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事件」33 周年將至，中國北京幾所大學近日又發生學生集體抗議事件，原因是不滿政府的防疫措施，經校方回應後情況已得到改善。但有專家指出，抗議事件顯示學生認為防疫政策問題已大到「不可理喻」。
根據《德國之聲》今（３）日報導，中國資深研究員王亞秋表示：「絕大多數人在情況並非太糟糕的情況下，都會選擇自我審查，但當有些人在校園抗議防疫政策時，這說明大家覺得政策問題大到不可理喻了，所以他們要反抗，這顯示了學生的憤怒程度。」
王亞秋指出，1989 年的六四事件是為爭取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而現今的抗爭則是針對生活議題，這說明中國當時公民社會的空間比現在大多了。她說道：「中國的網絡審查也讓年輕學生很難接觸西方思想，這與 33 年前中國學生能接觸到很多西方思想比起來，差距很大。」
中國人權律師滕彪認為，習近平上任後嚴厲管控整個公民社會、網絡與大學，使原本在民主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大學生及其他組織，要從事維權等行動變得更加艱難。他說道：「最近一些在中國大學校園中的抗爭，是非常不容易，也值得肯定的，雖然他們並未直接針對政治體制，但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抗爭。」
滕彪也指出，過去中國政府利用高科技與現代技術監督公民社會，疫情這幾年更累積了許多控制經驗，雖然在疫情初期中共並未想到這麼做，但隨著兩年半來過分的管控，它意識到這是個強而有力的維穩手段，這對中國公民社會以及政治與社會的關係影響深遠。
他直言：「可以預期的是，即便疫情結束，這套防疫措施也會持續。它會把這個『政治例外時刻』當作一個常態，用健康碼這些東西來嚴密的控制社會。」而中共也藉著疫情測試民眾的服從性，「人民若不服從，政府便可以把人民隨便關起來。中國政府用這個機會測試民眾的服從程度，時間長了，大家就慢慢接受了。」
滕彪補充道：「中國非常嚴密的控制體系，讓動員大規模抗爭變得非常困難。雖然民眾的不滿不斷在累積，但中國政府的管控技術滲透到了社會每個角落，讓大規模抗爭很能發生。」
六四事件的學生領袖周鋒鎖則認為，還是可以透過其他管道抗爭，他說：「我們看到有抗爭的地方，往往是有好處的。這些抗爭需要人們透過各種方式連結起來，通過敲鍋、或在微信上於監控下運用空間去爭取。」他強調，有很多人仍在不斷努力，也的確有一些有成效的事件，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六四天安門事件」33 周年將至，中國北京幾所大學近日又發生學生集體抗議事件。（圖為2020年香港維園六四活動現場） 圖：翻攝自推特(資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