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不應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並且帶著偏愛把中國軍隊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
丘吉爾
東亞的冷戰在華北打響第一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在河北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島港口之間一條鐵路主幹線上一個名為古冶的村鎮，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鬥。那時，日本投降幾個月了，太平洋戰爭的硝煙已經慢慢散去，這場軍事史書籍上不曾記載的戰鬥顯得異乎尋常。
美軍的四星將軍佩克（Peck）與他同行的部隊，一隊海軍陸戰隊衛隊，受到一支共產黨軍隊的襲擊。海軍陸戰隊的一個飛行中隊被叫來增援，實施攻擊的共軍迅速溜走了。美國學者、記者、《時代》雜誌駐北京辦事處第一位主任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在《中國一九四五》一書詳細描述了這場只造成少數人員傷亡的戰鬥，並評論説：
當時，誰也不曾意識到，這是發生在美國軍隊和一種新的敵人之間的第一次此類對抗，這種對抗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變得越來越熟悉。在越戰戰場上，以及在更後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這種對抗產生了一種新名詞，叫作「不對稱戰爭」。敵對的游擊隊突然在無名的村莊裡出現，開火襲擊，當美國戰鬥機出現在天空時，他們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成為後來美國在亞洲的戰爭模式。在中國河北省鐵路沿線發生的這些衝突的背景是即將到來的冷戰。
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一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甚至比同一年年初國民黨軍隊在雲南畹町擊敗日本軍隊的難得的那場勝仗更加重要——雲南邊境的戰鬥顯示，經過美軍訓練和美式武器裝備的少部分國民黨軍隊，已擁有了擊敗走向衰敗的日軍的實力；河北的戰鬥則預示著，在中國八年抗戰中像野草一樣滋長的中共割據勢力，不會臣服於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甚至也不忌憚直接挑戰美軍，在一九四五年所發生諸多類似事件，說明國民黨的統治已岌岌可危，這些事件不僅徹底改變了中美之間的關係，也永遠地改變了東西方關係的走向。
白禮博挑戰了此前人們熟悉的現代中美關係起源的既有觀點。他認為，以下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第一種看法是，如果當時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更多支持，就能避免其垮臺並建立一個親美國的中國政府，進而避免之後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發生；第二種看法是，如果美國更早地放棄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轉而與共產黨人合作，就能避免中國一邊倒向蘇聯，不必等到尼克森時代才姍姍來遲地敲開中國的大門。
第一種觀點很容易駁斥：蔣介石政府是不可救藥的，一直支持蔣介石就如同往無底洞中扔填充物。如果這樣做，甚至派兵干涉，美國將面臨比越南戰爭更可怕的困境，「把自己束縛在亞洲大陸上無法打贏的一場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之中」。最終，美國將無可奈何地發現：「共產黨太根深蔕固、太強大，獲得蘇聯支持太穩定，隨著冷戰在世界各地展開，蘇聯人將非常高興地看到美國人在中國流血和死亡。」而且，這種做法必將危及美國在冷戰中要承擔的更重要的任務：在歐洲抵禦蘇聯的大肆擴張。在整個冷戰時代，美國的戰略重點都在歐洲；冷戰結束後，因為反恐戰爭的緣故，則轉向中東地區；直到最近幾年，才轉向東亞以遏制中國的野蠻崛起。
第二種觀點也很容易駁斥：決定未來中美關係的，不是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澤東與史達林在意識形態上的親近以及毛澤東對蘇聯幫助的強烈需求。蘇聯與中國接壤，而美國離中國太遠。「毛澤東所需要的來自強大的和更近的俄國人的支持和善意，遠遠超過了他所需要的來自矛盾的和遙遠的美國的支持和善意。」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美方不是主導者。駐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向中共拋出了橄欖枝，希望與中共保持某種溝通管道，但中共置之不理。隨即，毛澤東發表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宣告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完全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美國國務院遂放棄了與中共建交的努力。另外一個例子是，左派知識分子組織「民盟」的重要人物張東蓀，曾經促成北平傅作義部接受中共之「和平改編」，對中共立下汗馬功勞。中共建政後，張東蓀鍥而不捨地建議新政權應當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卻被毛澤東冠以美國間諜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關押至死。
另一方面，在以史達林為盟主的社會主義陣營裡，首鼠兩端的「中立」是不被允許的，新中國必須加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才能得到老大哥的照顧和保護。作為史達林的小弟的毛澤東，也不想採取中間立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帶來的衝擊波式的影響下，毛深深地浸透在這種以激進和暴力的方式改變世界的共產文化之中」，最能說明毛澤東的這個立場的決策是，毛澤東對派兵參與韓戰比史達林更積極和主動。
所以，白禮博得出結論，美國並非可以拯救中國的上帝：「決定中國未來結局的絕不是美國政策，而是存在於中國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並且，擁有巨大但並非無限的實力的美國，從來就沒有對中國實施決定性的控制。」不過，美國仍需反省為何在中國失敗——一半是因為太傲慢，一半是因為太天真。
蔣介石為什麼是一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
在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評價呈現兩極化。《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出生於山東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他和若干美國的基督教傳教士，都認為蔣介石是騎白馬的「中國救星」。但在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讓這種觀點受到不斷增大的質疑——對蔣和國民黨的負面看法開始佔上風，批評蔣和國民黨的人士並不都是左派或受共產黨宣傳之欺騙，他們即便不像史迪威那樣對蔣全盤否定，至少也是像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那樣對蔣及國民黨政權給予相當嚴峻的評價：魏德邁在給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的電報中説，「蔣委員長和他的追隨者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但他們都無能為力，驚慌失措。他們缺乏組織、裝備和現代戰爭訓練」。他説得很客氣，卻也很客觀。
但是，美國一時之間找不到可以替代蔣介石的支持對象：中國需要軍事強人，胡適、吳國楨這樣的受過美國學術訓練和民主熏陶的現代知識分子，無力操縱中國這艘體量過於龐大的破船穿越驚濤駭浪；而李宗仁、龍雲等軍人，即便人品比蔣介石更好，也只是地方性人物，缺乏全國性威望。美國只能接受和縱容蔣介石，甚至不惜以撤換史迪威換取其合作。美國與蔣介石的關係，如同羅斯福對尼加拉瓜獨裁者索摩查的評價，「他可能是一個混蛋，但他是我們的混蛋」。
蔣介石是一個尚未跨入現代世界的傳統人物，儘管他從俄國人和德國人那裡學到列寧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末流，也從妻子宋美齡那裡得到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但他骨子裡還是王陽明、曾國藩、孫子兵法和法家權術的那一套。蔣的門徒、藍衣社頭目賀衷寒評價其主子説：
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他的統馭術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曾恩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
蔣的權力運作，使他超越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而後來居上，並戰勝馮玉祥、李宗仁等擁兵自重的軍頭，但不足以讓他擊敗從中國專制傳統和蘇聯極權模式中學到更多錦囊妙計的毛澤東。
蔣介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仰，反倒成為他領導中國邁向現代社會的阻礙以及與毛澤東爭霸時的包袱。歷史學家許倬雲指出，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已經經常變動的世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他可以毫無顧忌。相對而言，蔣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約束，也被自己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束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地。在北伐以後，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變師疲；他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作公平的競爭了。蔣介石的西化熱情不如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而毛澤東的專制獨裁則讓凱末爾望塵莫及。所以，作為「西亞病夫」的土耳其在凱末爾的帶領下放棄奧斯曼帝國的包袱，成為伊斯蘭世界中最為西化的世俗國家，儘管威權統治的陰影仍舊揮之不去；而作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則因為更左的共產黨戰勝了次左的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深陷於極權主義的泥沼之中，至今無法自拔。
即便不是「白左」失去中國，他們至少誤判中共
一九四五年，德國和日本相繼投降，美國成為二戰中最大的勝利者，蘇聯緊跟其後。羅斯福有意扶持蔣介石政府成為名不副實的戰后「四強」之一。然而，國民政府從勝利的巔峰跌落到失敗的低谷居然如此迅速，羅斯福和蔣介石都不曾想到——之後不到四年時間，蔣介石失去了對中國的統治，而美國失去了中國這個在太平洋戰爭中並肩作戰的盟友；之後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美國一直在尋找「失去中國」的責任人，卻始終眾說紛紜。
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到孤島台灣，驚魂未定，苟延殘喘。次年，韓戰爆發，美國重新制訂東亞政策，既然要出兵朝鮮，也要援助台灣，臺灣這才轉危為安。否則，憑蔣介石自身的力量，「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根本不可能守住這個小小的島嶼。
決定中國鹿死誰手的年份，不是一九四九年，而是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五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美國打敗了日本，卻失去了中國：「日本被光榮地打敗了，但是在太平洋贏得的這個勝利終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敗途中的一個中轉站，即一個對美國完全封閉的中國興起了，在價值觀上與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與其極度敵對，卻與蘇聯這個最惡的對手緊密結盟。」這對美國來說確實有點得不償失。
這一結果的出現，那群深懷理想主義、過於天真的「白左」們要負一定的責任，即便不是他們故意丟失了中國，但他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被毛澤東和共產黨玩弄於股掌之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在美國駐中國使館中形成一個小圈子，並且繞開大使直接向國務院彙報，讓律師出身的駐華大使赫利爾（Patrick Jay Hurley）氣壞了。
這群自以為是的「中國通」應邀興緻勃勃地去延安訪問。一九四四年，這群美國外交官乘坐一架破舊的螺旋槳飛機降落在延安的一條凹凸不平的跑道上。他們的任務是對已經把中國北方這座城市變成游擊根據地的毛澤東進行評估，並判斷美國是否應該支持他。這個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國務院的中國專家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以及美國軍官、使團負責人包瑞德上校(Col. David D. Barrett)——一名能說中文的前武官。他們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直接接觸，並為他們的氣度與觀點所折服。這些美國人把自己在延安的住所稱作「休養農場」(dude ranch)，據同樣出生於美國傳教士家庭的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在回憶錄《中國通》中的描繪，它的八個房間都是泥土地面，每個房間裡擺有兩張鋪著秸稈床墊的床。取暖靠的是碳火盆，照明靠的是煤油燈。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因此在和蔣介石的那場不可避免的內戰中會佔上風，美國應該把寶押在毛澤東身上。多年以後，經歷了麥卡錫主義時代衝擊的戴維斯才若有所思地感慨道：「我顯然低估了中國共產主義執政黨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以及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的靈巧手腕。」
當時，赫利爾大使猛烈指責其手下及其國務院有關人士通中共，卻查無實據。後來，謝偉思、戴維斯等人被國會追究和譴責，失去了外交官的職業生涯。但他們的觀點（亦是美國國務院的觀點）仍長期主導著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們、「中國通」們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對古老中國的浪漫想像遮蔽了他們對現實中的中共政權邪惡本質的認識。他們未必是叛國者，未必像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那樣從中國得到巨大的商業利益，他們只是「人一左，腦就殘」。即便經過毛澤東的「反右」運動、大饑荒和「文革」，鄧小平時代的「六四」屠殺，仍然有一群「白左」頑固地相信，中國會感激美國的善意和幫助，並按照美國的引導，成為比日本更加模範的「亞洲的美國」。
在一九四五年令人眼花繚亂的那盤棋局中，延安的中共比起重慶的國民政府來，明顯棋高一著。「中共的目的是盡可能延長中國的抗戰……希望在遠東製造普遍的混亂狀態以便奪取中國的政權，作為邁向世界革命的一塊踏腳石。」在延安的美國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產黨在中國奪取全部權力之後變得非常明顯的毛氏統治的構成元素，其實在這一切還未發生之前幾年就已存在，其中包括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方法尤其是蘇聯模式的採納。
美國的訪客們被延安的秧歌和交誼舞所打動，卻不知道逃奔延安的北大畢業生、翻譯家王實味僅僅寫了幾篇雜文就被用大刀砍殺的悲慘遭遇和八路軍三五九旅在南泥灣種植鴉片的秘密。美國式的天真很難理解一個古老帝國上千年堆積的複雜性以及共產黨高明的騙術——「整風運動」是顯而易見的風向標式的個人集權和剷除異己的肅反實驗活動，甚至可借此窺探此後三十年的脈絡，不同的只是範圍更大，危害更甚，手段更為嫺熟。以此而論，中共不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四五年之後才變壞的，中共在一九二一年建黨時就壞透了，在根子上就爛透了。
不是毛澤東打敗蔣介石，而是史達林騙了羅斯福
一九四五年，天平從國民黨倒向共產黨，其原因不是毛澤東比蔣介石聰明，而是史達林成功地欺騙了羅斯福。真正幫助中共走向勝利的，不是那些權力有限的美國左傾外交官，而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的合謀。
第二次世界大戰自始至終都涉及一個巨大的道德妥協：與獨裁者史達林合作，以便打敗另一個獨裁者希特勒。歷史證明，蘇聯對世界的禍害，一點也不比納粹德國小。然而，對於美國歷史上思想意識最左的總統羅斯福（歐巴馬出現之前）來說，史達林不是敵人，而是朋友。羅斯福直到臨終前都對史達林保持著樂天派的看法——他柔情蜜意地稱呼史達林為「約瑟夫大叔」。他猜測史達林早年得到的東正教神學院訓練有一些必定還留在心中，「我認為有某種東西進入他的性格中，其方式應該是一位基督徒紳士的那種做派」。因此，羅斯福對古拉格群島的悲慘事實（其規模遠遠大於納粹集中營）視而不見。對此，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伍茲（Thomas E. Woods）嚴厲地批評説，羅斯福的政策核心一直是讓史達林放心，羅斯福面對史達林時徹底的無知、自欺欺人，以及在説蘇聯好話時爽快地撒謊。羅斯福相信史達林是可靠的，戰後世界和平的大廈必須要有史達林這個根基。這導致了美國在冷戰最初的二十年裡一直居於下風。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決定了歐洲和亞洲很多國家成為蘇聯附庸國的悲劇性命運。首先，史達林得到他在東歐為所欲為的權力。美國學者羅伯特·尼斯貝特（Robert Nisbet）在《羅斯福與史達林》一書中論證説，雅爾塔會議和《歐洲解放宣言》為史達林把東歐各國弄成自家的戰利品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羅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對總統彙報説：「俄國人在這次會議上已經給了我們這麼多，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失望。」俄國人給的東西是什麽呢？僅僅是他們放棄原計劃中在聯合國擁有十六票的要求，減少為三票。史達林看到羅斯福將聯合國當作他的精神遺產，正如威爾遜將國聯當著其寧馨兒一樣，所以精準地估計到羅斯福一定會接受蘇聯以在聯合國問題上虛擬的讓步，以此給予蘇聯更大的實際利益。果然不出史達林所料，羅斯福默許了蘇聯擁有半個歐洲。而在美國在聯合國也沒有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即便蘇聯不怎麼出手，不久之後，美國打造的聯合國居然成了美國的敵人，蘇聯的聲調比美國更高——七十年之後，中共接替當年蘇聯在聯合國的角色，在一切問題上反對美國。而川普總統終於誠實地告訴美國人民一個真相：聯合國是一個「流氓國家俱樂部」而已。
在中國問題上，這種妥協更大、也更無恥。甚至可以説，雅爾塔密約簽字的那一天，就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末日降臨的那一天。雅爾塔會議是對國民黨政權的死刑判決，它確立了蘇聯對廣袤而富饒的滿洲的控制，中國並無代表在場簽字同意——就像慕尼黑會議確立德國對捷克的肢解，捷克並不在場一樣。雅爾塔會議並不比慕尼黑會議更文明和公正。如果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使國共再次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一旦史達林派出一百多萬士兵佔領東北，中國的內戰就在所難免，因為毛澤東明白，蘇聯會將東北的控制權轉交給他，而國民政府不再具有消滅他的軍事能力。當然，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羅斯福在雅爾塔與史達林會晤時，懇請蘇聯派兵進攻中國東北，而且蘇聯的進攻也得到了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支持。
或許美國只是順水推舟，在太平洋戰場上筋疲力盡、傷亡慘重的美國似乎無力阻擋即將氣勢洶洶地南下的蘇聯軍隊。正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及其助手——冷戰時代美國的國際戰略大師喬治·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當時就看穿的那樣，不論美國是否要求史達林出兵，史達林肯定要派出他十一個軍的兵力，由冷酷無情的將領馬利諾夫斯基率領。在此意義上，「中國可能喪失在蔣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史達林和毛澤東贏得了勝利」。美國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在為毛澤東所寫的傳記中，根據俄國最新開放的大量檔案材料得出結論：蘇俄對中國內政的干預超過了任何國家——所以，當史達林還在世時，狂傲的毛澤東在其面前像是一頭溫順的小綿羊。
今天的中美關係又走到一個新的轉折點上。一九四五年的前車之鑑應當被牢記，美國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有一個關於二十多年前雷根總統接見年輕的川普的段子是這樣説的：雷根對川普説：「小伙子，現在由我來搞垮蘇聯，以後由你來搞垮中共。」不管雷根是否說過這句話，川普似乎真有這樣的願景——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自己要有擺脫奴性、追求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否則沒有人能將自由當著禮物強塞到中國人手中。如果中共政權冰山消融，尚未被終結的雅爾塔體系，也將迎來完全壽終正寢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