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至離台前夕的郭雨新，為黨外日後的發展孕育了成長、茁壯的種苗，這無數的種苗隨著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而日漸開花、結果，1977年黨外選舉的勝利，只是第一波的開花、結果而已。

這十年多期間，受郭雨新影響投入黨外民主運動，然後在黨外擴展出影響力的，最顯著的有陳菊、林義雄、姚嘉文以及「黨外新生代」等等。

林義雄、姚嘉文在目睹了1975年立委選舉的不法與不公，以及之後選舉訴訟中深切體認到「司法當局淪為政治的工具，勢必動搖社會正義與公道的標準」，開始逐漸投入現實政治，成為日後黨外運動的重要角色。

以林義雄為例，當他從事《虎落平陽》的寫作時，選舉的經過 常像電影的特寫鏡頭似的，一幕幕不斷湧現：著急、焦慮、悲憤、 無助、木然、無奈各式各樣選民的臉，清晰強烈地衝擊著他。尤其當他想起那些由憤恨、不平所化成的，震天如雷煙硝滾滾的鞭炮聲時，他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他所看到的是一股驚天動地的偉大力量。那些平時默默工作，天天忙著討生活的百姓，絕不是可以任予宰割的羔羊；有一天，他們終將厭倦一再地容忍，他們終將為最基本的是非奮爭。如果不告訴他們並給他們合理爭是非的途徑，那麼有一天終會發生不忍睹的慘象。什麼是合理爭是非的途徑呢？林義雄認為是「法治」。而法律是由誰來制定？林義雄認為法律必須由國民公意來決定，否則法律不過是統治者的命令，跟他們擁有的刀槍一樣，都將成了桎梏人民的醜惡工具；只有在一切政策、法律取決於國民公意的「民主」國度裡，才有資格談法治。「民主法治」 一再地在林義雄的耳際迴響，可是它會從天上掉下來嗎？林義雄心裡這樣想著。選民的臉，選民的心，民主法治的理想，各種各樣的問題，在他寫《虎落平陽》的幾個月裡，始終在腦海裡激盪。有一天，他終於領悟到：有些事情必須有人去做，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人領先去做。他想起「笨鳥先飛」的老話，決定不再明哲保身，因此在《虎落平陽》的後記裡表明了他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從政的決心――「鄉先輩郭雨新先生競選立委，乃慨然受聘擔任其競選期間之法律顧問及選舉官司之訴訟代理人，並因此得能體驗全盤選戰及訴訟之經過，深覺所謂民主法治，非僅未在此土生根，且其初生之嫩芽，仍隨時可能橫遭摧殘毀滅，有識之士，如仍自甘緘默，以明哲保身為戒，則勢危矣！」

1975年郭雨新競選立法委員，一群正在大學或研究所唸書的 青年學生，包括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田秋堇、林正杰、謝明達、蕭裕珍、賀端蕃、范巽綠（史非非）、周宏憲、周婉窈……穿著制服到宜蘭為他分發傳單，打破國民黨「只有販夫流氓支持郭雨新」的謠言。在投票當天，他們又看到各種舞弊的情形，甚至邱義仁還因為檢舉作票而被毆打。凡此種種皆讓這群學生經歷了一種「成年禮」，他們因此清晰地看到了國民黨政權的本質。

選舉過後，陳菊以其一貫勤於和人聯絡的特質，繼續和這一群剛渡過「成年禮」的青年學生來往。他並沒有灌輸他們什麼思想理論，卻帶著他們到處幫忙，邱義仁說：「阿菊總是去包『民主工程』來給我們做，讓我們忙個不停。」譬如說《台灣政論》停刊後，張俊宏所辦的《這一代》、《富堡之聲》，都有這些年輕人幫忙校對、絞盡腦汁的苦心。此外陳菊也經常聯絡這些年輕人參加黨外的聚會，以及偷偷塞一些黨外雜誌讓他們回去看。有人問過林正杰，如果他只認識黨外的幾位政治人物而不認識陳菊，他參與黨外的程度會不會和後來一樣深？林正杰換了一個角度回答這個問題，他說，有的政治人物好像蓋了一座廟，要不要來拜隨你的便，可是陳菊不一樣，一旦她發現了一個年輕人，就帶著他到處幫忙……因此，就在陳菊這種特色下――她不會把任何人才、資源據為己有，而不斷地把他們介紹給黨外的每一個人，大家一起來為黨外的進步而努力。這些年輕人加深認識了台灣社會，認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然後形成黨外最具理想色彩的新生代，他們在1977年再度 投入助選的行列而初試啼聲。隨著他們歷練的增長，他們逐漸加重了在黨外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