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江戶時代直接將「亞洲型霍亂」這種傳染病，由拉丁文Cholera音譯為「虎列剌」，猶如老虎吃人一般的漢字翻譯，由此可見發病時的恐怖狀態。
1895年「日清戰爭」停戰之後，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在無預警的情況之下割讓給日本。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成立，臺灣巡撫唐景崧在心不甘情不願之下就任大總統。5月29日來接收臺灣的日本「近衛師團」先鋒部隊在貢寮澳底登陸，原先說好「把黑心倭奴趕回去」的口號，6月4日卻演變成大清官員再度上演捲款潛逃的「落跑總統」戲碼。大批被大總統拋棄不顧的民主國正規軍「河南勇」，「為了生活」只能在臺北各地四處燒殺擄掠。當時在臺美國記者禮密臣，在他的《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書中描述了當時臺北被洗劫慘狀：「成群結隊綿延不絕的漢人，來回搶著搬運由四處掠奪而來的物品；他們只想搶奪更多的東西，這些人塞滿了通往城內的大小道路。」
這群為了搶奪物資，四處洗劫公署、民家，坐擁人妻女，甚至相互砍殺的「河南勇」，是來自廣東地區「河南營」訓練基地的士兵，因此被稱為「河南勇」，人數達到5,000人。原本他們是唐景崧為了防禦日本登陸，臨時招募來的，其中絕大多數猶如禮密臣所說：「原本就是無賴、流氓與犯罪者。」因此，靠這些地痞盜匪企圖與日軍作戰，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如今，招募他們跨海而來的主子跑路了，積欠的軍餉與返鄉路費成為泡影，但是既然他們手上擁有武器槍枝，不用搶的，難道是要拿武器來乞討嗎？在這種「官兵轉強盜」的局勢下，所以禮密臣才會記錄下：「臺北大多數的商人以及具知識的農民，心中毫無疑問，希望日本人最好趕快來。由於局勢已經敗壞到無法想像的地步，因此大家覺得日本人進城反而會比較好。」
面對「河南勇」殘兵部隊與土匪四處作亂，再加上夏天到來臺北「虎列剌」疫情日趨嚴重的內外夾擊之下，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於是6月6日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白其祥等多位艋舺仕紳，以及大坪林仕紳劉廷玉等人共同聚集於大稻埕，與李春生、黃玉階等57人形成「共識決」，決定派人前往基隆商請日軍儘速前來臺北趕走「河南勇」與層出不窮的盜匪。由於考慮到前往日軍營地「特使」的人身安全與語言問題，除年輕商人辜顯榮外，另外還委託美國記者禮密臣、英商湯姆生、德商奧歐利等人各自前往基隆方向尋找日軍，同時臺北洋行內的丹麥電報員也急急去電日軍，請求入城保護民眾。
當時的臺北、臺南甚至臺東，都不約而同發生請求日軍入城平亂的例子，在事隔125年的今日回顧這段歷史，讓人深深覺得錯愕與無奈。原本應該保護人民的軍隊、官吏突然變成歹徒；而地方上的有識之士，還要厚著臉皮去請不認識的外人趕快來家裡救火，除了荒謬之外，更是情何以堪？
而臺北這些仕紳主事者，都不是泛泛之輩：當時49歲的劉廷玉，因為協助抵抗「西仔反」有功，受大清賞戴藍頂花翎官帽，難道會不知道盡忠報國的道理？而57歲德高望重的「大稻埕茶葉之父」李春生，14歲開始學習英語、19歲成為「英商怡記洋行」掌櫃，行商足跡遍及上海、福建、呂宋、新加坡，這樣擁有國際觀與法治觀的人，當然知道國際條約的法律效力。此外，身為齋教徒領袖的45歲漢醫黃玉階，原本就奔忙於北部地區「虎列剌」霍亂疫情，甚至免費讓四處民眾索取自費印製的《霍亂吊腳痧醫書》宣導治療良方，他眼看百姓家園被毀，生靈塗炭，又是抱持著怎樣悲天憫人的心情，才痛下決定？
而是是非非飽受後世抨擊的辜顯榮，當時不過29歲，又不懂英、日語，在年輕一輩沒有人敢前往敵營「送死」的狀況下，因而自願冒險一搏；加上當時臺北到基隆只能靠兩條腿趕路，同時沿路土匪盜賊不斷，沒有足夠的膽識以及對人命的關懷，辜顯榮哪來堅定的信念勇探虎穴？後世批評容易，但回到那個時空，能認清事實又能積極企圖改變命運的人物，又有幾人？更何況6月7日，臺北北門大開日軍入城時，辜顯榮還在基隆向總督陳情中，協助日軍開城門的是一名小販婦人陳法。如果連一名賣菜婦人都明白日軍入城才能解決臺北的亂象，其他知識階級的仕紳就更不用多說了。
大稻埕茶商與基督教長老李春生（1838～1924），生於廈門，貧苦出身，14歲入「竹樹腳禮拜堂」受洗，在教會的協助下有機會苦習英、漢文五年。因為「太平天國之亂」，26歲轉赴陶德（John Dodd，1838～1907）掌管的「淡水寶順洋行」擔任買辦。李春生不僅是成功的商人，同時也是宗教家與思想家，在其信念中真正的「國」，唯有「上帝之國」，而「地上的國」都僅是「政權」。圖中的李春生肖像，拍攝於1896年3月7日東京，當天李春生剪斷髮辮、改著西服，也顯現出他「由外而內化」，決心邁向文明的決心。（圖／文：王佐榮） 圖：蒼璧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