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會開議後，轉型正義議題再度浮上檯面，任內大力推動台灣主體性意識的前教育部長杜正勝11日表示，轉型正義，就是要以普世價值來檢視過去不合理的事情，是全面性的。他認為，改變制度不難，難在許多觀念都已經根深蒂固在民眾的腦子裡，「問題是『細胞性的』，就像注入DNA一樣」。
杜正勝下午出席時報出版主辦的《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一書的媒體茶敘，對於任內主推的台灣主體性是否已經落實？杜正勝認為，作為一個台灣史的觀察者，大眾普遍覺醒的轉捩點是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主體意識獲得廣泛的認識、認同，隨後更有反黑箱課綱運動等。
談到反課綱運動，媒體問，如何看微調課綱是對是錯？他認為，「我看來是不需要這樣做」，他笑說，年輕人和社會都已經給了評價，不需輪到他發表。他也說，做官的人都會避免說教育與政治有關，但作為平民來講，兩者有關「是事實」，也有教育學家說，「只有騙人的人，才說無關」。
不過，杜正勝也說，歷史事件的發生是非常複雜的，他不會把自己推動、確立台灣主體性的因素，直接連結導致太陽花學運，「發展是有外在影響，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
對於轉型正義的議題再起，杜正勝認為，轉型正義就是要把過去認為理所當然，如今不以為然的事情做糾正，但不代表「現在」等於「正確」，因此要以普世價值來觀察。
杜正勝舉例，例如中正紀念堂，「該紀念嗎？」很多人以前認為需要，但隨著20世紀蘇聯、東歐共產國家解體，更遠則可以觀察希特勒、墨索里尼垮台，「人家是如何對待專制者？」至於有民眾認為，美國也有林肯紀念堂，為何台灣不能有中正紀念堂？杜正勝反問，林肯是解放黑奴導致被刺身亡的偉人，「怎麼會這樣比？那是對歷史完全不了解，無知無識！」
杜正勝說，由此可見，轉型正義的困難除了制度性問題以外，「存在每個人心中、腦子的，那個才難」，因此他以前說，台灣的問題是「細胞性的」，已經注入人體細胞、DNA，這才是落實轉型正義最困難之處。
杜正勝說，從太陽花學運到反課綱運動，是年輕人認知到自己的立足點在台灣，要和這塊土地共生、共存的結果，「現在是年輕人要教育我們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