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傅立門(Eyck Freymann)4月1日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表「Shutting Hormuz is a template for China in Taiwan(封鎖荷姆茲海峽中國台灣問題上的範本)」專文,文章副標題直指核心論點:「北京將尋求在台灣海峽複製德黑蘭的劇本,全球經濟衝擊可能更嚴重。」認為伊朗以低成本灰色地帶手段實質控制荷姆茲海峽,不必擊沉一艘油輪,就關閉了全球五分之一石油供應,成為可複製的「劇本」;中國能力遠勝伊朗,可在台灣海峽施展更精密版本的經濟脅迫。

荷姆茲危機作為「活教材」

2026年春季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後,伊朗革命衛隊未採取傳統海戰模式,卻迅速讓荷姆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咽喉「實質關閉」。關鍵在於伊朗無需擊沉任何油輪,即達成目標:透過導彈威懾、可能的佈雷、代理民兵船隻干擾、提高航運保險費率,以及製造「不確定性」等灰色地帶手段,迫使全球航運公司主動避開該海域。結果,全球約20%的石油(及大量LNG)運輸瞬間停擺,油價暴漲,證明「控制海峽」不必仰賴傳統海軍優勢或公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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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門將此視為「劇本」:弱勢一方(伊朗)以非對稱、低可歸因方式,實現高戰略收益。荷姆茲海峽地理狹窄、航道固定,且全球能源市場高度依賴,伊朗只需製造「風險感知」即可癱瘓航運。這與傳統封鎖不同,無需持續實體對抗,卻能產生持久經濟壓力。背景正是美國同時面臨多線壓力(中東、烏克蘭、印太),凸顯威懾失效的風險:華府雖有海軍優勢,卻難以快速恢復海峽暢通,暴露傳統軍事思維的盲點。

此脈絡其實並非孤立。傅立門長期研究中國「灰色地帶」戰略(gray zone tactics),包括海上民兵、海警船隻「執法」、經濟脅迫與資訊戰的結合。荷姆茲事件提供實證:即使面對美國主導的聯盟,中小型區域強權仍能透過混合手段挑戰全球供應鏈安全。這正是中國可借鏡之處。北京觀察到,伊朗模式成本低、升級門檻高、國際回應緩慢,極具吸引力。

核心論點一:伊朗模式的「可複製性」與中國的優勢放大

傅立門強調,伊朗模式的核心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現代版:利用地理瓶頸、經濟依賴與心理威懾,達成戰略控制。中國在台灣海峽的應用將更精密,因為能力差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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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理與能力對比。荷姆茲海峽雖狹窄,但台灣海峽更具戰略深度(寬度約110-220公里),中國擁有全球最大海警艦隊、海上民兵(數千艘漁船可轉化)、先進反艦導彈(DF-21D、DF-26「航母殺手」)與衛星監控系統。北京可不必宣布「封鎖」,而是實施「檢疫區」「海上執法」「聯合軍演」或「安全檢查」,逐步提升航運風險。相較伊朗的導彈威脅,中國可整合「三海」力量(海軍、海警、海上民兵),打造更細膩的「灰色梯度」:從低強度船隻騷擾,到經濟制裁特定企業,再到切斷保險與金融服務,形成多層脅迫網。

其次,經濟脅迫的精密化。伊朗針對石油,中國則可瞄準全球最關鍵的「半導體」。傅立門特別指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生產全球90%以上先進製程晶片(3奈米以下),且無類似「戰略石油儲備」的替代方案。石油危機可透過SPR(戰略石油儲備)、增產或轉向沙烏地等緩解;但晶片斷供將瞬間重創全球汽車、AI、軍事、醫療等產業,供應鏈重組需數年。中國能力遠勝伊朗,能同時施展金融工具(如切斷美元結算)、貿易禁運與技術出口管制,形成「全域經濟戰」。

傅立門警告,中國版本更具「可否認性」:北京可宣稱「維護主權」「海上安全檢查」,避免直接開戰,卻讓國際社會陷入「是否值得為台灣晶片而戰」的困境。這比伊朗模式更精密,因為台灣海峽承載全球20%海上貿易,且與南海航線重疊,衝擊範圍遠超能源。

核心論點二:全球經濟衝擊的「放大效應」與戰略風險

傅立門強調,荷姆茲危機已造成能源震盪,但台灣海峽版本的衝擊「可能更糟」。理由有三:
1.不可替代性:石油有替代路徑與儲備;先進晶片無備胎。TSMC一旦受影響,全球GDP可能損失數兆美元,遠超1973年石油危機。
2.連鎖效應:中國若控制台灣海峽,不僅癱瘓台灣經濟,更波及日韓、歐美供應鏈。東亞小國高度依賴海運,中國可藉此「分而治之」,讓區域國家在經濟脅迫下保持中立。
3.多線危機放大:傅立門先前研究指出,中國可能與俄、朝、伊朗協調行動,形成「同時多點測試」美國威懾的局面。荷姆茲事件若持續,美國海軍已難兼顧印太;若台灣海峽再起灰色危機,華府將陷入戰略過載。

這反映北京「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戰略的經濟版:不求軍事征服,而是透過脅迫迫使台灣「自願」讓步,或讓國際接受「既成事實」。相較直接入侵,經濟脅迫成本更低、政治風險更小,符合習近平「鬥而不破」的思維。

政策啟示與廣泛戰略意涵

傅立門的分析維持其一貫主張:西方必須提前準備經濟應急計劃(economic contingency planning)。2024年7月發表、與布朗利(Hugo Bromley)合著報告《On Day One: An Economic Contingency Plan for a Taiwan Crisis(Day One:台灣危機經濟應對)》一文,即強調需建立晶片儲備、分散供應鏈、強化海運保險機制,並發展「經濟威懾」工具(如對中國關鍵礦產的反制)。荷姆茲事件證明,傳統軍事威懾不足,必須補強經濟韌性與灰色地帶反制能力。

對台灣而言,這是警鐘:強化不對稱防禦外,須加速晶片去風險化(friend-shoring)、提升能源自主,並與美日歐建立聯合經濟危機應變機制。對美國與盟友,傅立門提醒「海權危機」已從傳統海戰轉向混合戰,需投資商用海上能力、強化印太海上聯盟(如AUKUS、QUAD的經濟面向),並在WTO框架下預先制定反經濟脅迫規則。

更深層意涵是國際秩序轉變。傅立門指出,美國長期依賴制裁作為經濟武器,但伊朗與中國正示範「反制裁」與「被制裁者反擊」的時代來臨。弱勢方不再被動,而是主動以地理與經濟瓶頸反噬全球體系。這挑戰「自由開放印太」的核心假設:若中國成功複製荷姆茲劇本,台灣海峽將成為測試美國全球領導力的終極場域。

傅立門以荷姆茲危機為鏡,深刻揭示灰色地帶經濟脅迫的時代特徵:低門檻、高收益、難回應。伊朗提供原型,中國則具備強軍力、更精密工具、更關鍵的經濟標的等「放大器」全球經濟已高度互聯,任何海峽危機都非區域事件,而是系統性衝擊。傅立門呼籲:威懾不僅是軍艦巡弋,更是供應鏈韌性與經濟戰備的競賽。若西方未能從荷姆茲吸取教訓,台灣海峽的「更精密版本」恐將成為現實,帶來遠超能源危機的全球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