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外交政策已經改變了世界
川普上任以來對美國和世界的改變，二戰以來惟有雷根可以相比。川普所策划的一盤大棋局，西方的左派主流媒體和左派知識精英不願或不能理解，除了繼續謾罵和誹謗，他們似乎做不了其他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早在二零一六年的競選期間，川普在賓州葛底斯堡發表的政綱已經將其願景袒露無遺。當時，一名資深競選顧問告訴記者，“葛底斯堡是林肯拯救美國的地方，川普將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宣佈他自己上任第一天就要開始推動的政策和計畫”。川普在演講中指出，其主要的國內及外交政策包括十一條：第一，美墨邊境的城牆由美國人自己先付錢，將來找墨西哥還錢。第二，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第三，停止向聯合國繳納涉及改善氣候變暖的經費，將這筆資金投入到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第四，白宮雇員和國會議員在離職後五年內不得加入遊說公司，任何白宮雇員成為遊說者之後不得為外國人服務。第五，給國會議員設定任期。目前很多國會議員長期任職，導致他們和自己的選區人民漸行漸遠，越來越融入華盛頓的名利場。
第六，限制聯邦機構過度招聘雇員。目前聯邦政府共有雇員四百萬人。第七，限制政府制定大量規章，但凡要制定一項新規定就要減少兩項舊規定。第八，推翻歐巴馬醫保法案。第九，減稅。第十，要停止從容易被恐怖主義控制的國家接受移民，並啟動遣返兩百萬非法移民的計畫，被遣返後重新偷渡進入美國的那些人將面臨牢獄之災。第十一，在效仿林肯的同時，學習另一個倍受歡迎的共和黨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以其打擊壟斷巨頭的事例為榜樣。在川普第一個任期剛過半時，這些競選承諾實現了超過一半——即便那些不喜歡川普的人，也會承認，在實現競選承諾這一點上，大概很難找到比川普更誠實的總統了。
在諸多研究川普的著作當中，商學院背景的學者所寫書的更能切中肯綮。丹尼爾·奎恩·密斯（Daniel Quinn Mills）和史蒂芬·羅斯菲爾德（Steven Rosefielde）合著的《川普：美國外交政策的現實與未來》一書（或許處於市場的原因，中文譯本取了“狂妄而務實的川普要什麽”這個言不及義的奇怪名字，恰恰說明華人世界對川普有多麽無知）就是一本真正讀懂川普的心思意念並極具遠見卓識的專著。丹尼爾·奎恩·密爾斯博士在哈佛商學院任教逾三十年，從事領導力、戰略學、人力資源和個人發展等領域的教學工作。他曾為多家大企業提供領導、戰略和金融投資等相關議題的諮詢，是彼得·杜拉克非營利管理基金會思想領袖小組成員之一。
史蒂芬·羅斯菲爾德在哈佛大學分別獲得蘇聯區域研究的文學碩士及經濟學博士學位，其研究領域包括蘇聯經濟與比較制度理論，包含亞洲經濟體系、勞工管理公司與國際貿易。他曾擔任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及瑞典國防研究機構顧問，蘇聯解體後，其注意力聚焦於亞洲，也對俄羅斯與東歐保持積極關注。兩位學者合著的這本書論述了今日美國及世界的危機，二戰後所形成的“世界主義”的衰落，以及川普所主導的美國的全球政策的再定位。兩位作者的觀點未必與川普的外交政策完全重合，卻大致符合川普已經在做的和即將要做的事情。
虛偽的謙虛與崇高的邪惡：歐巴馬是美國隕落的元凶
本書毫不留情地指出，以歐巴馬為首的左派政客是美國隕落、政策失效、世界失序的元凶。蘇聯東歐共產集團崩潰之後，歷史並未像政治學者福山預測的那樣走向“終結”，美國及西方面臨更加錯綜複雜的挑戰。先是“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肆虐，伊斯蘭國家普遍出現“返祖”和反西方兩大發展趨勢；接著是中國搭上全球化的順風車，成為超越納粹德國的新式國家資本主義，開始挑戰西方普世價值。然而，西方左派政客並未洞察危機的嚴峻性，尤其是歐巴馬八年的所作所為，正如兩位作者形象的比喻，是“驢子引導獅子”，讓美國陷入比越戰失利更可怕的精神低谷。
本書作者用“虛偽的謙虛”概括歐巴馬的性格和政策。歐巴馬外表光鮮、口才便給，但他説得越多，越被人輕看：“歐巴馬喜好在國外發表演講，他也坦率承認美國體制具有嚴重缺陷。但或許他沒有意識到，他的謙虛只更加深了國外許多人對美國極力在全世界推廣制度的厭惡感。”比如，歐巴馬認為，伊斯蘭世界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無辜受害者，所以美國應該提供穆斯林援助，那些恐怖分子是害群之馬，根本不是穆斯林。在法國《查理週刊》遭到恐怖分子襲擊之後，歐巴馬表示，記者不該批評伊斯蘭武裝分子，但又表示言論自由不會受到限制。“面對這兩個相左的立場，只能推論出歐巴馬希望成為惟一能夠限制記者表達權利的人。”
另一方面，身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卻將美國的文明遺產當作過時的垃圾，“他的觀點是第三世界革命者的世界觀，他將美國視為種族主義者、剝削與帝國主義者”。他認為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再也不需要喬治·肯南那樣的戰略大師。有人説他缺少自己的戰略觀點與目標，但兩位作者認為，歐巴馬的戰略觀點和目標“就是限制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為了讓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不再對美國有敵意，他一直試圖調整美國政策，站在美國利益的對立面”。
我認為，除了“虛偽的謙虛”之外，歐巴馬更大的問題乃是“崇高的邪惡”，他的邪惡的想法都用冠冕堂皇、蠱惑人心、政治正確的“大詞”表達出來。左派記者格林伯格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沒有歐威爾式的政治化妝術，它反而讓政治變得有趣，吸引公眾參與”。這種說法就如同説希特勒的宣傳手段有什麽不好，顯示了美國政治愈來愈無恥，本書作者嚴厲批評説：“歐巴馬率領的白宮從不坦白，他們採用戈培爾的技巧，標榜自己完全透明化。”
希拉蕊與歐巴馬是一丘之貉。希拉蕊的政策顧問私底下説，他們將東亞劃為中國的勢力範圍，並以此游說中國人讓美國繼續進入中國市場，維護美國在遠東地區的經濟利益。“他們的推論是，以美國支持或至少不積極反對中國主張在遠東的主導權，換取中國提供在該地區對美國的經濟優惠。”媒體披露説，希拉蕊在電郵中輕率地提出將台灣賣給中國的計劃，她出賣的不僅是台灣的民主自由，而且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這是與虎謀皮，比當年羅斯福對史達林的綏靖政策更加愚蠢。
川普才是美國最需要的政治領袖
川普當選，左派媒體無法理解美國選民的選擇，自我安慰説這是一個民粹主義的例外或錯誤，下一次民眾會糾正過來。本書作者卻指出，川普當選，絕非偶然，表明此前美國既有的政治模式已經失效，川普將領導美國開始新一輪的變革。
本書認為，長期以來，美國傳統的政治人物的教育背景和思維方式存在兩大“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致命缺陷：其一，美國政府普遍選擇那些擅長政治手腕、欠缺長遠眼光、沒有領導能力、只會操弄政治遊戲的人來擔任領導職位，這些人就是“圓桌人”。美國政客大都出身律師，而律師屬於典型的“規則導向”，而非“結果導向”的人。美國政策與軍事機構內部有許多此類“圓桌人”，僅有少數“結果導向”的人，這麼多“圓桌人”的存在，說明了為什麼美國政策成效不彰。與之相比，川普的商學院和商人背景，使得他具有“結果導向”之特質。
其二，本書作者認為，美國政治人物應該擁有軍事背景。美國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強的軍事力量。美國政治人物理應擁有相稱的軍事知識。而實際上，大部分美國政客都缺乏軍事經驗，也沒有以個人或團體的榮譽感及支持來展示對軍事文化的尊重。長期以來，好萊塢文化盲目反戰，貶斥軍人，五角大樓或中央情報局常常被妖魔化為顛覆國家的陰謀的中心。川普雖然不曾從軍服役，卻畢業於軍校中學，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其內閣中退役將軍數量之多，為和平時期所罕見。
本書用三分之一的章節論述戰后美國“世界主義”政策的破產。川普代表美國中產階級的立場，反對世界主義的政策取向。川普認為，在此取向下，美國中產階級遭到政府及國際機構的個人利益所壓搾，而美國知識分子則沾沾自喜於向世界施恩。川普提出“美國優先”的政策，他真正想説的是，“如果美國近幾十年來真的是帝國主義者，那麽中產階級今天的日子應該過得更好”。
很多人誤解，川普要放棄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和責任，回到“孤立主義”的時代。其實，川普堅信，美國仍要成為世界的燈塔，但不能充當善良卻愚蠢的“東郭先生”。兩位作者概括了川普國際戰略的基本原則，此“十二項基本原則”構成了具體政策的基礎：第一，政策應以國家核心利益原則為依歸；既非菁英利益，亦非國內政治的權謀盤算；第二，以外交為手段實現國家利益，除非對抗侵略，否則不訴諸武力；第三，一次只面對一個主要對手，不求同時面對所有潛在對手；第四，支持並鼓勵海外優秀政權，而非推銷民主形式；第五，在國內與國際舞臺上，不再做陳腔濫調的偽君子；第六，美國國家利益優先於其他國家利益；第七，審慎從事國際干預，事先規劃並善用退場機制；第八，專心處理重大議題，不要分心；第九，絕不忽視最危險的潛在敵人；第十，釐清目標，不要混淆思緒；第十一，不要過度劃分；第十二，稱霸全球要付出代價。
在此十二項基本原則之下，川普政府在國防政策上的太真成就斐然：川普簽署行政命令，繼續使用關達那摩灣監獄；二零一八年國防預算達七千億美元，二零一九年國防預算達七千一百六十億美元，軍費支出調昇，十餘年來幅度最高，改變了歐巴馬削減軍備、打擊士氣的作法；退出《中導條約》，進行核情勢評估，確保美國的核武保持最新狀態，以達到威懾效果；發布明確的網路作戰戰略，近十五年來首次；發布新的生物戰防禦戰略，使國家對生化戰爭威脅做好準備；聯邦政府宣布，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保護美國公民和軍人，使其不受國際刑事法院的不公正起訴；發布「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國家安全戰略；成立太空軍（Space Force），並重新啟動國家太空委員會；鼓勵北約盟國增加軍費支出；簽署行政命令，讓軍眷在國內和國外都有工作機會。
中國是威脅美國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敵手
川普當選之前，西方世界瀰漫著對中國崛起的失敗主義情緒。頗具代表性的是，倍受西方菁英群體推崇的《經濟學人》雜誌發表評論，“理解”中國在南海的擴張。本書作者批評説：“《經濟學人》已經在事實性質、甚至道德價值上預設立場，掩蓋了《經濟學人》一向標榜的客觀性，並局限在預先選定的特殊地緣政治區域；而《經濟學人》從論斷引領的輿論風向是：大幅降低美國在遠東的影響力，以支持中國擴張的企圖。”
川普政府扭轉了這種失敗主義和綏靖主義氛圍，像二戰初期的丘吉爾那樣，挺身面對“黑暗時刻”。本書作者指出，川普的國際戰略的包含十一個要點：第一，與俄羅斯打交道，俄羅斯是美國最具潛在威脅的對手。第二，應對伊朗與伊斯蘭主義，他們是美國積極的對抗者。第三，接受中東國家邊界的重組。第四至第八條，都是關於如何應對中國這個日益活躍的對手的，包括：對中國本身採取恩威並具、軟硬兼施的策略；加強與日本的關係；加強與印度的關係；支持東盟各國，與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合作，以便遏制中國。第九條，與歐盟打交道，容許歐盟向解體方向發展。第十條，處理西半球潛在第問題來源，特別是支持委內瑞拉和古巴的政治自由。第十一條，整頓削弱美國經濟的貿易政策。儘管本書作者尤其是羅斯菲爾德是俄國問題專家，仍然將俄國列為美國之頭號敵人，但在此十一個要點的國際戰略中，對付中國就佔了五條，顯而易見中國比俄國更危險。近期，美國副總統、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務院等核心政府部門發表的演講和報告中，也不約而同地指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是長期、全面而深刻的。
本書作者批評此前美國的對華政策充滿著矛盾和慣見的虛偽。比如，美國國會幾乎一致決議通過，要求中國改善其不光彩的人權紀錄，但接著美國國務院又讓中國領導人放心，即使中國不重視人權也不會引發負面後果。“這種明顯偽善的作法，源自個人價值原則與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原則之間的不協調。如此重大的原則衝突，身為人權維護者與國際法擁護者的政府當局，卻從未向美國人民解釋過。”川普政府則終結了這種自廢武功的局面。
此前二十年，“交往派”佔據對華政策之主流，該派希望以國際體系的網絡把中國纏住，加上認為中國也自此獲利不少，因此認為中國的行為模式會更傾向於合作而不是競爭。後來，“交往派”升級為“調適派”——美國調適自身態度以適應中國崛起，並期待中國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歐巴馬為了使中國願意留在際體系內，還給中國「戰略再保證」承諾。而在川普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批評「對中交往策略」並未達到美國期待的效果，否定「交往、利害關係者、戰略再保證」等支撐過去二十年的對中政策原則。川普政府的報告不僅認為美中有全球性的競爭關係，還認為中國在侵蝕美國的自由與經濟發展、輸出新的體制對抗民主。這都不是單純的小布什時代所指稱的「戰略競爭者」，而是具敵意且威脅到美國生活方式的對手了。可惜，整個華人世界沒有幾個人看懂了川普的這盤大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