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權力階層做出的最大改變就是以帝制取代集體總統制，一切都定於一尊；對社會帶來的最大改變就是打壓乃至消滅公民社會，對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教會等實施文革之後最嚴酷的迫害，通過了史上最嚴苛的管制非政府組織的法律，關閉教會並拆毀教堂，使得在晚近三十年來中國茁壯成長的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迅速凋零、萎縮。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即便是被習近平的苛政逼出來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習近平也認為是西方敵對勢力尤其是美國非政府組織幕後策劃和操縱的結果。在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二零一九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後，中國宣布並對五個總部位於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事實及證據顯示，這些非政府組織透過各種方式支持「反中亂港分子」，並教唆他們從事暴力犯罪行為。五個遭受制裁的非政府組織包含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全國民主國際事務研究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及國際共和黨研究會（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習近平將國內外各類非政府組織統統當作對其權力的威脅，即便只是反性騷擾的女權組織、致力於農民工教育的學校，一個也不放過。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毛澤東等曾經開辦農民學校、工人學校，要是他們生活在習近平時代，全都得淪為階下囚。習近平認為，孤立的、原子化的個體是最容易統治的，民眾一旦組織起來形成小共同體，每一個小共同體都有可能是共產黨潛在的競爭對手。所以，習近平讓中國民眾個個處於孤立無援狀態，共產黨就能如臂使指地控制十三億人民。
但是，這種沒有共同體意識的民眾，也不會真正信奉習近平倡導的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口號。他們沒有共同體意識，剩下的就只有絕對的自私自利，各人打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於是，當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之際，居然出現如此怪現狀：各地民眾或將高速公路挖斷，或用巨石和樹木堵路，或在公路上堆砌高墻。有在武漢工作的人回到家鄉，居然被老家的鄰居用木板釘死在屋內，任其自生自滅。而這場內戰更蔓延至國外，大年初三(一月二十七日)早上，日本名古屋中部機場有一班前往上海的中國南方航空公司航班在登機時發生上海人與武漢人的衝突。有上海乘客表示，「如果讓武漢人登機，我們堅決不登機！」武漢乘客則還擊「你不登機，我登機！」航班延誤五個小時後，客機最終載著十六名武漢遊客和其他乘客飛往上海，而拒絕登機的七十多名上海遊客則要求南航提供客機讓他們回家，結果驚動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出面協調。
日本人看到這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中國人的內戰，唯有要搖頭而已。對於中國來說，唯一可貴的就是生命，為了保命，什麼事情都可以做。有中國網友歎息說：「當人性的惡被激發，便專挑弱者下狠手！這是一場文革式的沒有人性的瘟疫，比武漢肺炎更可怕。」
沒有公民團體和公民社會，就不可養成公民美德和公民責任。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談到，新英格蘭地區的城鎮會議是美國的民主制度的基石，因為它迫使每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美國人自發組成的公益協會也讓托克維爾讚賞，因為這類組織讓民眾可以團結起來主張或保護自己的利益，避免受到集權的損害。托克維爾寫道：「不管是政治的、工業的、商業的，或甚至是科學的、文學的協會，都是有想法、有影響力的公民代表，不讓自己的意志屈服或受到隱形勢力的壓迫，在對抗強權以捍衛自己權利的同時，也保護了大眾的自由。」
托克維爾認為，自由至少分為兩種，一種是讓人民免於受到政府限制的消極自由，一種是讓人民可以發揮自己的美德和天賦的積極自由。他指出：「這年頭的統治者只想要對人民做些偉大的事，但我寧願他們多花點心思怎麼讓人民變偉大。」他說的是法國的國王們，他說的也是習近平們。今天的中國人，已經被習近平剝奪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已經意識不到自己是「奴在心者」。
今天的中國，跟舊制度崩潰前夕的帝制法國何其相似，如托克維爾所說：「導致我們淪為現在處境的主因不是獨裁暴虐，而是父權主義。所有權力與援助皆由先前的凡爾賽宮及後來的巴黎向外流出。」當疫區的人們跪下來眼巴巴地盼望北京的拯救與恩澤的時候，這個國家離民主自由遙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