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江戶時代直接將「亞洲型霍亂」這種傳染病,由拉丁文Cholera音譯為「虎列剌」,猶如老虎吃人一般的漢字翻譯,由此可見發病時的恐怖狀態。

1895年「日清戰爭」停戰之後,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在無預警的情況之下割讓給日本。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成立,臺灣巡撫唐景崧在心不甘情不願之下就任大總統。5月29日來接收臺灣的日本「近衛師團」先鋒部隊在貢寮澳底登陸,原先說好「把黑心倭奴趕回去」的口號,6月4日卻演變成大清官員再度上演捲款潛逃的「落跑總統」戲碼。大批被大總統拋棄不顧的民主國正規軍「河南勇」,「為了生活」只能在臺北各地四處燒殺擄掠。當時在臺美國記者禮密臣,在他的《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書中描述了當時臺北被洗劫慘狀:「成群結隊綿延不絕的漢人,來回搶著搬運由四處掠奪而來的物品;他們只想搶奪更多的東西,這些人塞滿了通往城內的大小道路。」

這群為了搶奪物資,四處洗劫公署、民家,坐擁人妻女,甚至相互砍殺的「河南勇」,是來自廣東地區「河南營」訓練基地的士兵,因此被稱為「河南勇」,人數達到5,000人。原本他們是唐景崧為了防禦日本登陸,臨時招募來的,其中絕大多數猶如禮密臣所說:「原本就是無賴、流氓與犯罪者。」因此,靠這些地痞盜匪企圖與日軍作戰,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如今,招募他們跨海而來的主子跑路了,積欠的軍餉與返鄉路費成為泡影,但是既然他們手上擁有武器槍枝,不用搶的,難道是要拿武器來乞討嗎?在這種「官兵轉強盜」的局勢下,所以禮密臣才會記錄下:「臺北大多數的商人以及具知識的農民,心中毫無疑問,希望日本人最好趕快來。由於局勢已經敗壞到無法想像的地步,因此大家覺得日本人進城反而會比較好。」

面對「河南勇」殘兵部隊與土匪四處作亂,再加上夏天到來臺北「虎列剌」疫情日趨嚴重的內外夾擊之下,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於是6月6日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白其祥等多位艋舺仕紳,以及大坪林仕紳劉廷玉等人共同聚集於大稻埕,與李春生、黃玉階等57人形成「共識決」,決定派人前往基隆商請日軍儘速前來臺北趕走「河南勇」與層出不窮的盜匪。由於考慮到前往日軍營地「特使」的人身安全與語言問題,除年輕商人辜顯榮外,另外還委託美國記者禮密臣、英商湯姆生、德商奧歐利等人各自前往基隆方向尋找日軍,同時臺北洋行內的丹麥電報員也急急去電日軍,請求入城保護民眾。

當時的臺北、臺南甚至臺東,都不約而同發生請求日軍入城平亂的例子,在事隔125年的今日回顧這段歷史,讓人深深覺得錯愕與無奈。原本應該保護人民的軍隊、官吏突然變成歹徒;而地方上的有識之士,還要厚著臉皮去請不認識的外人趕快來家裡救火,除了荒謬之外,更是情何以堪?

而臺北這些仕紳主事者,都不是泛泛之輩:當時49歲的劉廷玉,因為協助抵抗「西仔反」有功,受大清賞戴藍頂花翎官帽,難道會不知道盡忠報國的道理?而57歲德高望重的「大稻埕茶葉之父」李春生,14歲開始學習英語、19歲成為「英商怡記洋行」掌櫃,行商足跡遍及上海、福建、呂宋、新加坡,這樣擁有國際觀與法治觀的人,當然知道國際條約的法律效力。此外,身為齋教徒領袖的45歲漢醫黃玉階,原本就奔忙於北部地區「虎列剌」霍亂疫情,甚至免費讓四處民眾索取自費印製的《霍亂吊腳痧醫書》宣導治療良方,他眼看百姓家園被毀,生靈塗炭,又是抱持著怎樣悲天憫人的心情,才痛下決定?

而是是非非飽受後世抨擊的辜顯榮,當時不過29歲,又不懂英、日語,在年輕一輩沒有人敢前往敵營「送死」的狀況下,因而自願冒險一搏;加上當時臺北到基隆只能靠兩條腿趕路,同時沿路土匪盜賊不斷,沒有足夠的膽識以及對人命的關懷,辜顯榮哪來堅定的信念勇探虎穴?後世批評容易,但回到那個時空,能認清事實又能積極企圖改變命運的人物,又有幾人?更何況6月7日,臺北北門大開日軍入城時,辜顯榮還在基隆向總督陳情中,協助日軍開城門的是一名小販婦人陳法。如果連一名賣菜婦人都明白日軍入城才能解決臺北的亂象,其他知識階級的仕紳就更不用多說了。

(文摘自:《百年戰疫王佐榮蔡蕙頻 著)

大稻埕茶商與基督教長老李春生(1838~1924),生於廈門,貧苦出身,14歲入「竹樹腳禮拜堂」受洗,在教會的協助下有機會苦習英、漢文五年。因為「太平天國之亂」,26歲轉赴陶德(John Dodd,1838~1907)掌管的「淡水寶順洋行」擔任買辦。李春生不僅是成功的商人,同時也是宗教家與思想家,在其信念中真正的「國」,唯有「上帝之國」,而「地上的國」都僅是「政權」。圖中的李春生肖像,拍攝於1896年3月7日東京,當天李春生剪斷髮辮、改著西服,也顯現出他「由外而內化」,決心邁向文明的決心。(圖/文:王佐榮)   圖:蒼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