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黨外陣營決議於1979年的1月29日從台北啟程作環島拜年活動，沿途散發「黨外國是聲明」；並訂於2月1日，由黨外領導人余登發具名邀請全台黨外人士，在高雄縣橋頭鄉的高苑工商舉行千人大餐會。
然而就在1979年的1月21日凌晨5點20分，卻有十幾名未出示身份的不明人士，潛入高雄仁武鄉八卦寮的余宅，押走余登發，即刻用飛機轉送至台北調查站；上午10時，又至縣長黃友仁(余登發女婿)的公館逮捕余登發之子余瑞言。他們父子被捕的共同罪名是「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當日晚間的電視新聞報導及次日的官辦報紙，都以顯著的標題及篇幅指出：一位於1978年10月已經被捕並被起訴的「匪諜」吳泰安供稱，他曾將中共頭子華國鋒的派令「革命動員第一號令」經余瑞言交給余登發，派令的內容是任命余登發為「高雄台灣地區最高指揮司令」，檢方並自余家搜出軍服及別有紅星的軍帽五百套及手槍和手榴彈等。
國民黨誣陷余登發父子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
雖然早就預知國民黨在遭受被美國片面斷交的打擊後，一定會發動議題詆毀誣陷黨外人士，以便為自己的外交失敗找到卸責的出口，但一下子就找上余登發父子且羅織了這麼荒唐的罪名，黨外人士相信，國民黨政府主要是為了阻止黨外人士的全國串連活動。當時他們分析狀況，一致認為，連余氏這樣在高雄擁有勢力的人，國民黨都可以憑子虛烏有的理由就拿下，那他還有誰不敢抓？如果不趕快採取適當的反應，接下來所有的黨外人士都將面臨最危險的情境……
余家面臨這個巨變，如驚弓之鳥。加上有人放話說，要連余家的第三代都抓起來，余登發的媳婦、時任省議員的余陳月瑛，在驚惶失措的情況下，連忙把當時就讀大一的兒子余政憲，帶去高雄市鹽埕區的娘家藏起來，深怕被國民黨抄家滅族。
許信良說：我們不能再等待別人宰割了
包括許信良、施明德、張俊宏、陳菊、陳鼓應、王拓、艾琳達、田秋堇、蕭裕珍、賀端藩、魏廷昱等黨外人士，緊急在台北張德銘律師事務所聚會，共同研商對策。桃園縣長許信良在討論中說：「選舉停止後，國民黨一切反民主的舉動，我們可以視為是他們的自保行為；但是，抓余氏父子已是一種攻擊行為。況且余登發老縣長已高齡75歲，余瑞言因身體健康關係早已多年不問世事甚至家事，如今卻成為國民黨向黨外開刀的對象，實在令人不忍。連余氏這樣在高雄地區擁有勢力的人物都抓，還有什麼不敢抓呢？這是國民黨全面鎮壓黨外的開始，我們不能再等待別人宰割了！……」
於是這份由許信良口述，王拓記錄整理並複印的「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由黨外人士共同對外發表，且秘密約集全國黨外人士一起南下高雄縣橋頭鄉慰問余家，並決定在余登發的家鄉發起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濫捕。
余登發老縣長居住的八卦寮的二樓老宅 圖：余岳叔／攝
桃園縣長許信良率先簽署「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發起簽名「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在橋頭余宅前書寫「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海報。 圖：陳博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