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憲紀念日，原本是用來提醒國家：權力必須被約束，政治不能凌駕制度。但今天的台灣，這個日子卻帶著強烈反諷意味，藍白紀念憲法的方式，正是一次次證明有多不耐煩遵守它。
不可否認，公法研究在台灣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峰。憲法法庭復活後，從五位大法官的憲判主文與三位大法官在法庭外的法律意見，即讀者投書進行比較，憲判主文論證嚴密、文字精準，彼此交鋒時甚至不乏冷嘲熱諷，堪稱近年最精彩、也最具張力的法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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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判決，本應是民主深化的養分。然而，這些專業論戰一旦走出法庭，卻迅速變質。控告、彈劾、連署、杯葛預算輪番上陣；法界名嘴、政治側翼各自選邊站；就連毫無制度責任的網路社群，也能即席發表「憲法見解」。
把憲法當工具，而不是界線
有人聲稱憲法法庭既然已經恢復運作，行政權若不副署某些政治安排，就等同喪失正當性。這種說法，乍聽之下像是在「捍衛憲法」，實際上卻是徹底顛倒憲政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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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副署的合法性，從來不是建立在「沒有憲法法庭」之上。恰恰相反，正因為憲法法庭存在且能正常運作，行政權的每一個選擇，包括不副署都必須承受更嚴格的合憲性檢驗與政治責任。換言之，憲法法庭的存在，不會讓不副署失去正當性，只會讓它更清楚地暴露在制度與輿論的審視之下。
真正把正當性搞錯的，是那些試圖把憲法法庭「工具化」的人。他們不是在問：這樣做合不合法？而是在算：這樣做對中共有沒有利？當憲法只剩下政治開心農場的附屬品，所謂的「捍衛制度」，不過是一種包裝精美的權力話術。
守護的不是機關，而是人民
憲法第80條明文規定，法官應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審判。那麼問題來了，立法委員難道不也有恪遵憲法的義務嗎？憲政秩序要守護的，從來不是哪一個機關的面子，而是人民的權利。而大法官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它是保護人民權益不可或缺的憲政機構。
立法委員有權力癱瘓大法官嗎？答案很清楚：不行。從戒嚴到解嚴，台灣社會已經見過太多所謂的「非常時期」、「例外狀況」。每一次都說得天響，實際上卻是在規避法治。組織自主權、程序自主，原本是為了打造不受政治干預的司法，但人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看到的，是藍白在一步步毀掉憲政根基。
憲訴法第30條，為何站不住腳自不待言。憲訴法是下位法，不得架空憲法本身，也不得實質剝奪大法官的職權。然而，第30條透過大幅提高審查門檻，其目的與結果，皆在於扼殺憲法法庭的運作。
這不是技術性修正，而是制度性破壞。因此，將第30條認定為違憲、不適用，並非擴權，而是必要的憲政自救。憲法法庭在此刻選擇護憲，應該被肯定；但也必須誠實地說：不要期待憲法法庭去終結當前的朝野惡鬥。因為理由其實很簡單，也很憲法，制度不能被「不作為」搞死。
內部癱瘓危機 落入「漸進統一」風暴本身
在台灣製造混亂、仇恨、網攻、紊亂政局、懷疑政府，是中共封鎖台灣前的暖場秀。放在更大的政治現實裡看，「內部癱瘓」早已不只是戰略推演，而是台灣正在經歷的現實。藍白的「戰術性封鎖」，與中共長期操作的戰略上的「塑造統一大勢」，在效果上形成高度重疊。「塑造大勢」核心並非動武，而是讓台灣的憲政防衛體系自動失靈。當制度被癱瘓、預算被封鎖、憲政機關被攻擊，台灣不需要被擊敗，只需要被拖垮、癱瘓。
行憲紀念日，真正該記住的事
行憲是民國36年12月25日開始，象徵的是憲政落實與民主的正軌。偏偏藍白硬要把賴清德類比袁世凱，不只是荒謬，簡直是歷史常識的破產。袁世凱是靠背叛共和、竊奪權力、妄想稱帝的笑柄，最後落得身敗名裂；賴清德則是依憲政程序、透過人民選票產生的總統。把民選總統和竊國者相提並論，完全是自欺欺人。這種比喻不僅侮辱民主，更暴露了說話者的無知與偏見，說到底就是拿歷史罪人來影射憲政下的民選領袖，荒唐到令人發笑。
歷史一再證明，民主體制很少是被外敵正面擊倒的；更多時候，是在內部選擇對法律不耐煩、對制度失去耐性之後，才一步步走向失能。如果行憲紀念日只剩下激情與動員，那我們紀念的，恐怕不是憲法的實施，而是憲政理性正在被消耗殆盡的過程。而這，才是今天真正該被記住的警訊。
林智群表示，現有8位大法官都是蔡英文提名的，在國會擴權法案被宣告違憲時，藍白說這8位是「綠色大法官」，現在改稱其中5位是「綠色大法官」，原來大法官是什麼顏色，都看藍白的心情。(圖為憲法法庭) 圖：張良一/攝（資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