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武漢肺炎,中國政府採取武漢、湖北封城做法,公衛背景的副總統陳建仁指出,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

副總統陳建仁昨(26)日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台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的看法等相關議題發表看法

對於武漢病毒,陳建仁說,這次台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台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

陳建仁說,台灣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中國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

陳建仁說,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陳建仁說,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3%,但是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陳建仁說,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

對於台灣沒在WHO,陳建仁說,SARS來的時候,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台灣,都跟台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對於假設台灣有加入WHO,台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陳建仁說,假如台灣有加入WHO相信一定會邀請台灣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台灣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

陳建仁說,因為台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台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台灣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台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台灣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陳建仁還說,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台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台灣的資料。台灣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台灣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

對於中國封城措施,陳建仁說,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台灣沒有封城的經驗,台灣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陳建仁說,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台灣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

WHO認為封城有助於控制疫情,陳建仁說,他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陳建仁說,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

陳建仁說,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陳建仁說,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