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武漢肺炎，中國政府採取武漢、湖北封城做法，公衛背景的副總統陳建仁指出，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
副總統陳建仁昨(26)日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台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的看法等相關議題發表看法。
對於武漢病毒，陳建仁說，這次台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台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
陳建仁說，台灣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中國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他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
陳建仁說，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陳建仁說，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他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他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陳建仁說，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
對於台灣沒在WHO，陳建仁說，SARS來的時候，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台灣，都跟台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對於假設台灣有加入WHO，台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陳建仁說，假如台灣有加入WHO，他相信一定會邀請台灣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台灣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
陳建仁說，因為台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台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台灣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台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台灣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陳建仁還說，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台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台灣的資料。台灣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台灣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
對於中國封城措施，陳建仁說，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台灣沒有封城的經驗，台灣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陳建仁說，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台灣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他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
WHO認為封城有助於控制疫情，陳建仁說，他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陳建仁說，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他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
陳建仁說，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他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他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陳建仁說，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他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