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中國官方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交的國家人權報告獲一百二十多個國家贊成而通過。儘管中國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西藏人權、宗教迫害等成為焦點議題，但中國通過合縱連橫、收買威脅，成功地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變成了對中國言聽計從的“流氓國家俱樂部”。此一事件從反面證明，美國總統川普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舉動何其正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已經聲名狼藉，必須拋開它另外重建一個有道德高度和制度保障的國際人權機構。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出席會議的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總結發言時指出，事實表明中國在人權領域的進步是實實在在的，中方敦促各國客觀看待中國的發展進步，同時堅決反對、絕不接受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也在會中表示，在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戰亂、流離失所，十三億人民安寧、自由就是最大的人權進步。他自稱中國建立了“最大規模民主體系”、以習近平思想為指導「走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他的意思是説，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豬圈，儘管有時會流行非洲豬瘟。
 
中國方面還拒絕了四十八條來自各國的建議，如批准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踪國際公約》、不再用非法措施控制人權活動者、停止迫害基督教和法輪功等宗教自由、尊重少數民族等。
 
表面上看，習近平是這場博弈的勝利者。他可以在中國幹跟當年的希特勒一樣的壞事，諸如種族屠殺、種族滅絕，卻可以享有不受國際法製裁的特權，就連聯合國都成為他的幫閑。這個世界似乎毫無公義可言。
 
具有中國特色的種族滅絕正在展開
 
習近平在新疆設立所謂的“再教育營”，剛開始引起國際社會注意的時候，中國官方拒不承認其存在。當國際媒體披露了越來越多鐡的證據之後，中國官方改口說，這是為了反恐和去極端化而開辦的“職業培訓學校”。第三步，中國宣佈新疆當局通過了修改後的《去極端化條例》，補加了有關開設“職業培訓中心”的內容，企圖將此一作法合法化。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星要求國際社會不要理會有關新疆集中營的“小道消息”。
 
法新社根據資料表示，中國在新疆設立的再教育營至少有一百八十一座。中國當局聲稱，這是“免費吃住”的職業培訓，參加者均對黨的“關懷”感恩戴德（納粹集中營裡面的囚徒也是“免費吃住”）。然而，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披露，和田負責管理營區的公部門做了看似跟教育無關的採購，包括兩千七百六十八根警棍、五百五十只電擊棒、一千三百六十七副手銬、兩千七百九十二罐胡椒噴霧，以及監控攝錄鏡頭、監聽設備、警服、頭盔和防暴盾牌、催淚彈、有「狼牙棒」之稱的木棍等器械。還有一個營區請求購買「虎椅」——這種椅子一般是監獄裡面拷問犯人所用。烏魯木齊的一些幹部就急需電擊手槍的要求解釋説，這是為了保證管理人員的安全，而且這些不會致命的武器至少比槍支要好，可以“減少發生意外”。
    習近平上臺以來，新疆的集中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或擴張。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部（ABC News）通過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智庫整理的新近研究開展的一項調查，確定並記錄了二十八個拘留營的擴建情況。這些拘留營是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開展大規模征服計畫的組成部分。自二零一七年初以來，這二十八個拘留營的占地面積擴大了兩百多萬平方米。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侵犯人權的行為規模之大，是自天安門事件後從未有過的”，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國專家弗格斯福爾斯·里安（Fergus Ryan）說，“我們正在研究的是一個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擴張的網路系統，其範圍和規模絕對堪稱巨大”。
 
其中，規模最大的拘留營地群之一位於新疆西部。該拘留中心被冠冕堂皇地命名為“阿圖什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服務中心”。利用公開的衛星資料發現，該營區至少可以容納一萬一千人。如果真的被用來監禁少數族裔，這將會是世界上最大型的監獄。
 
二零一六年初，這個拘留營只佔據一塊土地，幾乎沒有圍欄，位於一個工業園區內。隨著中國開始增加大規模拘留的力度，這個營地的規模不斷擴大。一份針對該場址、日期標注為二零一八年三月的工程招標書中，概述了一項九萬五千平方米的開發計畫書，其中包括一棟八千五百平方米的武警大樓、一堵一千三百米長的牆和大約七千六百平方米的“學生”空間。在該區域南向的位置上，建造了三個大型拘留中心，週邊至少有三層柵欄。這個“再教育”中心建築群的面積已接近十五萬平方米，比二零一六年時的規模增長了百分之四百八十。
 
在這場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大規模迫害中，中國當局重點消滅知識階層，如同蘇俄對波蘭實行“卡廷屠殺”、中國國民黨對台灣人實行“二二八屠殺”一樣——消滅了一個族群的知識精英，這個民族就如同被抽掉脊樑，可以如綿羊般被統治。据「維吾爾人權項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發佈的報告指出，數百名知名維吾爾教授、學者，未經正當指控與審判過程就突然被抓走，連忠於國家和共產黨的人士（多所大學的校長）也遭到莫須有的指控、誣陷。這份題為《對維吾爾知識精英的迫害：永遠的失蹤？》的報告指出，隨著中國政府試圖審查、控制維吾爾文化遺產，像是音樂、舞蹈、文學、歷史，當局祭出極權手段，其目標是要把維吾爾人的文化智慧結晶，列為中國自身文化遺產的一小部分。對此，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教授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指出：「北京嘗試用『文化清洗』（cultural cleansing）的方式找到新疆問題的最終解方案。」
 
習近平是最終責任者
 
當年，納粹開始屠殺猶太人的時候，全世界都熟視無睹；今天，中共開始大規模迫害維吾爾人的時候，全世界似乎又在犯同樣的錯誤——那明明是“房間裡的大象”，卻比微小的螞蟻更難以被自由世界的人們看到。
 
聯合國已經淪陷了，但幸虧還有美國。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美國宣布根據《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制裁前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局長高岩。美國政府的通告指，人權活動人士曹順利在高岩任內被拘禁至死，當局拒絕予以治療。高岩是受此法案制裁的第一個中國官員。
 
二零一八年六月，美國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薩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向美國國會議員表示，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之際，是華盛頓向北京提出宗教迫害問題的機會。他建議美國政府對參與宗教迫害的中共高官進行制裁，凍結其境外銀行帳號和資產。他首先提到中共新疆領導人陳全國應該受制裁。陳全國從二零一六年開始擔任中共新疆黨委書記，此前他被認為是總理李克強的親信（李克強任河南省委書記期間，陳全國是其副手），但陳全國以在新疆的超級鐵腕統治而贏得了習近平的信任，從而在官場飛黃騰達，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美國國會對制裁陳全國的提議反應積極。聯邦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嚴詞抨擊，要求對陳全國實施《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盧比歐在文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話說，今天的新疆是一個與朝鮮競爭的警察國家，跟當年南非一樣遂行種族隔離主義。他質疑中國官方的「再教育營」讓人想起毛澤東的文革，而這種形式的鎮壓存在於習近平的中國。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共同主席史密斯眾議員向眾議院提交了一份由多位兩黨議員聯署的議案，譴責中國強制拘留多達一百萬新疆少數民族，呼籲停止武斷拘押、酷刑和逼迫放棄信仰等行為，並懲罰相關的中共官員。另外，擔任CECC主席的魯比奧參議員在參議院推出類似的一份由多達十五位參議員聯署的議案。
 
史密斯議員發表聲明表示，中國強制拘留一百多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是令人驚愕的邪惡，國際社會應視之為反人類罪行。中國政府創建的這一龐大拘留體系只能被稱為是“集中營”，不能被二十一世紀所容忍。史密斯議員強調，該議案為行政當局提供手段，堅決反對北京試圖泯滅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宗教認同、文化及語言的行為。作為開始，應當懲罰那些對粗暴違反人權負有責任的中國官員，禁止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在新疆建立一個“高科技警察國家”。
 
但是，僅僅懲罰中國的低級官員和陳全國這樣的封疆大吏是不夠的。新疆發生堪比納粹大屠殺的人權災難，始作俑者和最高決策者不是陳全國，而是中共黨魁習近平。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建議說，必須實施《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對那些中國發生的可怕事件的責任者實施嚴厲制裁。他追問說：“誰是真正的責任者呢？ 是習近平。他責無旁貸。”
 
那麽，懲罰習近平是否可行？孔傑榮指出：“可沒人敢考慮我們可以製裁他。我認為公開討論這個問題很有價值，因為他是老闆。如果要對陳全國實施制裁——他是執行命令，那我們更應該考慮對‘偉大領袖’實施制裁，是他告訴陳要做什麼的。”習近平理應受到美國國內法案及國際法的懲罰。習近平以“無法無天”的當代毛澤東自詡，但心中還是害怕來自美國的懲罰。据海外中文媒體報道，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又重返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若美國政府用《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懲罰習近平，習近平的女兒在美國的賬戶等各種資料必定受到調查並被公諸於眾。這才是對習近平釜底抽薪的作法。
 
對習近平及其直系親屬的處罰，符合國際法以及更高的“自然法”原則。孔傑榮教授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做法違反了北京批准並承諾履行的很多聯合國國際公約，“不僅是《反酷刑公約》，還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反歧視公約》”。在此意義上，有一天，習近平必定像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和塞爾維亞獨裁者米洛塞維奇那樣，被送上國際法庭，在全世界面前接受公開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