。趙紫陽的忍讓軟弱性格決定了他以後16年的軟禁生活,命該如此。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不禁引申出這樣的思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前蘇聯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趙紫陽的不同表現決定了兩個國家的命運和走向。面對軍隊武裝,葉利欽面無懼色,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極大的鼓舞和凝聚了俄羅斯民眾的民心。軍人在民眾的示威面前動搖了,懼怕了,最終潰散了。而北京天安門前百萬民眾,與進入北京的野戰軍形成僵持有時日,在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機和歷史轉機的時刻,中國就缺乏一位有眼光、有勇氣、有決斷的政治人物,登高一呼,整個政治格局也許發生根本性扭轉。趙紫陽是最具有這個權勢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一是沒有勇氣,二是沒有意識。
 
蘇聯變化是十月革命以後70年,當政者與打江山沒有關係,因而戈巴契夫所遇的政治阻力相對來說比較小。而中國的89民運時候,一大批打江山的原來仍然健在,胡趙所面臨的保守勢力依然十分強大。
 
俄羅斯人有政治勇氣,中國人沒有,這就決定了歷史轉捩點上兩個不同民族自甘認受的不同的命運。而蘇聯八十年代初連喪三元,為戈巴契夫鋪平了道路,掃清了政治路障,加上他的銳意革新的思維,最終葬送了共產主義。就握有政治權力來說,戈巴契夫是一位失敗者,但是他懂得人類普世價值,卷旗繳槍結束冷戰,從而推動世界和平和進步,是共產主義世界中無人可以比擬的。
 
胡、趙沒有戈巴契夫的運勢,鄧小平活得太長了。鄧小平的10年壽命折損了全中國老百姓至少25年的福祉。同樣是劇烈政治衝突,葉利欽跳上坦克鼓勵人民,趙紫陽充其量現身天安門廣場說一聲:“我來晚了,我老了,無所謂了”。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亡。葉利欽選擇了前者,趙紫陽選擇了後者。
 
食髓知味,不食髓不知味,民主是何物?中國百姓要否?有點令人困惑。中國人有惰性,知道民主是好東西,也想要。但希望白要,自己不想出力,吃免費午餐。這也許是至今中國形勢形不成民間要求民主政治改革的巨大壓力的原因吧。
 
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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