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節伊始,華航機師發動罷工,希望能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但也不意外的挑動社會敏感神經,許多熟悉的評論躍然紙上,彷彿是一幅未因時間經歷而有任何變化的作品,依然凸顯出台灣社會的特色。然而本次的罷工,若能從消費者的角度,提供新的想法,或許能夠對勞資以及消費者三方的權益與目的,開啟新的討論可能。

在勞方、資方與消費者的三角結構中,傳統的罷工,其實是一種「暫停消費者所接收到的服務」為代價,要求資方進行談判的過程,談判過程的長短,就是消費者無法接收到服務的期間。因此消費者如何看待罷工,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罷工能否獲得成功。在勞工運動與公民意識相對成熟的社會,消費者多半也都意識到自己的勞工身分,對於罷工行動或勞資談判,抱持著同情或支持的態度;相反的,在上述意識尚未成熟的社會,消費者較為看重自身的便利,態度也隨之相反。

在台灣的脈絡,無疑是後者的態度較為主流,因此無論是罷工或勞資談判,往往因輿論的反彈,進一步形成對於政府的壓力,而促使政府以平息紛爭為最高指導原則,採取較為激烈卻迅速的處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罷工者不僅要面臨到資方,也會面臨到社會輿論與政府的不友善態度,使得罷工成功的機率更為渺茫。

考量到台灣脈絡,不妨採取在國外已有前例的虛擬罷工。所謂虛擬罷工,簡言之即是在維持服務的情況下,凍結勞方與資方的收益。例如1960年的美國邁阿密公車司機罷工行動,司機已不支薪的方式照常上班,但也不跟乘客收取費用。換句話說,就是透過將消費者自傳統罷工「勞資消」三角結構裡脫離,來減低消費者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並試圖轉化為對罷工的支持。

相較於傳統罷工,資方僅承擔服務取消所造成的相關損失,虛擬罷工則是讓資方的服務成本照常支出,但無法獲得收益,損失其實更加巨大。至於實務上可能出現的「已獲得收益」,例如機票費用已經預先支付,則可以透過凍結該航班的收益,轉為捐贈給公益團體之類的方式處理,這部分的前例,可參考1999年的義大利 Meridiana Airline罷工行動,要求將營業額捐贈給孤兒院。

話說回來,華航機師此次罷工,原意是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避免疲勞駕駛可能帶來的飛安風險,身為消費者而言,自然是十分支持。但隨著罷工行動的發展,原先要求的「飛航十二小時派遣四人、飛航八小時則派遣三人」在交通部介入協調並獲得華航原則同意之後,工會卻又更進一步要求將後者改為七小時,姑且不論對於華航人事成本的影響,單就策略來看,則明顯是一種為了延長戰線而採取的行動。若是如此,則不免讓人懷疑,究竟是為了改善勞動條件而罷工,還是為了罷工而罷工?以消費者的立場,前者有同情共感的基礎,於是有支持的理據與空間;但若是後者的話,消費者無疑就只是單純的受害者而已了。

陳子瑜/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