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開始，我寫作的動力再也無法停止。我開始針對國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現狀，農業的隱憂，科技發展的失策，教育內容的迂腐等，提出犀利的批判。 我以跨國公司把台灣作為一個輸出公害的樂園為軸，及國民政府全面的配合或袒護為輔，分析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根源，說明各種化學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生態破壞對國土安全及人民財產的威脅。 我也從經濟發展只強調「國家生產總額」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1970年代的用詞) 的數字，而忽略全體社會及人民的福祉，實乃導致「國家污染總額」 (GNP，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的結果，大肆批判經濟理論的荒謬，並把不斷成長以「成長狂」(growthmania)稱之。今天，「國家生產總額」 (GNP) 已不再使用，而以「國內生產毛額」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代之，實為換湯不換藥的可笑。 「國內生產毛額」的增加仍與社會及人民的福祉無關，有時反而有害，如，八八嚴重水災人命的死傷，及財產的損失，卻換來台灣 2009年的「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而為經濟官僚引以為傲，作為施政成功的數據，悲哉！

我深深地相信，生態學是一門顛覆性的科學 (subversive science)，因為它是一種新價值觀及新思想典範 (paradigm)。 我意圖以不同的價值觀及理念，來顛覆當時傳統的社會思維。 70年代時，我的生態教授告訴我們，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的世紀。結果，共產主義消失。 但二十一世紀將是綠色、生態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工業及消費主義的世紀。 從上篇（52）所描述的21世紀10年代的世界現狀，假以87年的時間，我深信，今天吃人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經濟制度等即將消失，親人、親土、親自然、親未來的新政治、經濟、教育、科技制度將取而代之。我講了這些聽起來很學術理論的觀念， 骨子裡的目的就是要用來喚醒民眾對這些上述「新未來」的關心及憧憬，及提醒政府政策的不當，寄望人民的不滿能夠匯集成為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 換言之，我把環境生態的運動視為民主政治運動的一環，只是因為當時直接批判政府的施政措施，一定會被扣上反政府言論的罪名，我必須以學術的包裝，評論政府的環境生態政策，免得被扣上反政府言論的罪名，無端鋃鐺入獄。

1970年陳明澤哥哥死於胃癌，乃因在清華大學核工所讀書研究時，受到輻射污染的結果。 我在研究所時也閱讀了不少有關核電廠的種種問題。回台後，對台灣核能發電的龐大計畫甚感不安。1978年，一天在某一報紙看到台灣電力公司大肆吹噓核能發電的安全性，董事長陳蘭皋竟公然宣示「抱兩個核廢桶比抱一個女人更安全」，終於逼出我心底深處的噁心。那年，我認識到曾來東海訪問過的台灣日報或台灣時報的記者王世勛，我電告他希望能夠與他聊聊台灣核電的發展。 有一天，在我的辦公室，我們長談幾個小時，把我對核電的憂慮一一說出。不久，聳動的標題，「林俊義挑戰台電，辯論核能電廠」在台灣日報以頭版新聞刊出。

這篇突如其來的報導立刻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注意。之前，在台電的宣傳下，社會上一片擁核的聲音。 少數學術界私下雖對核能發電有不同的聲音，但都噤若寒蟬 。根據王世勛本人的告知，當時就職台灣日報的魏吉助就曾斥罵王世勛的不是。從此調查局、警總把我作為監控的對象，收買東海生物所的不肖研究生作線民，記錄著我的一言一行。

在那個時代，想刊登一篇反核的文章何其容易！我試了幾份雜誌，到處碰壁。幸好，透過唐文標，我認識了尉天聰教授，也經他，認識了發行「中華雜誌」的胡秋原先生。 我向胡先生作了一個核能安危的簡報後，他希望我能寫篇文章發表。 不久，我以筆名「何能」在1979年6月號「中華雜誌」發表了「核能發電的再思考」一文。 「核」文發表後受到中、南部媒體的引用報導，引起了台電及各界的關心。 一個月後，「中華雜誌」收到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呂應鐘的來稿。 「中華雜誌」編輯委員會要求「呂先生慎重其事，避免涉及與主題無關之文字」予以修正。編者為慎重起見，將修正後的呂文與我的答辯文同時刊登。兩篇文章，《「何能」何能談核能？》及《答呂應鐘先生「何能」何能談核能》於9月號登出後，卻引起學術界的譁然， 原因是「呂文」以打手的架勢攻擊我，實不應該，以毫不專業，又文不對題的內容投稿回辯， 反映台電及原子能委員會對核能發電的專業能力及敬業精神的不足。呂文中的一段：「我是學核工的，若想插手生物的事情，定要虛心地學習生物，才不會被生物界白眼相待。同理，「何能」教授是學生物的，想插手核能的事情，我勸還是多找一些有關書籍來勤讀，學通後才發言論。不要純以「維護環境」的想當然耳方式談核能，因為任何懂核能的人會說：「何能」教授根本不懂核能！」 這是讓我最受不了的一段對人、對知識最無知，最侮辱的話，典型的國民黨教育的核工人才。 這就是我提到的「偽專家」的無知及恐怖，與政治獨裁不相上下。 今天反核的陳藹玲、劉黎兒，及無數的藝文界的朋友，年輕的學生，您們是核工專家嗎？您們反核，實在不該。 但我由衷地感謝您們！

可能是時代走到了一定的時機，「中華雜誌」的「核能論戰」數年後，反核學者張國龍、施信民、黃提源、高清波等逐漸地走出台面；反核的文章如雨後春筍般地迸發出來；反核運動開始烏雲密布，尚待白浪掀天。

我想1978年王世勛「林俊義挑戰台電，辯論核能電廠」的新聞報導，繼之以「中華雜誌」的「核能論戰」可以說是啟動台灣反核運動的濫觴。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