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韓元首「習李會」的相關訊息，幾乎全數由新華社單方面對外發布，顯示中國正急於透過官媒搶先定調，試圖在國際輿論場中塑造對其有利的敘事。這種「搶話」的操作，本身就透露出一個重要訊號：中國並非只是例行接待外賓，而是面對印太包圍網的步步進逼，亟需在複雜的區域局勢中，為其日益孤立的外交話語權止血。
「習李會」是針對印太包圍網的周邊外交補位
這場會談的背景，與日本近期對中國採取更明確、甚至強硬的安全立場密切相關。隨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直言「台灣有事」即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中日關係已正式進入印太安全秩序的結構性對撞。對中國而言，日本的「硬」不只是單一國家的表態，而是宣告中國長期經營的「台灣是內政問題」敘事，已被正式拉進區域安全框架中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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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日本轉向實力抗衡的壓力下，「習李會」顯然成為中國一套「周邊外交補位」的操作。面對日本的「硬」，中國亟需尋找韓國這個相對的「軟」點來進行對沖。韓國總統李在明在會談場面上禮貌性提及「堅持一中」，隨即被中國官媒放大解讀，成為對沖美日強硬立場的重要素材。這種表態對中國而言，功能性遠大於實質性，它提供了中國官媒所需的政治畫面，讓中國得以對內外宣稱：即便日本不再配合，周邊仍有國家願意站在同一條敘事線上。
韓國的避險動作：一場各取所需的政治程序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韓國對台政策出現戰略性轉向。相反地，這更像是中國在元首外交場合中，刻意設定的一道政治門檻。在中國的會談場域裡，涉及主權與台灣議題的表態，向來被視為必須完成的政治程序。韓國總統提及「一中」，本質上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韓國用幾句中國想聽的話換取外交緩衝與經濟空間；而中國則透過官媒的定調，換取一場象徵性的外交勝利。
從地緣政治現實來看，韓國的選擇高度受限。李在明政府必須在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美國的同盟壓力，以及北韓的直接威脅之間尋找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口頭表態成為一種成本最低、風險相對可控的避險動作。這種象徵性的穩住，更多是話語層次的修補，而非戰略層次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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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天花板：反中情緒限制了實質退讓空間
但這種「話語補位」存在著明顯的上限。近年來，韓國社會的反中情緒持續升高，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韓國民眾心中最不被信任的鄰國。這種民意基礎的轉變，與日本、菲律賓、台灣等地的社會脈動形成共振。這顯示中國面對的已不只是政府間的摩擦，而是一種跨國界、跨社會的信任赤字。
在民意的強力監督下，韓國政府任何對中國過度讓步的姿態，都可能在國內引發強烈反彈。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在外交場合愈來愈依賴官媒定調與話語控管，當它無法說服周邊國家的民意、無法壓制民主體制的質疑時，就只能透過儀式化的表態與高密度的宣傳，試圖維持表面的秩序感。
中國可以在話語上補位，卻無法逆轉安全現實
對台灣而言，我們應看穿這些外交辭令後的真相。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某場會談中說了哪些場合用語，而是印太各國在安全政策、制度安排與實際行動上，是否出現方向性的改變。
中國可以要求韓國在言語上「補位」，卻無法阻止印太國家重新界定中國為區域安全威脅；可以透過官媒搶先定調，卻難以逆轉周邊民意對其體制的反感。從日本的制度化轉向，到韓國的有限避險，這些線索共同勾勒出一個現實：中國外交正陷於結構性的信任崩盤。
對台灣而言，低調但穩健地嵌入這個正在重組的印太網絡，與民主夥伴深化實質的制度連結，遠比逐句解讀中國官方的文書辭令，更具備長遠的戰略價值。
作者：洪浦釗／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