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長陳菊因健康因素請辭,表面上看來是一樁人事異動,實際上,卻是台灣政治一個重要時代的轉折點。陳菊的退場,不只是卸下一個憲政職位,更象徵著「美麗島世代」逐漸走向歷史背影的時刻。這並非敗退,也不是失勢,而是一代人完成歷史任務後,終究要交棒的必然。

陳菊的一生,幾乎與台灣民主化歷程同步。她不是後來才站上民主浪頭的政治人物,而是曾被浪頭捲入監牢、又親身撐過威權年代的那一群人。從黨外抗爭、政治犯,到民進黨創黨後的重要政治角色,她始終不是聲量最大、鎂光燈聚焦最多的類型,卻是承載壓力、撐住體制,讓民主得以具體運作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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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陳菊之於民進黨,從來不是選舉型明星,卻始終是重量級政治人物,也是黨內的重要精神標竿。尤其在派系競逐、世代交替與權力更迭的過程中,她多半扮演的是穩定結構、彌合裂縫的角色。

她出身新潮流,但並非派系鬥爭的代表性人物;她的影響力,來自長期在民進黨內部與高雄地方的組織經營,以及行政體系的深度歷練。這些影響力,並非短期政治操作所能累積,而是長時間承擔與實作的結果。

陳菊對民進黨的關鍵貢獻,也不在於她贏過多少次選舉,而在於她與同梯的美麗島世代政治人物,一起將一個運動型政黨,逐步轉化為能夠長期執政的政治組織。她的存在,使民進黨不只是由理念、論述與選舉口號所構成,同時也具備在地方治理與行政體系中,承受現實壓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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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政治性格,在她長達 12 年的高雄市長任期中展露無遺。陳菊接手高雄時,這並非一個光鮮亮麗的政治舞台,而是一座長期承受重工業污染、背負沉重財政壓力,並面臨城市轉型困境的城市。她在有限條件下,逐步推動城市轉型,使高雄從傳統工業港都,走向更宜居、具文化能見度與國際視野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陳菊讓「南部執政」不再只是民進黨的鐵票區,而是成為可以複製、可以輸出的地方治理經驗。高雄不再只是仰賴中央經費挹注的城市,而是一個能夠提出政策、累積行政能量的地方治理基地,這對民進黨能否長期穩定執政,具有關鍵意義。

因此,陳菊留下的,不僅是她個人的政治履歷,也包括一整套人才培養與政治運作的系統。從地方到中央,她所培養的子弟兵在政壇開枝散葉。高雄「菊系小內閣」在陳水扁、蔡英文到賴清德三個執政時期,長期扮演綠營重要的人才庫角色,包括內政部長劉世芳、政務委員陳金德、高鐵董事長史哲、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以及台鹽前董事長陳啓昱、勞動部前部長許銘春等人,皆被視為菊系子弟兵。也正因如此,凡是曾在陳菊高雄市府小內閣任職者,其後續的政績、爭議事件,往往都會回頭記在陳菊身上。

然而,正如所有長期執政者無法迴避的現實,陳菊的政治傳承,同樣伴隨爭議。部分子弟兵涉及地方派系糾葛、行政爭議,甚至被質疑過於依賴人際網絡與資源動員,使「菊系」人馬頻頻受到檢驗。

這些爭議,不能因為陳菊的歷史地位而被迴避。相反地,正因她在台灣民主史上的份量,這些問題更值得被嚴肅檢視。它提醒人們,民主前輩並非免於權力腐化的保證,運動出身的民進黨,同樣可能在長期執政中出現結構性盲點。

但若因此全然否定陳菊,無疑也是過於簡化歷史。她的政治生命,橫跨威權與民主兩個時代,既承受過威權體制的壓迫,也親手參與民主制度的建構。她並非沒有缺點的政治人物,卻總能在關鍵歷史節點上,讓民主得以負重前行。

陳菊的請辭,是交棒,而非結束。當美麗島世代逐漸退居幕後,問題終究回到當下的民進黨與新一代政治人物身上:是否仍具備承擔結構壓力的能力,是否能在權力與理想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陳菊離開的是職位,留下的,卻是台灣民主仍須持續回答的課題。當這一代人走向歷史背影,就在此刻的台灣,真正的考驗,才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