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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不純真年代

陳耀昌     我不希望，台灣的下一代背負著藍綠的重擔而長大。       小時候，台南市的遊行，大致分三種。所謂小時候，是指一九六○年左右，我小學五、六年級時。（當然，那時候還沒有什麼「集會遊行法」，哈哈。）   以一個孩童的眼光而言，最好看的，是神明的遶境遊行。台南是一個廟宇極多的古城，寺廟主神，背插旌旗，眾人抬轎，吆喝搖晃，街旁信徒，焚香鳴炮，好不威嚴。我則更喜歡看各式各樣副神，像千里眼、順風耳、七爺、八爺等，以最具民俗特色的裝扮與姿態行走。我們家門口的街道，近年來有些沒落，當年可真像是台南市的武昌街，戲院、唱片行、委託行林立，有名的台南小吃中心「沙卡里巴」就在旁邊，常是遊行必經。更因為街小路窄距離近，小孩子們看神明看隊伍特別清楚，鞭炮聲在耳邊震耳欲聾，很是節慶的感覺。我到現在還很懷念那伴隨著遊行大隊的敲鑼聲的節奏「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後來我在國外，夜深人靜，鄉愁湧起時，耳邊依稀會聽到這個鑼聲，混雜著對鱔魚麵、蝦仁肉圓，以及加了油條的虱目魚粥味道的回憶。   第二種遊行，我自己也參加過，那就是國慶遊行。很有趣的，那時的國慶遊行，常常是在晚上。大約是我小學五年級或六年級吧，我持著竹筒火炬，走台南是最熱鬧的中正路上，一面唱著那時的反共歌曲：   「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收復大陸，解救同胞，服從領袖，完成革命。三民主義實行，中華民國復興。中華復興，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還有一首：「十月十日真高興，晚上我們來遊行。排著隊伍行進，處處都歡迎。紅燈綠燈各色燈，來來往往亮晶晶。中華復興，民國萬歲，大家歡呼賀國慶。」   我還記得，在廣闊的中正路上，昏黃的路燈下，火炬上火焰亂舞，照著地上的人影幢幢，伴著不怎麼好聞的油漬味，老實說，並不覺得有歡愉的華會氣氛，反而有些肅殺的味道。對了，算起來那是八二三炮戰之後不久，也難怪。   這些歌曲，我大概近五十年沒有再唱了，現在寫來，竟然一點都不費力，小時候的記憶力，真是可怕。我們的教育系統沒有好好利用這一段孩童時的超強記憶力，實在可惜。   第三種遊行，是選舉遊行。   說是遊行，其實規模極小，一架宣傳車，一個候選人，幾個助選員或追隨民眾，如此而已。也許不應該說是選舉遊行，說是選舉拜票比較正確。不過在孩童眼中，有人，有車，有麥克風，有鞭炮，熱熱鬧鬧，就算是「遊行」。   在那個國民黨高壓統治的白色恐怖時代，平日大家自然是謹言慎行，在公開場合決不會去談論政治的，只有在選舉期間，大家的言談，才好像大膽一些。   那是萬年國會的時代，中央級民代輪不到台灣人，台南人選舉的最高層次就是選台南市長，其次就是省議員與台南市議員。   宣傳車是那時選戰的最重要工具，也幾乎是唯一工具。那時不可能有電視廣告，也沒有什麼「候選人戰報」，甚至連候選人刻鋼板用油墨印出來的宣傳品也看不到。候選人租幾輛宣傳車，成天繞著市區，麥克風中傳出清亮的女聲，講著幾乎千篇一律的說詞：「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市議員候選人○○○，登記第○號，登記第○號，向大家拜託支持，拜託，拜託。」印象中，全是台語發音。   現在大家都流行說，宜蘭是台灣的民主聖地，其實在最早期的五、六十年代，台南市才是民主聖地，因為台南出了個全台灣最老牌，最奮戰不懈的黨外人士，曾任台南民選第一、三、五屆市長的葉廷珪！當時全島沒幾個黨外人士，更無所謂「黨外大串連」。自一九五一、一九五四、一九五七、一九六○及一九六四，每逢台南市長選舉，葉廷珪幾乎是憑一己之力與國民黨候選人的捉對廝殺的戲碼，張力十足，讓府城的百姓暗暗叫好不已。   做為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有個特色。在那個年紀，其實對社會及人情世故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其次，已經懂得察言觀色。但大人依舊當你是小孩，有一些話並不因你在旁而有所避諱（特別你是老大時，更不設防）。所以從長輩的開講閒談中，你可以偷聽到許多有趣的事，領悟出許多學校沒有教的東西。而因為還沒有上初中，所以功課不重，也沒有什麼「教官」之類的來箝制你，因此那是個最自由，最有趣的童年階段。   現在算起來，應該是一九六○年的那次選舉；那一屆是現任的葉廷珪對國民黨候選人辛文炳。其實那時國民黨推出的人，都還算是望重台南的本土士紳，有家世，有學養，基本上也激不起什麼省籍矛盾。從大人的言語中我發現，他們討厭的，不是在第二屆時擊敗葉廷珪的楊請，也不是現在出來挑戰的辛文炳，就是非常厭惡國民黨，我也說不上當時大家批評國民黨哪一些，反正是「罄竹難書」就是了。當然我也很快領悟到，這些家裡的事，出了家門口，就不可亂講。   一九六○年同時也是省議員開始直接民選之始。我很快就發現，如果是黨外候選人的宣傳車來了，家裡的大人，有時會停下手邊的事，探頭向門口瞄一眼，或者本來在屋內的，會走出來看看；如果是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宣傳車，那大人們好像沒聽見沒看見一般。等到開票的晚上，大人們就圍著收音機聽唱票，一副很急切的樣子。   就在這樣的環境與耳濡目染之下，在上初中接觸到國民黨軍訓課之前，不到十二歲的我就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外」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國民黨威權統治年代成長的小孩，正好與德國諾貝爾獎得主葛拉斯的小說與電影「錫鼓」中，那位在納粹統治下因太聰明而拒絕長大的小孩相反。我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懷與政治認同的建立之所以很早就定型，不是聰明，而是在大環境中不知不覺被揠苗助長而成的早熟。在那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表裡不一的不純真年代，促使孩童過早脫掉童年的純真外衣，過早去建構或選擇意識型態模式。詭異的是，過早的選擇反而會造成過度簡化的是非邏輯或不成熟的偏執。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可以不必在這樣的扭曲環境中長大。   說更白一些，我不希望，台灣的下一代背負著藍綠的重擔而長大。

投書沒有“胡溫”，只有“江胡”

陳破空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閱兵，大遊行，大型晚會，大型圖片展......戒備森嚴下的隆重其事。眼花繚亂之間，最大的看點，卻並非新型武器、美女方隊、璀璨焰火、廣場舞會等，而是一名八十三歲的老人。身為普通黨員和平民的江澤民，赫然現身天安門，且高居“党和國家領導人”第二號位置，出盡風頭。   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的位置曾先後擺在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之後，名義上的第二位，實際上的第一位，眾所周知，那叫做“垂簾聽政”。而彼時，名義上沒有擔任“黨和國家”最高職務的鄧，至少還擔任軍隊的最高職務：中央軍委主席。   如今的江澤民，比鄧小平還“躍進”：身無一職，竟敢高居第二。與其說是膽子大，不如說是實力強。遍佈于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江系人馬，是其權力經久不衰的保障。     事情需要重播到2007年的“十七大”，就在那屆曾被外界以為要確立“胡錦濤時代”的黨代會上，江澤民強出頭，強力干政，硬是將“第五代”接班人格局，從團派的李克強改為太子党的習近平。令世人跌破眼鏡的，不僅僅是連跳三級的習近平，更是老當益壯的江澤民。江胡之間，所謂“中共歷史上最有序的權力交接”神話，幾近破滅。   今年九月，中共召開“十七屆四中全會”，已被立為“王儲”達兩年的習近平，未能按照既定程式成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又令外界詫異。顯然，事情並不簡單。正如趙紫陽回憶錄所揭示的那樣，中南海內部的權力鬥爭，任何時候，都遠比外人想像的激烈。至今如此。     薄熙來在重慶“打黑”，大張聲勢，甚是蹊蹺。因為，早在主政遼寧時期，薄本人，就是黑白兩道通吃的人物。記者姜維平因揭發薄的腐敗，被薄打入冤獄；眾多訪民因控告遼寧惡政，而遭薄勢力圍剿，發配勞教。原本就是大貪官的薄某，上任重慶之後，竟搖身一變，變身“大青天”，豈非諷刺？事後，薄明言：“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意即，我無意打黑，是重慶黑勢力不聽我使喚，惹惱了我。況且，這股黑勢力背後，另有高人。     這事關“太子党”之間的惡鬥。薄某動作，如項莊舞劍，意有所指。往小的看，是打狗嚇主人，針對前任重慶市委書記、現任廣東省委書記、同屬“太子党”的汪洋；往大的看，是要製造功高撼主效果，針對習近平。同是元老之後、“太子党”人物，憑什麼他居我之上？打黑，是要顯示能力和魄力，把個“懦弱熊樣”的習近平，比將下去。論才幹心機，我薄某才更有接班優勢。有本事，大家來競爭嘛！一句（重慶黑勢力）“連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盡泄薄熙來的潛意識：我要當皇帝。     習近平終於沉不住氣，以至於，前往出席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時，公開而高調地向德國總理贈送江澤民的兩本書。德國總理從一名並無交情的中共退休老人那裡獲贈兩本書，其莫名其妙之狀，當在想見之中。而且，習轉達給德國總理的，不是當政中共領導人胡溫的問候，還是那名退休老人的問候，必更令這名德國總理困惑。     回望“十七屆四中全會”，如果習受阻，來自胡錦濤，習此舉，乃是亮明江系身份，公開反擊胡與團派的封殺；如果習受挫，是因江澤民改變主意（轉屬意薄熙來），習此舉，則是表白心志，誓死效忠江。同一時期，由江親信李長春把持的《人民日報》，高調報導江書首發。正在法蘭克福書展活動的中共“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則立即轉達習、李二人（僅此二人）對江書首發的“熱烈祝賀”。     在江胡權爭中屢戰屢敗的胡錦濤，不得已采放棄姿態，權力佈局中，坐視或聽任江方案占上風。無奈之下的胡，或寄幻想於將來：待老江老死之後，自己效法江，對“第五代”，也來個“垂簾聽政”，既然有鄧江先例，自己也不算過分吧？被鬥焉的胡錦濤，此時，樂得做個阿Q式的“自由落體”， 順水推舟，江規胡隨。     原來，當今中共時代，不是“胡溫”，而是“江胡”。而且，江在前，胡在後；江強勢，胡弱勢。至於那個中共史上最弱勢的總理溫家寶，更是沒戲，被排擠到權力邊緣，終日忙忙乎乎，不過就是一個“打工仔”。

投書無力可努乎?

莊豐嘉     為了抗議馬政府放寬美國牛內臟進口政策，台大博士生朱政騏以吃牛糞漢堡的自虐方式，希望引起社會的注意。這種溫和到幾近kuso的風格，和韓國學生那種生死以之的決絕剽悍，映照出兩個民族特徵的強烈反差；這種反差充分說明了，台灣的民主道路，的確正朝著一種新的嘗試在發展，既非東方，也非西式，而是道地的台灣風。 台灣不是沒有過學運時代，但即使野百合學運和韓國相比都顯得太過溫和了。當年的政治氛圍，對學運充滿包容和善待，多少和中國六四事件甫發生不久有關，這樣的氛圍，讓學運人士成了天之驕子，甚至獲得超過他們努力的回饋。 由於目標出乎預期的提前達成，權力也比想像的更容易腐化，台灣人對政治的厭惡急遽升高。認真談政治，一定會被當作瘋子。取而代之的，是以爆料為能事的名嘴治國，他們以精采的演技，讓人民覺得台灣的政治已經徹底死亡。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政治。台灣尤其不能不在政治上尋求突破，因為政治力主導社會前進，仍然是這個還在發展民主的國家的未盡使命。而現代政治，尤需公民的積極參與。 胡適早期曾經辦過一份努力週報，專門談政治。他和蔡元培等十六人在週報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聲明說，中國政治的敗壞，都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他們強調，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 努力周報為期並不久，讓許多讀者惋惜。甚至有留學生寫信問胡適，「為什麼不肯繼續努力下去呢? 難道無須乎『努』嗎? 抑是無『力』可『努』呢? 」歷史證明，胡適從不曾放棄對政治發揮影響力。 不錯，對政治要發揮影響力，必須採取行動。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評論家湯瑪士˙卡萊爾說：「所謂確信，不管多麼深刻，在付諸行動之前，一點價值也沒有。因為確信這種東西，不過是一種沒有盡頭的思索。」 如果，反對放寬美牛進口，不應該只是一種確信，還必須採取行動，則朱政騏自製自食牛糞漢堡，雖然看似荒謬，也充滿嘲諷，但正如歌德所言：「挑起距離自己最近的擔子與義務吧。」朱政騏的確挑起了他認為最近的擔子，而且是用一種十分怪誕的行動，證明他不是無力可努之人。

投書蘇起牛雜

倪國榮         蘇起在邱毅陪同下，面對記者說，開放美牛雜進口，致病率微乎其微。   如果一罐食品，被檢驗出致癌率千億分之一，那麼你吃不吃？   你吃著時一定惦記著那千億分之一，因為你不知道那千億分之一，會不會因人而異，而突變，變成百分之一，而你就突然中標啦。   有人會說，是啊，你不要這樣緊張嘛。對不起，這就是人性。   馬政府的官員人性太差了，不把人當人看，才有這種姑息論調。   姑息自己、姑息談判對手，就是對人民的災難恐懼，無感無覺。   反正蘇起說二十多年前已經放棄綠卡了（綠卡自動失效？），他當然也放棄美國牛雜，他的家人也是。   因為誰願意有微乎其微的毛病食物入嘴? 蘇起反批民進黨也開放過，卻不敢講，民進黨沒有開放過牛雜。   所以「蘇起牛雜」，今年起應該風行，因為致病率只有百億分之一。蘇起牛雜，吃起來最安全。

投書巴西印象記

文／林明賢   前言 初到巴西，在聖保羅鄉間的國際學校(Escola Nacional Florestan Fernandes)住了幾天，再到聖保羅市區搭長途巴士，坐了十二小時的夜車到首都巴西利亞城，預定在當地一天主教聯盟CNBB (Conferencia Nacional Bispos de Brasil) 的文化使命中心(Centro Cultural Missionário)上兩個月的葡萄牙語課程，上課期間，MST會在假日安排我們拜訪巴西利亞附近各占領區，十月份，我們拜訪了三個佔領區，對MST率領無地農民的占地運動有些初淺的了解，利用此一報告，一併跟大伙分享。 但這一切，首先得感謝協助我們與Maria Gorete訪談的翻譯Augsto Juncal、讓我們對聖保羅城有所認識的藝術家Ana Amori,  以及有著閃亮白牙且長得帥帥的我們在巴西利亞的翻譯兼導遊Gustavo Oliveira；當然，我還得感謝同伴小塔與薛翠的幫忙翻譯，沒有她們的協助，這個月來，我不可能生出這份報告。 一、婦女在MST 巴西時間9月27日中午，在學校工作的Maria Gorete來帶我們到她的家(學校宿舍)吃飯，今年41歲的Maria在MST工作已經23年了，她說婦女一開始就參與在MST的運動之中，很多地方的經驗在在顯示了女性是運動的實際領導者，但往往在開會時，如果夫妻同時參與會議，則女人往往不太敢講話，由於MST有很多地方幹部是女性，但中央的領導幹部還是以男性為主。 從90年代開始，MST在組織上有了制度性的調整，讓女性在領導位置上佔有一定的比例，因為他們相信如果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是在創造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的話，那平等不是在革命成功以後，而是在革命的過程中就要去實踐，目前MST的上層領導位置是男女各半，有些位置甚是由婦女來主導，例如MST在La Via Compesina的美洲的總協調人就由女性擔任 (MST在Brasilia的辦公室負責人也是位女性)。 在第一次拜訪Pipiripau佔領區時，我們在一位當的女性領導人Agustinho家中吃飯，她談到在整個佔領的過程中，她經常受到威脅，有人開車撞她不死，還放火燒她的房子，但她依然堅持到底，帶頭發動過好幾次的抗爭。問她怎麼這麼勇敢，她說窮人只有勇敢才能生存。 二、Escola Nacional Florestan Fernandes片段 在Escola Nacional Florestan Fernandes的這幾天，認識了幾位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學生，第一次參加他們的朝會，在完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下，竟然被推出來講話，由小塔代為用西班牙語翻譯，實在不知道要講什麼，就以”Ola!”跟大伙打招呼，沒想到大家掌聲如雷，只好硬著頭皮唱一首「團結為勞工」台語歌。 然後跟著他們到教室去感受一下他們上課的情形，在完全聽不懂的情況下，坐了一節課，他們上課時，由學生一人唸一段課文，接力的唸了一陣子之後，再由老師跟同學提問與討論，後來經由坐在我一旁留著一頭長髮，樣子看起來有點像達摩祖師的巴西黑人學生George解釋，才知道原來他們唸的竟然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而小塔去的課堂的老師則在介紹大衛哈維的新帝國主義。 他們真的在唸書，一字一字的唸出來，我想這樣子唸久了，唸熟了，要說話應該就沒什麼大問題，或許要把英文或未來要面對的葡文，試著用唸的應該比較有幫助，尤其是拼音文字，唸得出來就表示你會拼，會拼自然就會寫，尤其葡文的每一個字母，除了H不發音之外，其他每個字母都要讀出來，會唸就會寫，這麼簡單的道理，竟然要在這堂完全聽不懂半個字的課堂上才領悟到。 在學校的這幾天，認識了幾位拉美的青年，最先認識的是來自海地在委內瑞拉工作少年人Atom，還有他的表弟Joseph，Atom還寫mail給小塔說我們如果到委內瑞拉玩，可以去住他家；兩位委內瑞拉的青年Nestor和José Pausides，還有一位長得很帥的南方人Marcionei，他們到這裡參加為期四個月的課程，完全免費，吃住都在學校，但課程排得很滿，從早上八點，上到晚上十點，有時假日也排滿課程，上課以唸的是葡文書，但討論常以西班牙語為主。當然，參加者免不了要有團體的介紹信。 離開學校時，突然想到或許未來也可以在老家搞個類似的學校，家裡附近的王公廟與社區活動中心有現成的充空間可以使用，一些老朋友或許也以來當講師，一切就等回去再好好規劃，學校的秘書Ana有答應我，在結束巴西之行時，會給我學校課程設計的影本。 三、MST佔領區的初體驗 到巴西利亞的第一個週末，我們拜訪了首都附近叫Pipiripau的一個MST的佔領區，已經佔領七年的”Pre-Assentamento”區域，亦即土地的分配已近完成階段，就剩最後的合法化階段，這個區域的每戶農家可以分配到七公頃的農地，還有一部份的集體土地，附近還有一個營地，仍在”Campo”階段，距離成為合法化的Assentamento可能還要有好幾年的堅持與抗爭。 據這陣子拜訪幾個佔領區所拼湊出來的印象，大概是這樣的：MST先計劃好要佔領的地方，再號召與組織窮人(為參與者進行教育及組織各種委員會，如文宣、婦女、教育及協商等委員會)，在其他佔領區窮人的支援下，無地的農民集體攜家帶眷到佔領區紮營，也就是”Campo”的階段，從簡單的帳蓬，到就地取材搭蓋簡陋的房舍，有的佔領區曾經過十年的鬥爭才成為合法化的Assentamento。 我們拜訪過的佔領區目前都還沒有電，可見並不是成為Assentamento就一切都沒事了，反而還有一大堆事要忙，MST的工作者還要不斷的協助每一個Assentamento各級政府爭取經費，如蓋房子的補助或爭取無息貸款的機會，逐歩的為Assentamento爭取各種必要的公共設施，如爭取電力設等；感覺上，好像MST在號召窮人佔地墾荒，闢建新社區與新天地。每個Assentamento的土地分配面積也不太一樣，有的地方每戶可以分到二十公頃，也有十幾公頃的。 但唯一相同的是，每個地方都有集體的保留地，由整個Assentamento的農戶集體耕作，再按各家所出的勞動力來分配生產成果，既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的按勞分配。這是在Brasilia的MST的工程師Luis Earref告訴我們的，他到過古巴留學，學習古巴的合作社經驗(他的弟弟Gustavo也在MST負責企劃撰寫工作，因為與我們的翻譯同名，我們都叫他the other Gustavo )，他說土地面積分配多少，原則上是以讓農民能養家活口來決定，判斷的標準有佔領區土地的肥沃程度(即土地的生產力)、與都市的距離(距城市較遠的地區通常可以分配到比較大的面積)，因此，MST在佔地之前，都要先對該地區進行各種調查與評估研究。 四、Assentamento IndioJaodino 的會議 巴西時間十月10日，MST在巴西利亞附近的一個地區分部的工作人員Andre(負責開車，他是養蚯蚓的專家，致力於有機農業的推廣)、Gaspar(是個看起來沈穩的老實人，其他同事再怎麼虧他，他也不以為意，我猜想他應該是這個區域辦公室的頭人，因為在Eldorado dos Carajas的Assentamento與聯合國官員對談時，是由他發言)、Jilo(年輕的工作者，只有二十三歲，我都叫他Zero，看他在IndioJaodino 的Assentamento 跟農民開會時的表現，應該是負責佔領區的組織工作者)進城來接我們，原定九點半出發，但遲到了一個多鐘頭，後來才知道他們迷路了(Brasilia城是個為汽車設計的城市，但它的道路設計很奇怪，不懂它的設計邏輯的外地人迷路是很正常的事)。 我們出Brasilia城往東方前進，經過一個叫Formosa的城市接另一位工作者João，到 IndioJaodino 的Assentamento 已經下午二點多，他們在當地有個討論如何處理政府補助他們蓋房子的補助款的會議，據小塔轉述，他們開時，大多在檢討為何人出席這麼少的問題(這佔領區有176戶人家，出席會議只有十幾個大人，其中幾位女性發言非常踴躍)，雖然有人提議不要管不來的人，但最他們還是決定下週再開一次會，有位老先生還主動認養工作，他會挨家挨戶的去通知開會(要在將近四千公頃的土地上，通知散在各地一百七十幾戶人家，他的馬可要累壞了，難怪大伙給他非常熱烈的掌聲，小塔感動到把它隨身的一包煙送給老先生)；這也可以看到一些MST對內部民主的重視，他們的開會，看不到任何形式的議程，每個人都會講些話，但會有一個拿著紙筆作記錄的人，我想她應該是當地的幹部。這也讓我回想起在台灣搞工會時，工會幹部們開會的可笑的形式主義。 在每個MST的佔領區都會有個開會的地方，一開始可能是個隨便搭的只有屋頂的寮仔，一群人在曠野中開會，真的是個很難想像的異國風情，但MST會試著在爭取改善Assentamento公共設施的過程中，在當地的Assentamento中建立一個多重功能社區會議中心(我們下個要去拜訪已經合法化兩年的Assentamento Eldorado dos Carajas就有個社區中心，除了是社區集會所與活動中心之外，也發展成為當地的小學)。 五、Estrela e Magalume之旅 在離開IndioJaodino前往Assentamento Eldorado dos Carajas參加他們合法化兩週年的慶典途中，車子先到附近一個有電的佔領區的一位叫「雨果」的先生家(他家是MST工作人員的休息站，雨果非常安靜，很少說話，我不知道他的葡文名字如何拼，下次如果有機會再碰到Zero時再問他)，接他一起去參加慶典，我們把原先在學校準備的午餐拿出來當下午茶的茶點，吃玩之後再上路，但才出發沒多久，就在附近一個聚落停下來，喝了幾杯啤酒再上路。 Andre的臉有點紅，讓我有點擔心，一路都是沒柏油的石子路，車子開進一段小欉林中，沒多久停了下，看見Zero下車往後跑，手裡抓著一隻不知名的大鳥，或許他們晚上可以加菜了(後來才知道是故意撞)；車子一路巔跛，但同伴們都睡了，只看見太陽在看不到盡頭的地平線上消失，餘暉漸漸黯淡，剩下車燈著前方的坑坑洞洞的路面還亮著，Andre的技術真不是蓋的，在高速行駛中，他總能避開大坑洞，讓車子維持著同樣的振動頻率前進，看來我擔心是多餘的，是路醉了，但Andre可清醒得很。 當車子開過一大片平坦的草原，穿過一道柵門，一位穿著MST紅T恤的農人上車，轉入欉林中的小路，緩緩的往前走，好不容易才看到一間房子，沒有燈火的房子(沒想到那竟是讓我們住宿的房子)，再往前走一小段路，車子在漆黑的草地上停了下來，終於到了我們此行的目的地Assentamento Eldorado dos Carajas。沒想到 迎接我們的竟然是滿天閃亮的星空，還可以看得到睽違三十餘年的銀河(可惜我只認得快要掉到地面天蝎座與要到半夜才出現的獵戶星座；巴西人叫獵戶座的腰帶為三顆瑪麗)。我興奮到有點瘋狂，除了星星，漆黑的林間到處閃爍著螢光。 當眼睛慢慢適應黑暗，幾個小朋友跑過來接我們，她們太可愛了，害我又想起我那可愛的女兒修竹，就一個一個的抓來抱抱， 小孩們又跑又跳又叫，但又一個個跑來逗我，讓我成了最快樂、最瘋狂的孩子王。我現在只記得叫Jenife和Renado兩個小女生的名字，還有一個叫Lucas的小男孩與Cleidon的少年。Jenife她們告訴我星星叫estrela(依斯德瑞拉)，螢火蟲叫magalume(瑪伽魯密)。第二天還跟她們學喊口號：Brilha no céu a estrela do CHE , Somos sem terrinhas do MST(大意是：天空閃亮著 CHE (切．格瓦拉)的星星，地上是我們無地農民的MST)。 當天晚上，我在沒有燈光的Assentamento Eldorado dos Carajas的小小學校 (  這個Assentamento只有36戶人家，每家分配到14公頃的私有土地，與10公頃的集體土地，他們開墾時，會把大型的果樹或樹本留下來，不會讓整片土地成為光頹頹的農地 ) 吃到來巴西之後，感覺最好吃的一餐，二塊牛肉與拌著香香的牛肉湯汁的乾麵。 晚上我們睡在當地的領導人Pará的家，他原本是亞馬遜的金礦當礦工，因為他們工會想採取佔領的方式來對抗資方，所以找最有佔領經驗的MST來幫忙組訓，Pará也因此機緣轉到MST工作，在巴西各地征戰多年，最後，決定成為Minas Gerais省的Assentamento Eldorado dos Carajas的一份子，從組織者轉為地方的頭人，經過多年的努力，在佔領區合法化的第二年，已經爭取到24家的房子新建無息貸款，如今他的舊房子成為雞舍，除了農作還可以賣雞蛋貼補家用。 接連兩天，我們除了拜訪農家，就都在社區的小小學校活動，兩天主要都吃烤牛肉，為了這兩天的慶典，一群人真的吃掉一頭牛；在芒果樹下吃烤肉唱歌跳舞，真的有趣，就兩個鼓與鈴鼓他們可以唱整個下午，我唱台語歌望春風他們也可以和著伴奏。一會這個拉我到一旁拿著酒瓶要我喝一口「嘠夏子」，一會那個又熱情的拉我到另一邊喝一口，害我整天都有點茫茫的，最高興的是他們竟然開玩笑的說要我留下來，不要走了。 現在還是很懷念Assentamento Eldorado dos Carajas，那裡的estrela e  magalume；那位感覺真的把我當兄弟的木匠出身的Marcos，他很認真的教我唱歌跳舞；會寫詩又關心環境與生態的老農夫Afanso;一碰面就拉我去喝酒的開卡車的Roberto，他還寫了我看不太懂的地址，原來他留的是在Brasilia城的地址，看來他平常在城內工作，假日才回鄉參加慶典的；比較對不起的是我竟然記不起那位送我MST的紅T恤、熱情洋溢加上見聞廣博的怪老子的名字，他說帶我們到他家，結果是帶我們一家一家去串門子，他說他雖然沒電腦網絡，但有收音機他就可以連上全世界。他的名字好像叫Corguso，我不太確定。

投書香港菜園村的一席之地

文/ 張鐵志 十月中這個陽光燦爛的秋日午後，我和其他將近一千人舉起每人手上的芭蕉葉，抬起頭面對著遠方的鏡頭，高喊著「不遷不拆」的口號-----用我現場惡補的彆腳廣東話。 這裡是香港元朗地區的石岡菜園村。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來到這個城市郊區，看到的是我這個觀光客很少見到的香港一隅：恬靜的田園，幽靜的小巷，讓人想起台灣詩人吳晟的詩歌。更特別的是，居民簡樸屋外的牆壁上貼滿了抗議標語。 今天下午這個行動叫做「千人怒撐菜園村」，所以要照相證明有千人。菜園村的抗爭是今年香港最主要的社會運動之一，並且逐漸從一個邊緣議題，成為港人注目的政治焦點。千人的實力證明了這一點。 要怒撐菜園村，是因為香港政府為了要修建一條「廣深港高速鐵路」，而要把車廠興建於石崗菜園村地段，以至於數百紮根菜園村幾十年的村民失去家園。這條高鐵的興建，是為了避免香港被邊緣化，而以中港融合之名來發展經濟。據說，這是「中央」（亦即北京）政府的決定，所以港府勢在必行。 菜園村居民目前多為老人。他們並非原來就住在這裡，而是五六十年前移居至此務農，有的跟原居民買下農地、有的跟原居民租農地。幾十年來，他們將石崗河兩岸廢棄的「石頭地」開墾為良田，在這裡建立起一個緊密的社群，為香港本地居民提供糧食。 反對高鐵的人士除了菜園村居民的權利，也希望透過這個抗爭來思考農業與永續發展在香港的意義。此外，許多香港市民也反對這條高鐵，質疑高鐵本身的必要性、成本和政策決定過程。這條高鐵目前預算已經增加到630億港元，而被視為是全世界高速鐵路中，每公里平均造價最昂貴的。 而在程序上，香港政府自去年底公布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走線和徵收地範圍之後，沒有妥善與被徵收地的菜園村民充分溝通，也沒有廣泛諮詢當地村民的意見。 這是典型的以經濟發展之名，犧牲弱勢利益和傳統生活方式的例子。 事實上，過去幾年在香港，文化界和社運界興起了對於「集體記憶」和對歷史建築及社區環境的重視，以及對於發展的深度反思，不論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或是利東街的抗爭。在製造了世界上著名的經濟與商業奇蹟後，港人開始越來越質疑是否「發展就是硬道理」。畢竟，只要是「硬」，就無可避免會產生更多矛盾和摩擦，就會無視於發展過程中弱勢者或者邊緣地位的聲音。這個「硬道理的摩擦」不是每天都在香港以外的中國土地上血淋淋地上演嗎？ 菜園村的例子和台灣的經驗密切相關。這幾年，不論是樂生療養院或是三鶯、溪州等都市原住民部落，都在同樣的發展邏輯下，社區被拆遷破壞，人們被迫離開家園。而菜園村作為一塊農地，則連結起台灣目前圍繞著農村再生條例而引發各種對農業發展的討論。 看著菜園村民拿著「不遷不拆」標語的堅毅面孔，雖然說著我不懂的語言，但不禁讓我想起此刻正在上演的國片「一席之地」。這部以搖滾和愛情為包裝的電影，其實是要探索人和土地的關係（片中也觸及三鶯部落的現實議題），並刺激觀眾思考，在這個土地徹底商品化、人們生活空間被資本決定的金錢時代，我們每個人如何還能保有生存和生活的一席之地？

投書綠色中國的理想與現實

文/楊偉中 關於中國的訊息似乎總是充滿著矛盾。胡錦濤的峰會之旅向全世界承諾宏大的減碳目標，不到1個月，中國今年第1000萬輛汽車駛下生產線，成為全球第3個汽車年產量破千萬的國家。而汽車卻是碳排放的大宗，私家轎車更是高耗能、高污染的歐美資本主義消費模式的象徵。 另一個看似矛盾的動向則是中國一方面大力發展再生能源，一方面幾家大型石油公司又在海外積極尋找油源，引起了歐美各國政府和石油財閥的關注。 這些現象，與其說是突顯了中國政府的三心二意，不如說是反映了這個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大國，在能源議題上的艱難處境。這個困境，可以簡單概括為「能源不安全，環境不永續」。 改革開放以來，走上向西方模式學習道路的中國，能源消耗不斷增加，更在93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石油進口依存度也逐步提高，目前大約是50%左右。 而一半進口石油來自動蕩的中東（美國只有20%）、近9成的進口石油靠外國船運、缺乏保衛石油航路安全的足夠能力、戰略石油儲備的建設還在起步階段等，都是中國能源安全的罩門。 不僅如此，根據官方的雄心壯志，中國要在2020年實現GDP比2000年再翻兩番，也就是年經濟增長要維持在7%以上。但若不改變目前粗放、高耗能的增長模式，中國以至於世界的環境與資源是否能支撐這樣的經濟成長，是大有疑問的。單以石油來說，到2020年中國石油進口量將接近5億噸，對外依存度將上升到65%左右，世界銀行也估計屆時大氣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將達到GDP的13%。 已毋庸贅述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上月底官方報告指出，中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例，已從80年代初的0.51%，上升到去年的1.49%。另一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受到全球暖化的負面影響極大，極端氣候造成的災難會給仍以農為主的中國帶來巨大損害。 從這樣嚴峻的現實出發，我們既可以理解中國種種看似矛盾的政策，也必須持續提醒：中國要走出一條綠色崛起之路，而不是複製歐美模式。 此刻，中國正在爭論經濟是要「保增長」還是「調結構」，若從綠色崛起的角度來看，「調結構」是必由之路。中國政府其實已經展露了開創新路的強大政治意願，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成了基本國策。然而，在目標宣示與指標訂定外，還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有全民的參與（如消費模式的調整）。 對整個華人圈來說，一個新的綠色中國的出現，不僅是商機的增加、沙塵暴的減少，更代表中國能在人類發展道路上，超越「華盛頓共識」，提出真正有吸引力的「北京共識」。

投書理盲又濫情的能源稅爭議

文/ 潘翰聲 徵稅不是增稅，能源稅是減稅！  賦改會的能源稅與環境稅規劃案，事實上對一般人是減稅，對污染財團才增稅，規劃配套明明很清楚，政府卻故意講不清楚，在野黨也跟著混，讓社會大眾將「徵稅」誤為「增稅」，其中玄機耐人尋味。這個醞釀二十年的好政策一出場，兩天之內就被幹掉，台灣政治圈果然是「理盲又濫情」。 相對於島國聯盟(AOSIS ,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近日嚴厲批判工業大國不減碳即「溫柔屠殺」，同樣遭受海平面上升嚴重威脅的台灣，我們的眼光遠不及被我們看不起的吐瓦魯、吉里巴斯、馬紹爾等「小朋友」的邦交國。 早在李登輝時代的第二次賦改會就建議規劃包含核能的能源稅，民進黨陳水扁時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也有推動能源稅及配套的決議，馬英九不僅競選期間政策白皮書有能源稅，當選後還再三承諾，直至今年全國能源會議也確認儘速開徵的共識。在講道理的場合跨黨派、產官學都支持，就怕辯不過專家還會被取笑；但轉到政策施行的戰場，反對者就開始胡言亂語地恐嚇GDP會下降，毫無根據說將有二十萬人失業，一些主流媒體還加油添醋，把小民嚇到比看恐怖片還恐怖。 某記者私下便說，他從賦改會帶回第一手數據持平報導，編輯台卻整段刪掉完全不用，反而故意引用被否決掉的高稅額方案。 能源稅當然是有配套，才能實現污染減量與租稅公平的雙重紅利。 首先將停徵汽車燃料使用費每年430億元，把交通部小金庫關起來，目前隨車徵收的計算基礎是每年行駛兩萬公里，對少開車的一般駕駛人並不公平；某網友便說，他爸爸約每三週加一次油，推算隨油徵收的環境稅第一年約四千出頭，反而低於目前一千六百CC小車的4,800元。 其他稅目整合調整之外，還包括對中低收入者和大眾運輸的補貼，以及全面降稅，若企業用油用電效率高，也會因為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受益，所以台積電並不反對。 若如鋼鐵公會所說，經過層層轉嫁由一般民眾負擔為真，那麼業者何須反對？實際上台灣有大量鋼品、塑膠直接銷往中國，是以台灣廉價水電為代價，能源稅規劃長達十年緩衝期，以漸進調整到日韓當前的稅率，這樣還活不下去的企業，根本就不應該再繼續擴張。 但行政院居然把種種配套當作沒看見，不捍衛馬英九的政策，反而由擁核大將梁啟源透過經濟部提出新版本，做了一年研究規劃的中華經濟研究院被擺了一道。看副院長朱立倫以笑臉貼裕隆汽車嚴凱泰的臭臉，說穿了就是不敢得罪馬總統財團友人的利益，根本無心推動有利民生的稅制改革。這已經不是放風向球探測民意的層次，而極可能是以民粹的方式製造反對聲浪，然後兩手一攤放著政見跳票。 引進國際綠色稅制改革經驗，讓污染財團為人民繳稅，可提昇台灣競爭力，以因應下一波伴隨景氣回升的高油價挑戰，與其未來被美國課徵碳關稅等貿易制裁，不如自己課稅留在國內使用，並宣示碳主權。目前立法院唯一能源稅版本是田秋堇所提，上一屆陳明真和王塗發版更衝到134名跨黨派立委連署，民進黨理當更熟悉能源稅，可以藉此開創與國民黨的良性競爭。但該黨政治人物和執政黨民代一鼻孔出氣亂說沒有配套，外圍友好媒體也瞎起哄反對能源稅，短線上自以為修理了馬英九，長線上卻是幫他順利兔脫。極端者甚至萬變不離其宗，扯到南北差距與特定族群水電半價的問題，這個宣稱「有執政經驗的在野黨」一點都不用功，似乎也沒看見自己黨旗上的顏色？

投書松菸棒球場的前世、今生與來世

文/潘翰聲 上個月底我們為了保護松山菸廠最後一棵老樹的自力救濟行為，被市政府提出妨礙公務告訴，並被警方以現行犯逮捕移送檢方，將在本週四下午第一次開庭。而市府在移除最後一顆釘子樹之後，預計月底前將把大巨蛋預定地交給開發商遠雄集團，本週起禁止一般民眾進入活動，不只原來熱鬧的免費籃球場吹起熄燈號，光復國小棒球隊才參加全國預賽竟失去了練習場地，未來也極可能走上解散命運，對照興建大巨蛋來振興棒球的說法，凸顯了歷史荒謬的張力。           松山菸廠興建於1937年，攤開藍晒的「總督府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場」計畫圖，驚見大巨蛋預定位置上，畫著棒球場的扇型虛線。當時她是亞洲最大的一貫作業現代化菸廠，其大片玻璃的建築形式以及工業村概念都相當先進，不僅有宿舍、食堂、公共浴室、托兒所、育嬰室、哺乳室、醫護室、手術室、藥局、福利社，連水池、花木與運動設施也設想在內。           而七十年後，棒球場同樣的位置，在菸廠關閉成為開放空間之後，成為社區棒球聯隊的練習場所。這片非標準的克難球場，凹凸不平的草地潛藏著運動傷害風險，孩子們與家長卻苦中作樂說「不規則的彈跳讓反應更敏捷」，拿早年物質缺乏的紅葉少棒精神來激勵自己。人民熱愛國球的自力救濟聽來令人鼻酸，而政客長期以口水救棒球，商界只談救職棒，少有人關注更基礎三級球隊、社區棒球場，少數不明究理的球迷更怪罪大巨蛋十幾年還搞不起來。           體育園區的BOT案實質規劃內容，大巨蛋的投資額及樓地板面積僅三分之一，大多數都是台北東區已經太多的百貨公司和旅館，而大巨蛋本身更是「多功能」體育館，打室內棒球僅是表面上的開發藉口，背後是黃金地段五十年免權利金的龐大利益。而兩公里外的小巨蛋也是蓋在體育用地上，當初說要打籃球，結果職籃付不起場租，最後淪為政治、財團、宗教的大型造勢場所，經常舉辦的藝文活動，觀眾也抱怨連連，連週邊集客規劃也失敗，附屬商城變為市中心空蕩蕩的蚊子館。           如果大巨蛋變成小巨蛋惡夢的規模倍增，將本求利的廠商為何參與BOT，因為合約規定，當廠商違約時（如經營不善等）市府將出資買回，讓廠商一定穩賺不賠。球迷對巨蛋的渴望，彷彿變成政客貪求選票的民粹壓力，令財團和政府議約過程予取予求。球迷的善意，可能造成市中心珍貴土地的嚴重資源錯置，也讓我們失去一座比大安森林公園更棒的開放空間。           若干年前早期菸廠日籍員工組成的「氧氣會」來台，眼見廳舍前手植的三株迎賓黑板樹不禁老淚縱橫，愈老愈美的綠地與古蹟，與歷史連結更為緊密。日本國內已經擁有六顆巨蛋，其觀光客不可能千里迢迢來台灣參觀巨蛋，卻可能坐在樹下，看社區棒球場的孩子健康地頂著陽光揮灑汗水，思索過去來台殖民的功過，並傾聽小市民追求生活品質的動人故事。           松山菸廠這塊土地上的球場有兩種藍圖，一張是為了社區居民健身運動的簡單野球場，另一疊是為了利益璣珠必較的商業大巨蛋，五十年後留給下一代哪一種球場？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上。

投書董恒秀:芬蘭對蘇聯外交經驗可移植到台灣涉中的對應嗎？

文/ 董恆秀   嚴震生先生在〈「芬蘭化」的歷史經驗與兩岸關係發展之比較〉一文裡提出，冷戰期間芬蘭在加入國際組織前先取得蘇聯的默許，然後才有行動，此種看似扈從的作法卻是讓芬蘭能有效參與國際社會的策略。因此他建議，台灣在爭取國際空間方面應直接與中國領導人接觸，取得諒解，如此才能獲其他國家支持，進而參與國際組織。此一論點值得分梳。   「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一辭出自西德時期德國政治人對芬蘭附和蘇聯的貶語。不過根據在芬蘭居住超過50年，被芬蘭前總統Ahtisaari (2008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授與騎士爵位的英國語言學家Richard Lewis在其Finland, Cultural Lone Wolf 一書裡所指出，這毋寧是誤解多於實況的描繪。     二戰其間兩次與蘇聯交手的冬戰與續戰讓芬蘭這樣一個當時人口不到五百萬的小國遭致難以承受的人員傷亡：65,000人死亡，158,000人受傷。再者，與一個邊界長達1324公里的強權為鄰，戰敗後需償付約佔全國總生產額5%的鉅額賠款（至1952年方賠償完畢），割讓全國約1/10的土地，而所割讓的土地極大部分是東卡列里亞地區，致使不願當俄國人的42萬卡列里亞人向芬境大遷徙，同時國境內又有蘇聯駐軍（至1956年方全部撤退）。   在這樣的情況下，芬蘭採取的策略是向蘇聯說服讓芬蘭保有可接受的防禦能力是蘇聯最大的利益，亦即，其武力足以抵抗欲借道芬蘭攻打蘇聯的第三國的攻擊。   除了上述原因，加之鑑於1948年捷克的遭遇，芬蘭與蘇聯在當年簽訂「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此條約確保了芬蘭保存實力與主權獨立的準則。而Paasikivi-Kekkonen Line，即謹慎自制的路線，則是芬蘭對此條約的實踐。Paasikivi於1946-1956擔任總統，繼任的Kekkonen當政長達26年(1956-1982)。他們兩位，特別是Kekkonen對蘇聯如狐狸般靈活的外交手腕，使芬蘇關係穩定。   與蘇聯維持穩定關係的同時，芬蘭於1955年加入聯合國，1961年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1973年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訂海關協議，1989年成為歐洲委員會的一員。   「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第一條明文提到，若德國或其盟國欲借道芬蘭領土，針對蘇聯進行軍事攻擊時，芬蘭願承擔責任擊退侵略，必要時蘇聯提供協助，或與蘇聯共同行動。此條約與具現此條約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被視為是卑屈於蘇聯的扈從政策，「芬蘭化」一辭於焉產生。   若芬蘭真是如「芬蘭化」所指的，政府的決策透過未明說、漸進的過程，導致國家主權有形無形漸漸流失，那麼芬蘭應該像當時淪為蘇聯附庸的東歐國家一樣，失去自由與尊嚴，為非民主國家。實情是她與北歐其他國家相似，卻沒有與東歐共產國家共通之處。為什麼？   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戰敗後的芬蘭百廢待舉、物資缺乏、財政困難，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大的運用、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考驗著芬蘭政府的智慧。芬蘭人口少、地處邊陲、又無豐富的礦產，所以優秀的人力資源非常重要，因此教育投資為第一要務。   從1960年代末期向瑞典取經，1970年代全面啟動教育改革，由於方向與由下而上討論的方式正確，改革成效卓著，成就高品質教育，培養許多誠實、務實又富想像力的人才。   而在政治體制方面，芬蘭人深信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同時政府與民間也願坦誠面對1918年血腥內戰所遺留的傷痕，進而和解；在這方面芬蘭的小說家與藝術家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歷史小說Linna在1950年代末期分別推出《無名士兵》與《在北極星下》三部曲，貢獻最大。而芬蘭人普遍對森林感激的態度與夠用就好的信念，也是芬蘭的重要資產。冷戰期間的芬蘭就是這樣一步步造就鮮明的芬蘭特色。   以這樣雄厚的內政基礎，加之各黨派的共識與民眾的體認與支持，芬蘭政府才有實力、籌碼與蘇聯周旋，進而平起平坐。冷戰期間，芬蘭先取得蘇聯默許再加入國際組織，並不是用叩頭的奴僕態度。芬蘭雖然戰敗，但蘇聯也因入侵芬蘭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強權蘇聯不敢輕看小國芬蘭。   事實上從史達林以降到布里茲涅夫，蘇聯領導人並未以看待東歐的方式看待芬蘭。同時芬蘇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而兩國的語言也不一樣。   反觀兩岸關係，中國不但主張一個中國，還視台灣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更且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法，提供其武力攻台的法源基礎。而台灣內部對中國看法分歧，有不少人仍自稱是中國人（不會有芬蘭人自稱是蘇聯人），無法像芬蘭一樣凝聚共識，口徑一致對外。因此將冷戰期間芬蘭對蘇聯的外交模式套用到台灣對應中國，並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建議。

投書程金蘭:新頭殼

不要懷疑，二零零九年進入倒數七十一天。是的，最近逛書店看到已經上市的新年曆筆記本，財驚覺今年已經所剩不多了。 而政府企業界從今年的第一季看壞看到第四季會好，現在又出來信心喊話明年會更好，馬英九總統接受路透社專訪宣稱明年保四﹝GDP﹞！信是不信？好還是不好？每個過日子的人最清楚。再聽這些話可能需要一點思量。 今年記者節有個新開張的「新頭殼」新聞網站，點出當前政府和社會普遍的問題是舊頭殼舊腦袋在處理新世界新問題，甚至有些政客和輿論寧願將時間倒轉回到過去，繼續翻舊帳再繼續用舊頭殼舊腦袋，藉以逃避現實的新挑戰。 看看兩個政黨碰到年底縣市長選舉都翻箱倒櫃找提款機，國民黨試著再提兩千零四年的三一九槍擊案，把陳水扁貪腐案和三一九槍擊案的邊際效應榨乾為止。民進黨則是碰到選舉就是制式反應去咬國民黨黨產。只要繼續回到過去，指著對方不是猛攻就可以拿票。舊頭殼舊腦袋連續使用後已經淪為不用腦的照章行事的反射了。 如果手機要換機殼，如果電腦要升級，那頭殼也應該要跟得上腳步，將舊頭殼換上新頭殼。可是我們會換手機會換電腦，但常常沒有將舊頭殼換上新頭殼─ 連續兩個周末假期在北部縣市的三角窗85C咖啡座，早上九點多到十點間接連看著三、五輛遊覽車出遊，秋天是旅遊的季節，今年十一沒有陸客還好有選舉，還好有縣市長和地方民代的三合一選舉來支撐國民旅遊，還好有選舉活動支撐請客餐飲業，也讓許多媒體公關公司有廣告宣傳的接案。 台灣第四季的內需要靠選舉，在舊頭殼舊腦袋的運作下，民進黨的天王各自組團助講，主席蔡英文還有一輛改裝的選舉「戰車」，而國民黨也成立名嘴助講團巡迴拼場造勢。這是最近十五年來台灣制式的選舉文化。從新到舊，民進黨怠惰停滯，竟然提不出新願景新目標，卻把關在看守所裡的陳水扁，當年在台北市長任內高喊「綠色執政品質保證」的口號再次抬出，這過去的榮光映照現況的被關，極為荒繆。 台灣在舊頭殼舊腦袋的朝野兩黨治理下，二零零九年災難連連，現今要眺望二零一零年會不會更好？如果沒有換上新頭殼新腦袋，繼續把真實的時間倒轉回過去的意識漩渦，繼續舊頭殼舊腦袋腦袋就只能再打轉打轉─。

投書媒體峰會，中南海又打什麽算盤？

陳破空   “60周年大慶”剛過，一場叫做“世界媒體峰會”的節目，又在北京粉墨登場。出席單位包括：中共新華社；美國美聯社、新聞集團、時代華納特納廣播集團、谷歌公司；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日本共同社；俄羅斯塔斯社。   這類事情，如果發生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通常都會被當成一件好事，當作一種改變的信號，讓世界充滿期待；而今，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任何這類事情，都讓外界充滿懷疑，中南海又在打什麽算盤？   事實上，沒有人說得清這場“媒體峰會”的主題和意義是什麽，無關新聞自由，據說與經濟利益相關。這正是中共官方的意圖，美其名曰：讓世界“聆聽中國的聲音”，讓世界“見證崛起的中國在全球媒體發展中占據主導位置的雄心”。   出席峰會的中共官方人員，規格甚高，包括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等。胡錦濤聲稱：要“保障外國新聞機構和記者合法權益”；李長春聲言：要“為外國媒體在華采訪報道提供更多便利”。   而就在這一兩年，西藏和新疆一出事，外國媒體和記者就被轟出當地，或受到嚴厲限制，攝影器材遭搶奪，相片膠卷被沒收；而就在前不久，就在人民大會堂外的長安街上，就有日本記者遭到中共公安人員的暴力毆打。言行對照，胡錦濤李長春等人的大話，猶如黑社會老大的腔調，當面說好話，背後耍花招，只要一轉身，給手下遞一個眼色，就一定讓你哭笑不得。   中共建政60周年大慶時，身為普通黨員和平民的江澤民，赫然現身天安門，且高居“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二號位置，出盡風頭。顯示，在中共黨內，江澤民影響力巨大，足以垂簾聽政。遍布於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江系人馬，是其魔力的保障。親信李長春是其中之一。   專門負責為江澤民看死媒體這一攤的李長春，在這場“媒體峰會”上，甚至大言不慚道：“希望外國媒體的負責人和新聞記者，多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真實、準確、全面、客觀地把一個嶄新的中國介紹給世界。”然而，當外國記者要到西藏、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或者，要采訪在四川大地震中痛失愛子的家長或者毒奶粉受害嬰兒的家長，要“真實、準確、全面、客觀”一把，在中共官府、警察、黑社會的層層阻隔下，竟是既難又險，實在無緣見識“一個嶄新的中國”。   這場“世界媒體峰會”，由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社承辦，在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是諷刺？還是黑色幽默？因為，眾所周知，人民大會堂，從來是謊言的發源地；新華社，從來是謊言的傳聲筒；中國，是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中共，是新聞自由的天敵。“中國的聲音”，原來是中共的聲音。   宣傳部長劉雲山也在座。縱觀世界歷史，“宣傳部長”這等角色，只在兩種集團存在過，那便是，納粹集團和共產黨集團。其任務，就是貫徹希特勒的洗腦術：“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所謂見證“中國在全球媒體發展中占據主導位置的雄心”，就要讓外國媒體“正確理解”中共的既得利益，幫助推銷中共的獨裁與專制。   作為自主經營的外國媒體，也需要尋找商機，中國大市場，是誘惑所在。中南海看準了這一點，以利相誘：錢不是問題，問題是你們聽不聽我們使喚；錢這種東西，就像其他東西一樣，對我們這種壟斷一切的獨裁者而言，也是可以“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   中共尋找改變，不是改變自己，而是企圖改變外國媒體，哪怕改變外媒在中國的行為方式。外媒或為金錢而妥協，但畢竟有限，不可能完全放棄新聞自由原則，因為，俯瞰這個藍色星球，三分之二以上，已經是民主版圖。被挾持的中國，作為巨大專制堡壘，幾乎是最後一座，抵擋自由，時日無多。   於是，利用民主國家的新聞自由，到各國開辦電視臺或報紙，兜售中共意識形態，多年來，北京樂此不疲，不斷加大投資，不惜巨額虧損，把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像玩水漂一樣，毫不猶豫地扔進大海。鑒於收效甚微，危機深重的中南海，決意最後一搏：砸下450億人民幣巨資，打造一個類似阿拉伯半島電視臺的英語新聞頻道，24小時狂轉，對外傾銷中共的垃圾價值觀：獨裁與腐敗。   （10/14/09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全球暖化造成美國國家公園危機！

易俊宏編譯；莫聞審校   摘譯自2009年10月2日ENS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報導     冰河國家公園境內 Grinnel 冰河退縮情形。 (上：Carl Key攝影。下：Blase Reardon攝影，USGS提供)     本月1日，美國一份全球暖化衝擊國家公園的研究報告出爐，其中明確指明25處美國國家公園、湖岸、海岸、自然或史蹟保護區等景點，是受全球暖化衝擊最嚴重的地區。該報告主要作者、洛磯山脈氣候變遷組織（RMCO）負責人斯蒂芬桑德斯警告：「氣候異常是美國國家公園有史以來遇到最大的威脅。」報告中說，氣候變遷的強烈衝擊包括幾個層面：除了雪、水流失以外，海平面上升將淹沒濱海的國家公園，劇烈的暴風雨也將帶來過多的水量。這些因素都在破壞公園中的棲地，使得動植物消失。   這份《國家公園險境》報告由RMCO與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合作提出，在此之前，6月間由眾議院通過的清潔能源法案，才在9月底提到參議院中審議。「國家要確保這些公園的未來，就像過去承諾要保護的一樣。」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中的資深成員西奧斯賓塞（Theo Spencer）表示，「清潔能源法案如果能順利通過，不但有助於維繫國家資產，同時還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經濟成長及國家安全。」   該報告的32項主要建議中，建議美國國會、行政單位，及美國國家公園局，能擴大現有的國家公園並著手規劃新的預定地，以保存最具美國自然和文化代表性的典範給後世。報告書還提出其他補救措施，例如全面制定清潔能源相關法案，並控制主要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排放，目標是在2020年時，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減到目前排放量的20%以下。    報告中警告，所有國家公園中的冰川都在溶化，包括德納里國家公園與保留區（Denali National Park and Preserve）、雷尼爾國家公園（Mount Rainier National Park）及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等。如果再不處置，這些冰川將在12至13年中完全消失。   在洛磯山國家公園中，溫度上升使山松甲蟲（mountain pine beetle）大量繁殖，因而使大量的樑木松（lodgepole pine）死亡。「看到大量的樹木死亡，遊客都感到驚訝與憤怒。」該公園發言人凱爾‧帕特森說。這些樹皮甲蟲（bark beetle）感染範圍將近5萬英畝，相當於19%的國家公園。

投書陳昭榮的言論自由

號稱台灣一哥的本土戲劇天王陳昭榮，因為一席中國一定強的部落格貼文，引來網友一面倒的抨擊，因此也有人跳出來喊說，台灣難道沒有民主嗎?難道已經沒有言論自由了? 其實，陳昭榮的言論自由又有哪一點不被保障了。 陳昭榮不敢去中國講共產黨的壞話，這也是他的自由，因為他有遷徙的自由，也有不說話的自由。 陳昭榮講了台灣和中國要統一，既沒有被處罰，也沒有被公權力禁止，更沒有被新聞局威脅不讓他接戲。這就是他的言論自由。如果網友和其他民眾不能就他的話批評，那不就是陳昭榮的言論自由大於這些烏合之眾了? 陳昭榮不是沒有言論自由，而是沒有特權，他沒有特權禁止別人批評。 事實上，如果他不是台灣一哥，誰會理他要講什麼肖話?恐怕連提都懶得提。 言論自由最可能被侵犯的，只會來自於公權力。現在馬政府如此親中，何來白色恐怖? 如果一般大眾也不能批評，只有一個可能，就是這個國家已經變成了希特勒主政的納粹專政了

投書LKK初體驗

LKK初體驗（後附昔日兩次恐怖經驗）   文/ 陳彥斌   今早上午11點出門，原以為需要奮戰一天才能結束。不料從郵局、銀行、電訊局到勞保局，辦理各種手續都快速又便利，驚訝台灣各機關已不再官僚，不知這是否與政黨輪替及開放競爭有關？   為了辦理電話拆機、申請勞保紀錄及銀行更換印鑑等，我昨午就一一電詢各單位，昨晚把需要證件一一備齊，準備以一天時間完成這些瑣事。為了需在市區轉戰這麼多單位，我還要求轎車換機車，老婆今早出門上班請她開車，我改騎機車體驗。   說體驗原因？除了三十年來極少騎乘機車外，有十幾年了吧！工作地方有這種瑣事，幾乎都是行政人員在處理，在家中則有老婆代勞，女兒漸漸長大後，恰衙門等煩事變成她的任務，包括連出席大樓住戶大會、更換手機…等瑣事。也就是說自己這部份已宅男到當「老爺」的年紀了！   所以面對這麼多業務待辦，以二、三十年前的恐怖經驗，在各機關抽號、排隊、填表格，還要防範什麼意外發生！如印章拿錯、證件不齊、表格謄寫有瑕疵…等。如果櫃檯小姐MC來潮，或心情不佳，一副樸克臉相向，我這粗人可能就火冒三丈，當場開罵。   不可思議的，這些往昔的恐怖經驗都沒有在今天發生。先到郵局寄送四封公文，雖然前面排了三個人，但櫃檯先生一副熟手，且不厭其煩對客人講解，然後收件收費。輪到我時更簡單，只問：「限時或普通？」我付了120元郵資再買180元郵票，從進郵局大門到出門，費時不到十分鐘。   接著到銀行，進門一看，大廳的成排椅子空蕩蕩，一位穿著背心的小姐問我辦什麼？即為我抽出一張號碼韱，然後教我如何填表格，再帶我到櫃檯辦理。受理的男性行員也很有禮貌，很快就辦好。他細心把我的證件整齊疊好，站起來微笑點頭說：「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到另一家銀行，情況差不多，我當下馬上聯想到，「這都是開放金融競爭的正面效應！」以前到三商銀，我這種一看就不是什麼大亨、財團或小開的角色，連要存個錢都要搞上老半天！   機車轉到電訊局，一看是12時40分，想著電訊局一定在午休，但停車一看，營業照常。我進門後東張西望，一位穿著背心的小姐就走過來，問明我的需求後，轉身按了螢幕，隨即跑出一張號碼韱。同樣的，沒有人在排隊，她領我到一櫃檯辦理；申請電話撤機確實較繁複，要驗明證件，要簽名，要蓋章，還要付什麼違約金583元，說是該支電話是裝設ADSL的優惠線，使用未滿兩年，所以要付違約金。但大體來說，也沒受到刁難的感覺。   研判最困難的申請勞保紀錄，卻是最簡單，一進門，同樣有穿背心小姐來問，然後指著前面窗口說：「到那裡就可以」，沒抽號碼牌，也沒填表格。一位先生站在窗口前協助申請者，他要了我的身分證後，知道我是本人，即指著椅子要我坐著等。約三分鐘，紀錄表就列出來交給我，令我大呼意外！   原以為需費時一天，結果僅一個半小時就完全搞定，騎車回家的路上，想起往昔接觸衙門的痛苦經驗，不禁感慨萬千，記兩次深刻記憶憑弔：   當兵回來沒多久，身上皮夾遺失，我到南投監理站補辦行照、駕照。走進站大門，裡面鬧哄哄，像似菜市場。我走到服務檯前試圖問工作人員，但坐在裡面的 那位 小姐正低頭專心看報紙，我等了約一分鐘，見她沒有要理我的傾向，開口問說：「我要補辦行照、駕照，請問在那裡？」她連頭都沒有抬起來，也沒答半句話，手指指著右邊的櫃檯。   但櫃檯窗口一個接一個，我沿著櫃檯一路走到盡頭，左看右看每一窗口都很忙碌，問了一位排隊的先生，他才告訴我還要循著樓梯走上二樓。到了二樓，一樣是櫛比鱗次的窗口，但我終於找到寫著辦理補辦行照、駕照的窗口，但前面排了一條人龍，我只有耐著性子排隊。   這一排，約排了近一小時才輪到我，小姐問說：「你的申請表呢？」我大驚說我不知道要什麼申請表，她說：「要先到服務檯買申請表，填好後才可以來排隊申請」。就這樣，我白排了近一小時，轉到樓下櫃檯。還是 那位 小姐，但她已沒在看報紙，而是和另一位小姐聊天。我當下火氣就冒上來，但還是耐著性子跟她說：「我要買補辦行照申請表」，她一樣一副愛理不理，拿著一張表格放在櫃檯上說：「一塊錢」。   天下事有時就是那麼巧，當天我身上只有一張千元大鈔，沒有零錢，所以掏出來放櫃檯上等她找錢。更奇異的事情發生了，這位小姐看到大鈔，竟然拍桌而起說：「你存心找碴是不是？」她這一怒，也讓我燃燒的火氣徹底沸騰，更用力反拍桌面，並嘶吼要求主管出面處理！因我的聲音確實太大了，原本吵雜的大廳瞬間無聲，一位打著領帶的男仕衝過來企圖安撫我，連聲說：「她不是服務人員」，我說：「不是服務人員為何坐在服務檯！」他無言以對， 那位 小姐則坐在椅子上啜泣，好似受到無比委屈！   我發火當時，沒有人承認他是主管，但那位安撫我的先生一副理虧樣，一直表示要替我辦手續，我氣得把表格揉成一團，朝櫃檯丟棄。出了監理站，我去找在中興廣播電台當節目組長的好友許宏銘訴苦。他聽了也憤怒非常，馬上打電話向監理站站長臭罵。或許吧！那次看到媒體人可以如此威風，能為小老百姓出氣，奠定我日後當記者的念頭。   另一次深刻記憶是約18年前，那時要去東埔還需辦入山證。那天剛好是雙十節，我在水里車站循著指示牌到派出所，裡面有著警服、著便服約六、七人，正全神貫注看電視上的閱兵，我進門就問：「怎麼辦入山證到東埔？」一位胖胖的阿 巴桑 小姐拿起一張表格丟櫃檯上，不耐煩的說「一塊錢，把這張表填一填」。我看她模樣很是不爽，但因帶老婆、孩子出門遊玩，不想搞壞興緻。   我填表間，一對六、七十歲的老夫婦進門，問了我同樣的問題， 那位 小姐的動作依舊，但表格放上櫃檯時，老先生面有難色說：「哎！我不識字吔！怎麼辦？」 那位 小姐馬上板起臉說：「不識字，也要出去玩！」她這一說，我就按不住火氣了，咆哮時也問那位是主管？並囑一旁的老婆到車上拿相機，「咔喳」對著阿 巴桑 小姐拍了幾張，在場的警員不僅沒人承認是主管，看到鏡頭也紛紛走避，我掏出名片說：「我是記者，我要採訪這則新聞！」   更令人生氣的是老先生鄉愿又老實，看我動了肝火還直說：「人家說的也是實在，不識字也想出來玩！」之後在場一警員連忙道歉，並保證「這種事不會再發生」，我則當場嗆聲，我下次來如還看到這位小姐坐櫃檯，我一定發這則新聞！   回憶過往，印證今天！台灣機關單位辦事態度的匹變，證明著台灣的公務文明隨著民主化腳步在前進。試想，如果國民黨沒有在後李登輝時代逐漸走出獨裁，又經過政黨輪替下台，台灣的公務機關，可能還是讓人一想起，就一肚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