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郁秀
◎時代的意義
1968年五月的巴黎正穿上春衣，四周生氣蓬勃綠意盎然，突然平地而起、砰然一聲學生運動震撼了世界，戴高樂第五共和政權面臨嚴峻的挑戰。這是個風起雲湧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剛過二十多年，歐洲在蒙受前後二次大戰重創後，正透過歐洲關稅聯盟的成立，意圖縫補大戰所帶來的傷痕，開啟「歐盟」的合作關係;美蘇兩個世界大國處於冷戰對峙的局面;在亞洲，中國共產黨掌權，台灣則實施戒嚴。國際、國內的的政治情勢多麼的詭異紛歧。
五月的學生運動，不僅震撼了戰後戴高樂第五共和的政權，迫其改組政府，使其抑鬱下台，也改變了世界。其中，教育制度的革新，解決了青年學生畢業即面臨失業的威脅，建立大學自治法，其蝴蝶效應，使得全世界的教育部門也隨之進行大翻轉的改革行動。而我正躬逢其時，在巴黎求學親歷大時代的蛻變，對我一生之影響可謂刻骨銘心。出生並受教於專制戒嚴時代，目睹學生熱情的抗議、智慧的表達，清晰而明確的訴求撼動了世界的情境，前所未見，真令我震驚不已。
圖: 邱萬興攝影
隨後於1981年和修一共同歷經法國政黨輪替的選舉過程，Valéry Giscard d'EstaingV.S.François Mitterrand、共和黨VS.社會黨的激戰，吸引我倆擱著身邊的工作，冒著失業的危險，從旁仔細觀察整個競選活動過程。這又是一次改變法國政權的關鍵時刻，我們也很慶幸恭逢其盛，也身臨其境的體驗並學習它的內涵與意義。
1970年代台灣掀起了尋根運動、文化覺醒，接連著近二十年的民主進化過程，是一大段由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路途，但也成就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化國家的典範，並促成1987年的解嚴，禁錮了近40年的台灣社會得以解放，改變了台灣人的命運。我和修一也適時參與各項反對運動。1990 年「野百合學生運動」是大專年輕學子的覺醒，以行動表達理想的壯舉，與1968年巴黎的學生運動同樣深具影響力，而後繼起的一波波民主聲浪與運動，促成了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的新局。
一波又一波的時代浪潮都有其時代的意義。每個關鍵的時刻都是塑造向前行的動力，雖在抗爭中，生命、身體均受到威脅，但因勇於突破、不惜犧牲，在當下或許危機重重，但現在回憶起來卻覺得那是個多麼令人感動的美好時代！當時若沒有實際的行動，它就無法成就現在，也不可能成為生命中的美好回憶。
◎捐贈的目的
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是先夫盧修一博士逝世15周年冥誕紀念日。修一生前參與了台灣民主化的盛會，並當選了第一屆的增額立法委員。他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經由立法，積極彰顯並累積台灣自主歷史觀與多元文化，促進台灣主體的建構，並透過法制化的過程，使其得以依法推動落實。他是位民主鬥士，也是位政治家，所遺留的資料不少且珍貴，經過十五年的整理，我把他的日記及文獻資料捐給國史館，一方面為台灣民主運動史留下痕跡，另一方面試以文化人的角度呼籲政府及台灣人民重視台灣文史資料的保存。
台灣之所以能立足，不是因我們擁有核武與否，而是我們累積了台灣文化歷史內涵的厚度。1993年盧修一委員創立了的「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致力於台灣文史、社會、經濟、科技各項資料的搜集、研究、彙整、出版。雖然他英年早逝，但二十年來，一路走來，我們始終如一，持續的蒐集並點滴實踐他對台灣人民的承諾。
此次捐贈本來可以簡單的家族立場進行，但我希望在目前經濟低迷且大家普遍認為失望渾沌的社會氛圍中，藉此次的捐贈，喚回大家的希望。試想盧委員如仍在世，他會對年輕人提出何種期許?所以誠摯邀請社會大眾共同回顧我們以前奮鬥的美好年代，同時也鼓勵年輕人，時代的走向，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只要有理想、能超越，就可以創造璀璨的時代。
◎結論
走過二十世紀，邁向二十一世紀，不論在國際上或在台灣島上，我們都見證了有意義且美好的時代。走在路上、坐在計程車、在台灣甚至遠至歐洲小鎮，我都會遇到盧修一的支持者為我打氣，我知道台灣人民對民主國家的信念和期望，對於民主鬥士的痛惜也從沒消失…，但這個希望與責任要交由年輕人來接棒傳承與實踐了…。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承諾秉持盧修一委員對台灣人民的承諾，持續回應社會的需求，累積文化的力量、社會的力量和台灣的生命力。台灣的年輕人可以勇敢站出來，共同找到屬於這個世代的時代意義，塑造並豐富整個時代的內容，當你們活到我現在的年紀時，相信也可以很欣慰的以愉悅的心情回顧曾經走過的步履。激勵台灣再起，超越一切，是我邀請大家共同來參加捐贈儀式的最大動機，也期盼能更有意義。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