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會開議後,轉型正義議題再度浮上檯面,任內大力推動台灣主體性意識的前教育部長杜正勝11日表示,轉型正義,就是要以普世價值來檢視過去不合理的事情,是全面性的。他認為,改變制度不難,難在許多觀念都已經根深蒂固在民眾的腦子裡,「問題是『細胞性的』,就像注入DNA一樣」。

杜正勝下午出席時報出版主辦的《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一書的媒體茶敘,對於任內主推的台灣主體性是否已經落實?杜正勝認為,作為一個台灣史的觀察者,大眾普遍覺醒的轉捩點是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主體意識獲得廣泛的認識、認同,隨後更有反黑箱課綱運動等。

談到反課綱運動,媒體問,如何看微調課綱是對是錯?他認為,「我看來是不需要這樣做」,他笑說,年輕人和社會都已經給了評價,不需輪到他發表。他也說,做官的人都會避免說教育與政治有關,但作為平民來講,兩者有關「是事實」,也有教育學家說,「只有騙人的人,才說無關」。

不過,杜正勝也說,歷史事件的發生是非常複雜的,他不會把自己推動、確立台灣主體性的因素,直接連結導致太陽花學運,「發展是有外在影響,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

對於轉型正義的議題再起,杜正勝認為,轉型正義就是要把過去認為理所當然,如今不以為然的事情做糾正,但不代表「現在」等於「正確」,因此要以普世價值來觀察。

杜正勝舉例,例如中正紀念堂,「該紀念嗎?」很多人以前認為需要,但隨著20世紀蘇聯、東歐共產國家解體,更遠則可以觀察希特勒、墨索里尼垮台,「人家是如何對待專制者?」至於有民眾認為,美國也有林肯紀念堂,為何台灣不能有中正紀念堂?杜正勝反問,林肯是解放黑奴導致被刺身亡的偉人,「怎麼會這樣比?那是對歷史完全不了解,無知無識!」

杜正勝說,由此可見,轉型正義的困難除了制度性問題以外,「存在每個人心中、腦子的,那個才難」,因此他以前說,台灣的問題是「細胞性的」,已經注入人體細胞、DNA,這才是落實轉型正義最困難之處。

杜正勝說,從太陽花學運到反課綱運動,是年輕人認知到自己的立足點在台灣,要和這塊土地共生、共存的結果,「現在是年輕人要教育我們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