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後期，一方面由於郭雨新家中進出各種人物，來自海內外人士都要到他家拜碼頭，二方面由於郭雨新和美國大使館關係密切，因而國民黨對他疑懼日昇。……《台灣政論》與郭雨新的關係，就如陳菊所說的：「《台灣政論》與郭雨新所代表的反對運動是一體的。它是這麼多年來，台灣人開始擁有雜誌，來表達他們的言論自由及對台灣民主化的追求。郭雨新代表台灣反對運動的正統，而《台灣政論》則是這個正統的延續和擴張。

在1960年代後期，一方面由於郭雨新家中進出各種人物，來自海內外人士都要到他家拜碼頭，二方面由於郭雨新和美國大使館關係密切，因而國民黨對他疑懼日昇。1970年，彭明敏偷渡出國，國民黨懷疑這是出自郭雨新之手，於是對郭雨新採取24小時全天候的監視。被監視的郭雨新更增加了一份政治魅力，長安東路上的羅馬賓館，幾乎成了黨外的總部，每天有絡繹不絕的訪客，他以一貫的紳士風度，耐心地接待各方的客人，鼓勵年輕人。

這時陳菊將一批一批的年輕學生介紹給郭兩新，大部分的大學生都被郭雨新的長者風範和理想的精神所吸引住。郭雨新一直鼓勵年輕人要有勇氣，要關心政治，要有信心，要堅忍，台灣的事情要大家一起來解決，不能仰賴國民黨。他一看到年輕人就講這些話，對年輕人而言是很新鮮、很感人的經驗。

1972年郭雨新被迫放棄連任已久的省議員選舉，經過一番考慮後，他決計參選次年2月舉行的監察委員選舉。這是黨外自組黨失敗以後空前的團結景象，因這場選舉，全島黨外總動員，經常集合密商，結果卻全軍覆沒。 

雖然郭雨新競選監委失敗，但是他的辦公室仍舊門庭若市，川流不息的人潮，各路人馬都有，他儼然是黨外實質上的領袖人物。平日和郭雨新往來密切的余登發，在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的情況下，不服判決而展開逃亡，此時亦透過郭雨新轉告吳三連向當局談判。

1975年8月《台灣政論》創刊，黃信介擔任發行人，康寧祥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張金策、黃華任副總編輯，法律顧問則由姚嘉文擔任。雖然《台灣政論》上頭沒有郭雨新的頭銜，但郭雨新其實是《台灣政論》的催生者，是《台灣政論》的精神領袖。《台灣政論》與郭雨新的關係，就如陳菊所說的：「《台灣政論》與郭雨新所代表的反對運動是一體的。它是這麼多年來，台灣人開始擁有雜誌，來表達他們的言論自由及對台灣民主化的追求。郭雨新代表台灣反對運動的正統，而《台灣政論》則是這個正統的延續和擴張。」

同年12月立法委員選舉，郭雨新毅然決然投入了這個競選活動。由於郭雨新在黨外的聲望，因此無論黨內外都把這一戰，當成勢在必得的最大決戰，戰況十分激烈。在黨外方面，一方面《台灣政論》這些中生代投入助選的陣容，負責設計傳單，利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傳單，打了一次很成功的宣傳戰。二方面林義雄、姚嘉文兩位具正義感的律師，受郭雨新聘請，擔任他的法律顧問。三方面，更具意義的是學生的助選，二、 三十位台大學生穿著制服，到宜蘭幫郭雨新公開分發傳單，使教育界大為震驚。

這一場空前慘烈的選舉，在國民黨大肆舞弊下，郭雨新落選了。由於國民黨長期對郭雨新的疑懼，以及怕他進入立法院後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外領袖，因此不計付出代價之大，務使郭雨新落選。在郭雨新落選後，國民黨加緊對付黨外，同月底《台灣政論》遭到停刊處分。《台灣政論》的停刊，表面上雖然是因為邱垂亮的一篇文章，其實這是因為國民黨發現《台灣政論》正在台灣社會之中加大影響，因此必須加以扼殺。在這之後，又是一連串的政治迫害，白雅燦、楊金海、顏明聖、黃華相繼被捕，張俊宏則被24小時跟蹤。黨外因而陷入恐怖和低迷的氣氛之中，人人自危，不知下一個會輪到誰？ 

即使黨外陷於如此恐怖和低迷的情境裡，郭雨新依然默默地在為黨外做耕耘的工作，他仍然和黨外同志及年輕人們打成一片，懇切地和他們談論。他並提出「老中青三結合」的口號，經由陳菊的協助，來致力於此一工作。直到1977年4月17日離開台灣，留下大家對他無盡的思念。

就在郭雨新離開台灣這一年，全島黨外興起了蓬勃的發展，一掃1975年來的陰霾，而這正是這兩年中―也是早些年來郭雨新等全島黨外人士辛勤經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