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期盼中共平反六四的聲音未曾斷過,史學泰斗余英時卻反對用「平反」兩字。在他眼中,企求平反形同希望中共開恩,但中共不可能接受民主自由,沒資格平反六四。

余英時直言:「不會有共產黨承認天安門(民運)合法性的一天,他們認為天安門鎮壓是十分正確的,是它今天強大的原因,所以要它來平反六四,那是笑話。」

天安門事件即將滿30年,當年的民運人士如今多流亡海外,事件罹難者親屬也逐漸凋零。「天安門母親」創建人丁子霖等人多年來爭取平反,卻屢屢「被沉默」,期盼有生之年見到六四正名、為無辜罹難者恢復名譽,漫漫長路走得孤獨,也似乎見不到盡頭。

這些年來,中共透過資訊封鎖,讓一整代中國人難以知道天安門事件全貌。這場曾燃起民主希望、最終以血腥鎮壓收場的事件,成了現今中國官員口中輕描淡寫帶過的「政治風波」,當年留下的傷痕與記憶逐漸被大眾淡忘。

六四30週年前夕,余英時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中央社專訪表示,中國教科書避而不談六四真相,現今20歲以下中國青年到美國讀書,幾乎都不知道天安門事件,見到報章、檔案畫面等實際證據時,都非常震驚且同情。

余英時說:「共產黨雖然有權消滅六四這個觀念,它消滅不了,會一直存在的。」

他表示,中共不允許大規模遊行示威,但小規模抗議層出不窮,由此可見,中共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消滅人對民主、自由的要求,「人類永遠有理想的一面,要求一個更好的社會、要求有正義感、要求公平,這是不能消滅的東西」。

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如今已成全球第2大經濟體,中產階級規模不斷擴大。人民物質生活改善之餘,對政治事務日益冷感,加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掌權後緊縮輿論空間,鼓吹民主、自由的聲浪愈來愈小,只要一出現,馬上就遭當局打壓。

在余英時眼中,中共正用「麻醉」方式統治中國,允許老百姓盡情享樂,但嚴禁批評政府、聚眾發表反動言論,否則就會冠上妄議中央、尋釁滋事罪名。但他強調,把所有人都變成像動物一樣,只講吃喝玩樂,沒有任何理想,是不可能的。

余英時不認為習近平壓制言論能成功,「如果一黨專政、一人專制、或是一個王朝專制可以成功的話,今天中國應該還是秦始皇時代。秦始皇很快就垮掉了,所以共產黨崩潰是時間早晚問題」。

1989年北京民運風起雲湧時,余英時雖身在太平洋彼岸、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仍積極聲援中國民運人士,並在紐約時報刊登支持北京學生訴求的全版英文信。

談到這段歷程,余英時說,當時除了學生與知識分子,城郊農民也投入民運,他們要求的並非西方式民主、自由,而是有機會表達意見,不讓中共統治一切。民運最高峰有超過百萬人參與,不只是老百姓宣洩情緒,也令人看到政局變化的可能。

然而,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下令鎮壓,星星之火最終無法燎原,推動中國民主轉型之夢遭受重擊,影響一直延續到現今習近平一人獨大的局面。

余英時指出,當年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黨內開明派鼓吹政治改革,傾向三權分立;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堅持黨不能丟權,獲李鵬等黨內中生代支持。這場路線之爭,最後由保守派勝出,中共收回改革開放、重新抓權,並以「讓人可發財」為誘因,吸引黨內人士擁護體制。

鄧小平當時還安排集體領導制度,形成10年權力交接的潛規則,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都照此辦法行事,傳到習近平卻起了變化。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年3月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現年65歲的習近平終身執政奠定基礎。

余英時表示,鄧小平以為上述設計可長久維持,但政局一旦穩定,坐到第一把交椅的人不甘心和其他人平起平坐,一定會想改變制度。這就是極權政治內部要求。集體領導永遠只是過渡,不可能維持,過渡到最後不是民主開放,就是一人專制。

余英時說:「這局面都是從六四來的。我當時對六四是支持改革開放這方面,但我知道不可能了。你看那局面,後來動用到解放軍,你就曉得到盡頭了。從那之後,我覺得共產黨沒有回頭路可走,誰也不敢平反六四,因為只要有人認同六四,就非垮不可。」

天安門事件後,余英時決定不和中共當局有任何往來,也盡可能不見中國籍人士。他坦言:「我覺得沒有意義了,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起作用。」

即使如此,余英時仍深信政權存續要靠人心,而中共已步上國民黨1930年代走的道路,僅嚴控黨員意識型態,只要老百姓不威脅政權,中共不會干涉吃喝玩樂。鑑於國民黨最終失去人心、退守台灣,余英時仍對中國民主轉型懷抱希望。

余英時說:「永遠有希望,只要中國人不死光。但希望哪一天出現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