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以「台灣病」抨擊央行對新台幣匯率政策，並分析新台幣價格偏低，引起台彎社會騷動討論。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17日撰文指出政府應該祭出「不加薪就加稅」，他認為，不是台幣被低估，而是台灣勞工被低估，主張「賺越多的企業，要嘛多分一些給員工，要嘛多繳一點稅，讓政府替勞工分擔」。
前政務委員張景森表示，「十個經濟學家有十一種意見，其中凱因斯自己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這是經濟學界常拿來自嘲的一個老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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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森說，自己曾在行政院經建會擔任8年副主委，除了主委是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每個禮拜開的委員會，都會討論當前的經濟問題，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也多半是經濟學背景。雖然我的工作不直接鑽進經濟理論，但長年和經濟學家一起討論政策，讓他深刻體會：
經濟學是變化莫測的學問，每一個問題永遠有不同的解法。
這次《經濟學人》點名台灣經濟的結構病灶，把焦點放在匯率。他認為台灣長期低估新台幣，導致經濟對出口依賴過高、內需產業不振、薪資長期停滯、勞動所得佔比低落；房價被大量資金推高、壽險業美元資產過度累積，構成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從表面數字看，的確很有說服力。
他說，2024年太彎櫃公司合計稅前盈餘超過 5 兆元，年增 36.8%，是近十年次高，僅略低於 2021 年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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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間，勞工端看到的是什麼呢？以 2025 年前九個月為例，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只有 4 萬 3,652 元，年增 1.21%；就連把年終、加班費都算進去的「實質總薪資」，年增也只有 1.87%，而且將近七成（69.77%）的受僱者，薪水低於平均值。
張景森指出，2023 年，本國全時受僱員工的年薪中位數大約 56 萬元，年增約 2% 左右，也遠遠追不上企業獲利成長的速度。
房市更不用多說。內政部統計顯示，台北市房價所得比從 2004 年約 6.4 倍，一路飆升到 2024 年底約 16.43 倍； 國際資料庫 Numbeo 2023 年的估算，全台房價所得比約 20.1，在全球名列前段班——換句話說，一個人不吃不喝要存 20 年 才買得起房子。
所以，《經濟學人》看到這些數字，會說台灣得了「匯率型的結構病」，並不奇怪。
有關病症共識很高，爭論在「怎麼治」與「先治哪一項」。
他說，最近各方提出的評論、分析、解方都看了一遍，大致可以分三類：
* 匯率派：認為應該從匯率下手，要央行放手讓台幣升值，削弱出口部門的超額利潤，逼產業升級，讓資源回流內需。
* 結構派：主張問題不在央行，而在勞動政策、產業政策、教育體系，應從勞資關係與產業結構著手。
* 系統改革派：認為每一個系統都有問題，只能走「方向明確、溫和穩健、小步快走」的長期改革路線。
換句話說，大家對「病症」其實共識很高：
• 企業利潤創新高
• 勞工薪資成長緩慢
• 內需偏弱
• 房價與所得嚴重失衡。
真正有分歧的，是：藥從哪裡下？要多重？要先吃哪一帖？
他認為經濟改革的第一順位：提高薪資。
在一堆解方裡，他會選擇從薪資停滯這一塊先下手。
最主要是他認為台灣有條件做這件事，許多獲利企業能加薪，卻不肯加薪。這不能靠總統像牧師一樣，到處去跟企業道德勸說，應該用稅制引導企業分享利潤。
他認為，台灣做得到的理由，是因爲別的國家也做得到。台灣勞動所得占 GDP 比重約略低於 5 成，明顯低於多數 OECD 國家約 55%～60% 的水準；同等 GDP 水準的西班牙、斯洛維尼亞約在 6 成左右，台灣在同級國家中屬偏低。Ketagalan Media 等分析則估算：以目前台灣的 GDP 人均推算，合理平均薪資約應在 9 萬元左右，最低工資約 4.5 萬元。
加薪不只是勞工荷包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體的「循環核心」：
• 勞工所得太低 → 內需自然偏弱。
• 內需弱 → 產業只能繼續靠出口、靠少數科技龍頭撐。
• 經濟太依賴出口 → 匯率討論永遠會被鎖在「不能亂動」的框架裡。
• 為了穩定匯率釋出的資金 → 最後大半跑進房市和資產市場，加劇價格扭曲。
換句話說，《經濟學人》從匯率看到的是「症狀」，但真正的「源頭」在於：企業獲利與勞工所得之間，斷了一條本來應該存在的「分配管道」。
具體怎麼做？他認為應該用稅制引導企業分享利潤給員工。有能力加薪的企業做要先做。先鎖定「獲利產業」，尤其是「高獲利產業」。當然，如何精準界定獲利與產業範圍，將是制度設計必須克服的首要難題。
第一步，就是直接鎖定獲利極高的企業，把制度設計成：
「賺越多的企業，要嘛多分一些給員工，要嘛多繳一點稅，讓政府替勞工分。」
可以有兩條主軸並行：
（一）從「勞資協議」直接提高勞動分配比。
• 放寬行業別工會成立門檻，讓勞工可以跨企業組織起來談判。
• 強化團體協約的拘束力，讓協約不只是「好人公司」在做形象。
• 要求上市櫃公司揭露員工薪資中位數、員工總薪酬占獲利比例，讓社會與股東看得見「錢都去哪裡」。
• 政府採購、補助案，把提高員工薪資、簽訂團協設計成加分條件，讓好雇主在市場上有實質優勢。這項改革將以有能力、有餘裕的大型獲利企業為優先對象，並非全面性、齊頭式的命令。
這一套的核心是：
企業如果真的賺到 AI、地緣政治的紅利，就必須更大方地分給員工，而不是只反映在 EPS 和股價上。
（二）從「稅制」間接拉高勞工實質所得。我們必須在不損及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前提下，謹慎設計稅收工具。
• 對特定高獲利產業設計「超額利潤稅」（windfall tax）。
• 但如果企業願意把利潤轉為加薪、增加分紅，則給予抵減（甚至全額抵減）。
• 稅收則用在對一般勞工的退稅、托育與住宅補貼，實質提高可支配所得。
這種設計的邏輯很簡單：
你不加薪，就多繳稅；你願意加薪，政府就少跟你拿。
不是硬性命令，而是用制度把「多給員工」變成比「留在帳上」更划算的選擇。
提高勞工所得，是其他改革的「起點」不是「附屬品」
當勞工的實質所得穩定提高：
• 內需會變強，經濟結構自然不再只靠出口。
• 社會對於「匯率更貼近基本面」的改革承受度會增加。
• 房價所得比會隨著所得上升而下降，買房壓力不至於如此絕望。
• 金融與壽險業手上的資產結構風險，也比較有空間慢慢調整。
所以在他看來：提高勞動所得，不是眾多政策中的「其中一項」，而是整套改革的「起點」。
張景森說，《經濟學人》選擇從匯率說故事，他則比較願意從勞工薪資說故事：先把這條「利潤回到勞工」的管道打通，其他包括匯率、房市、金融風險的調整，才有現實基礎與政治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