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梅家玲教授出版了「文學的海峽中線」一書，模糊化了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界線，並以海峽中線為比喻，指出文學海峽中線的模糊性，認為文學的海峽中線是變動不居的。
我們從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的白話文運動開始談起，此一白話文運動曾被中原史觀解釋為五四運動的遺緒。這恰恰好就是一種歷史解釋邏輯的繆誤，並且證實了台灣與中國在霸權對抗的過程中，文化霸權的爭奪絕對是霸權爭奪的前哨戰。
台灣的白話文運動與中國、日本一樣，同樣是受到源自歐洲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同樣是受到歐洲思想浪潮的啟蒙，而非台灣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啟蒙。
將台灣文學史的時空錯置並造成誤解，是因為在歷史解釋上僅僅將台灣的白話文運動倡議者鎖定在留學北京的張我軍一人身上，而忽略了事實上台灣的白話文運動倡議者還有撰寫「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的黃石輝、郭秋生，撰寫「台灣話改造論」的黃純青，回應「台灣話改造論」的日人小野西洲等人，而非張我軍一人，以張我軍一人為例無非只是基於中原史觀而進行的選擇性論證，不但流於以偏概全，實際上是長久以來沿襲中原史觀企圖解釋台灣歷史所常犯的繆誤。
台灣新文學運動乃源起於歐洲
白話文運動可以視為是一種現代化在文學革命上的表現，追求言文一致幾乎是超越國界而成為一種全球化的運動。
擺在1920年的語境裡面，這個全球化的運動難以脫離殖民與反殖民的敘事脈絡，尤其是放置在現在的時空，我們得嘗試用一種後殖民的視角去看待語言的變革。
這牽涉到歷史敘事的問題，最常見的論述與批判就是張我軍的觀點顯然是站在大中華主義的視角來看待台灣的白話文運動，而台、日、中在白話文運動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其實是源自歐洲的一種新文學運動，台日中等東亞地區同受其啟蒙，難分軒輊。
中國的國族主義將台灣的白話文運動放置在五四運動的餘緒裡面去思考，日本殖民主義的視角則將台灣的白話文運動視為是日本思想啟蒙的後果。
嚴格來說，源自歐洲的啟蒙運動才是東亞啟蒙的肇始，台灣同受日中的影響，但其根源則在歐洲。
後殖民的文學分析必須擺脫中國國族建構與日本殖民主義的視角，從更廣闊的世界史角度來釐清文學變革裡面思想的流變，而文學的海峽中線已經成為兩岸的另一條文化戰線。
文學的海峽中線本質上就是對立的文化戰線
Jean-Paul Sartre 在「What is Literature？」討論到文學書寫的情境。
沙特在他的情境分析中主要指的是1947年的歐洲，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盛行的歐洲，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被視為是一種進步的思想。蘇聯革命成功後，逐漸形成一種所謂階級專政的專政極權體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由於西歐早已有相對成熟的民主體制，因此主張將社會革命建立在民主體制的基礎之上，歐共主義基本上循此路徑，不再主張暴力革命是唯一的手段。
社會主義陣營無可避免在這個對立的過程中導致分裂，支持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或者主張西方馬克義主義的社會民主體制。前者在蘇聯的獨裁體制下，華沙公約導致東歐國家逐漸成為蘇聯的附庸，一旦尋求脫離蘇聯的控制，內部實施民主化或自由化，立即遭遇蘇聯鐵蹄對待，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是最典型的例子，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孕育而生。
索忍尼辛最終只能在古拉格群島的牢獄中書寫。
法國文壇及思想界也因此而分裂，沙特支持蘇聯領導革命，卡繆則反對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並與沙特決裂。自由與極權無法相容，沙特自己掉入極權主義的陷阱而不自知。正好凸顯了情境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文本的脈絡。
卡繆在「反抗者」一書中道出了蘇聯式帝國主義的本質，「在帝國主義敵人們的壓力之下，列寧催生出正義的帝國主義。但是正義的帝國主義，儘管是正義的，結果只有失敗，或擴張為世界帝國。在獲致結果之前，運用的方法無他，只有不正義的手段。」
回到現在東亞的語境，海峽中線其實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為美軍參謀戴維斯所劃設，又稱「戴維斯中線」，因為是美國單方面劃設，在國際霸權主導之下的產物，一方面，中共實施專政極權體制，海峽中線避免台灣被赤化，一方面也防止中華民國超越中線，企圖反攻。
此一中線隨著美中爭霸開始產生鬆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國力逐漸提升的結果，海峽中線逐漸受到挑戰，中共解放軍的軍艦軍機繞台企圖瓦解台灣的主權地位。
台灣的主權獨立地位受到嚴重挑戰，因此亟欲爭取國際話語權，同時主導歷史詮釋權，此一風潮與運動必然滲透到文化界與文學界。台語文運動成為台灣民族建構的核心工作之一。
台文與華文之爭，如果以文學無國界的理想來看待，缺乏意義，文學本是全世界的瑰寶，何來國界之分。然而，就像沙特與卡繆對於蘇聯革命的爭議，其實已經涉及人類最終追求的理想社會是自由民主體制或共產極權體制的爭議，因而，文學書寫的情境(沙特用語)或者文本脈絡已經不同了。
兩岸文學的海峽中線無可避免被捲入自由民主體制與共產極權體制之爭，牽涉到書寫是否要守護書寫的自由，還是屈服於極權體制最終喪失了書寫自由的選擇，文學的海峽中線其實是一條文化戰線，是一條兩岸爭奪文化霸權的戰線，是一條台灣建立自己文化主權與文化主體性的戰線。
這條文化戰線一旦失守甚至潰決，則原本我們擁有的書寫自由，言論思想自由恐怕會付之一炬。
維吾爾詩人塔希爾·哈木提·伊茲格爾所著的回憶錄「等著在夜裡被逮捕」，發出內心最深沉的吶喊，警醒我們極權體制對於我們思想自由以致人身自由的壓制與侵蝕，甚至企圖進行種族的滅絕。
「學校和政府辦公室被改造成「學習中心」，配有「鐵門、鐵窗和鐵絲網」。看上去顯得過於虔誠的維吾爾人被送進中心，理由是他們蓄鬚或每天祈禱幾次，或者不需要什麼原因。」
「中國對維吾爾人施加的虐待包括酷刑、強姦和強迫絕育，但他們的故事主要並不是身體傷害，而是關於政府通過宣傳和技術控制其人口。」
海峽兩岸的文學無可避免要為這條文化戰線所書寫，要為自由而奮戰，拿起批判的武器勇敢戰鬥，或者繼續承受，甚至歌頌極權體制，直至自由消亡為止，文學的靈魂也無法安息，這是自由的選擇，但是一條路走向光明，另一條路將走向無止盡的黑暗。
作者：陳竹奇博士，高雄大學退休教授
右手寫歷史，左手寫文學。
台灣嘉義人，目前從事台灣文學研究。
主要領域為現代性、後殖民書寫，專事寫作。
出版詩集《光影之間》、《這究竟仍是一場夢》
短篇小說集《以父為名》、《涵碧樓傳奇——雲林故事集》（致良出版社）
長篇小說《Psoseongana》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