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年 7 月訪中前後，中國對內面臨了通貨緊縮、經濟下滑的危機，對外有西方圍堵之勢，可謂內外交迫。原因在於過去的中國崛起，並未負起相應的責任，反而以大國之姿，進行霸權擴張、脅迫其他國家。西方面臨中國時，問題在於無法與中國全面脫鉤，又不能坐視中國非市場作為、經濟脅迫。面對中國，如何精準的去風險化，成為各國重要的課題。
葉倫訪中是自去（2022）年 11 月拜習會之後，美國官方一直以穩定美中關係、減少誤解風險、加強合作的前提下，繼而安排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但由於今年 2 月中國間諜氣球跨越美國，布林肯延至 6 月訪中、7 月財政部長葉倫訪問中國，商業部長雷蒙多也可望在今夏前往中國訪問。
近年來，中國國力逐漸走向衰退，葉倫在今年 4 月 20 日在約翰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研究學校的演講就道出了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房地產的脆弱（中國恆大地產兩年虧損高達 8,000 億以上）、青年的高失業率、家庭消費力疲軟。更不用說，中國面臨人口老化、整體勞動力減少的結構性問題。加上政府鼓吹經濟民族主義，大幅干預市場經濟，都讓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率可能下降。
世界夠大 足以讓美中繁榮發展 但須負責任
比較不同於 4 月葉倫的演說，今年7 月 8 日 葉倫北京談話，承認美中兩國明顯的衝突，並解釋美國並沒有用「大國衝突框架」（the fram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來看美中關係。進而說出「我們相信世界夠大，足以讓兩國繁榮發展」，更強調有義務以負責任態度來處理美中現在的關係。
葉倫這個「負責任」說法除了延續今年 6 月歐盟理事會鼓勵中國負責任的結論外，還讓人回想到 2012 年 2 月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之際，在《華盛頓郵報》提出問題請他回答時，中國官方提供一份沒有正面回應的書面答覆（原文連結），然後出口轉內銷，在中國新聞變成標題「习近平：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 。
差別是，「寬廣太平洋，可以容納美中兩個強國」的語言，中國以民族主義的霸權擴張為基礎，自大直白地發展霸權瓜分的概念；然而，「世界夠大，足以讓美中繁榮發展」，則是進一步要求美國自己和中國都有「負責任的義務」。這聽在中國耳裡相當刺耳，難道不就指著中國對於世界秩序不負責任、任意破壞？
近期，布林肯接受《CNN》訪談直率地提到，美中目前還在對話初期，各自做了對方不喜歡的事情，卻也重申「美中兩大國須負責任」，試圖在分歧中找到合作機會，並解決如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各國對美中對抗的擔憂。
精準的去風險化：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慧
也因為中國的不負責任，面對中國雖然無法全面脫鉤，至少可以去風險，因此，葉倫的中國行，可以放在美國跟隨著今年 3 月歐盟腳步，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 4 月的發言，以及 5 月 G7 的聯合聲明、6 月 布林肯訪中的脈絡來看。可以確定的是：美歐兩大經濟體與 G7 國家，與中國經貿關係都定調為「去風險化、不脫鉤」，這次葉倫訪中前後說法和做法都具有延續性與一致性。
2022 年的美中貿易額，甚至超過了 2018年，這還是在美中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開打之後，代表美中雙方經貿依賴仍然很深，如同下表所示。不僅美國公司在中國有廣大的業務，葉倫也提到，數百家中國公司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
葉倫訪中時說道：脫鉤和關鍵供應鏈分散化、因國家安全所採取針對性作為，存在著重大差別。因為，美中兩國都無法承受脫鉤所帶來的災難以及對世界的不穩定。簡單來說，「去風險化」的兩點，供應鏈分散的多元化、將國家安全納入經濟考量。可以確定的是，這已經是既定回不去的道路。
問題在於對中的去風險化要盡可能精準，才不會傷敵傷己。因此，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或投資禁令，仍在詳細評估。鑑於拜登團隊將在未來幾週對半導體將提出進一步對中出口限制措施，引起了許多高科技公司的緊張，如美國重要的半導體公司，高通（ Qualcomm Inc.）、輝達（Nvidia Corp.）、英特爾（Intel Corp.）就前往華盛頓遊說降低出口管制。
高通 60% 的收入來自中國，主要提供中國小米手機零件；而上個月到中國秀出 AI 晶片的英特爾，將中國視為最大銷售地區；乃至於近期在台灣非常紅的輝達共同創辦人兼 CEO 的黃仁勳，該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收益佔了輝達整體營收的 5 分之一。
隨著美國對中投資或出口的禁令即將到來，葉倫在印度接受訪問時提到，會縮小範圍、只針對一些高科技產業：半導體、量子運算和人工智慧的產業，葉倫認為，這並不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但會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根據《彭博社》所說，目前還在針對細節討論，今年 8 月底之前，可能就會有具體的進程，不過可能至 2024 年才會生效。
中國非市場作為 妨害良性經濟競爭
中國風險，不僅前面所說的供應鏈與國家安全的問題，還有長期以來中國在經濟上的「非市場性作為」。美中經濟總共佔了全世界 40%，葉倫在今年的中國行，苦口婆心強調良性的經濟競爭，有利於美中雙方，而市場導向的系統，不僅有利於美國，也有助於中國。
只是在正面表述後，她不忘提出「中國不公平的經濟作為」（China’s unfair economic practices.），包括：中國「非市場政策」的廣度與深度，伴隨著外國公司進入市場的障礙、涉及智慧財產權的問題。葉倫並沒有細說中國的「非市場作為」如何深廣？簡單說，就是中國以國家之力，廣泛且深入地干預市場，合法化了自己國家的企業在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但是從葉倫在今年 4 月上述的演講，所提到的中國非市場作為，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
「長期以來，中國使用政府支持來幫助自己的企業以獲得市場的佔比，而犧牲外國競爭者的利益。但是近年來，中國產業政策變得更具野心與複雜。中國擴大了對國有企業和國內私人企業的支持力道來宰制外國競爭者。中國已在傳統產業這樣進行，在新興產業也是如此。這樣的策略還結合著侵略性作為，來獲取新的科技方法和智慧財產權—包括智財的竊取和其他不法手段。在某些情境下，政府的介入干預可以被視為合理的——如改正某些市場的錯誤。但是中國政府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更大範圍和深度地使用非市場工具。對美國企業，中國施加無數市場進入的障礙，這些障礙不存在於美國的中國公司。例如，北京經常要求外國公司將具有機密性的專有技術轉移給中國國內公司——這只是為了能在中國做生意而已。這些對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傾向有利於中國公司的市場競爭。我們亦關切就在中國聲稱重新開放外國投資之際，針對美國公司的脅迫行為。」
以上這些非市場作為，都是中國慣用並交叉運用、彼此掩護的手法。它不只是針對美國，而是針對所有的外國公司。也因此，今年 6 月 9 日五眼聯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日本基於經濟安全與經濟韌性，針對「反經濟脅迫與非市場性作為」所發表的共同聲明。聲明提到「非市場作為」也會被用來當作經濟脅迫的工具。我們將非市場作為簡單表列如下：
產能過剩的產業政策； 國家的普遍補貼； 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所導致歧視性和反競爭活動； 任意或不合理地使用法規； 強制技術轉移； 國家資助的商業機密竊取行為； 政府對商業決策的干預或指導； 監管和市場透明度不足。
PGII 匡列 6000 億美元 對抗中國一帶一路
就全球性挑戰，美國呼籲中國要共同合作，除了全球暖化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開發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的債務困境，葉倫在中國訪問時特別提到，中國透過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RI）成為最大的雙邊債權國。到底情況如何？我們可以參考世界銀行 2020 國際債務統計，中國債務從 2011 年 47 億美元，上升到 2020 年 363 億美元。另外，從中國官方統計，至 2022 年為止，一帶一路涵蓋了 150 個國家。
葉倫提到許多債務國的問題，因為中低度開發中國因為債務而阻礙了公共與私人投資，延緩了經濟發展。也因此，中國長期被批評為援助之名，製造援助國的債務陷阱。儘管中國否認了「債務陷阱」之說。另外，中國也會好心提供緊急融資，據統計，中國針對 22 國家，發放 128 筆緊急救助融資，利率 5%，高於國際或貨幣基金的平均利率 2%，似曾相識的是，許多高利貸不也是以緊急救助之名？
自從 2022 年因應中國一帶一路，G7 七大工業國及其夥伴國、私人執行部門與世界銀行，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PGII 計畫），以價值驅動、高效能與透明，協助中低收入國家，以及支援美國及其夥伴國家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
在 G7 提出 PGII 倡議的時候，還遭到中國的恥笑，認為它不能滿足亞洲、非拉丁及中東的開發中國家最需要的道路、橋樑、鐵路和發電廠的需求，其規模與中國自 2013 年啟動的一帶一路，更難以望其項背。 根據中國上海復旦大學統計，目前一帶一路總金額達到 9,620 億美金，其中 5,370 億是建設合約，3,890 億是非金融投資。
PGII 計畫在 2027 年將募資 6,000 億美元（其中美國已承諾 2,000 億美元、日本 650 億美元、英國 400 億等）規模接近一帶一路的 3 分之 2。不同於一帶一路掠奪式的援助，PGII 更強調協助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一些急迫的優先性，包括：氣候變遷與能源危機；供應鏈韌性；透過數位基礎建設與交通網路的連結能力；可持續的健康系統；性別公平與公正性。
參考資料連結：
2023/07/18 Bloomberg US Plans Narrow China Tech Investment Limits, Likely by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