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上次談到從1972-1975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造成整個大學校園噤若寒蟬，言論和學術自由受到嚴重衝擊，但另一方面，七０年代也是黨外政治運動崛起的年代，當時很多大學生，特別是研究生都有投入助選的行列，再將種子帶入校園傳給學弟妹，這也是1980年代台灣學運蓬勃發展的前提。今天的主題就是1980年代初期的台灣學生運動。
基本上，8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大致分為三個期間：第一期是醞釀期，時間從1980-1986年6月；第二期突破期，是從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第三期蛻變期，是從1988年7月到1990年2月。今天主要談醞釀期的台大部分，下次再談非台大的部分。
講到台大部分，人的因素還是十分關鍵，其中以現任台聯黨主席劉一德最為關鍵，因為他是第一個促成有行動力的學運團體的關鍵人物。他於70年代末期考入台大後，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宿舍，由於他們絕大多數來自於鄉村，到台北求學受到城鄉差距的衝擊，所以對很多政治、社會的看法，比較能夠掙脫黨國意識形態的支配，思想啟蒙的空間較大。
在1981年12月縣市長和省市議員選舉後不久，他們成立一個「五人小組」，成員包括：王增齊、李文忠、劉一德、楊金嚴與賴勁麟，後來，劉一德因緣際會加入大論社，擔任總編輯，1981年9月接任社長一年，宿舍和大論成為「五人小組」形成與壯大的基地。他們一開始是使用「海報游擊戰」，在校園張貼未經校方核准的海報，校方撕了就再貼，劉一德因此受到申誡處分。當然這樣的作法無法形成太大風波，於是他們從失敗的經驗中，發展出80年代學運的第一個抗爭策略「事件化理論」。
什麼是「事件化理論」？簡言之必須製造事件，形成與體制的衝突以凸顯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喚醒校園群眾對問題的關心，進而達到改造結構不合理的目標。因此，「事件化理論」在實踐上是涉及到三個層次，第一、行動發動者，是秘密性的小團體；第二、行動本身是有衝突性的，通常是體制外的；第三、行動效果的擴散，又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言論霸權的掌握，也就是事件的報導與詮釋必然要與媒體充份的配合；第二是後續的動員，也就是小團體必須與其它團體有結盟的關係。
在「事件化理論」的實際表現上，1982-1983年「學生主權」運動最為典型，後來又集中到「台大普選事件」。1982年9月底，大論社、大新社、法言社、醫訊社等四個團體，決議要一起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工作，由《大新》、《法言》、《醫訊》等三份刊物，以社論的方式呼籲實行普選，並舉辦班代表座談會。但因為初出茅蘆，選舉失敗，校方也秋後算帳，選後就將大論社停社半年，社長賴勁麟一大過一小過、前社長劉一德記一大過，醫訊社長及總編輯、以及大新總編輯都被強迫撤換，這就是「台大普選事件」的第一次行動。
除了校內行動外，「五人小組」還在1983年2月27日深夜，前往在二二八事件當中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位於麗水街的官邸噴漆，導致調查局介入，後來蔣經國認為不要抓學生，此事才不了了之，這是80年代學生首次對「二二八」有具體行動。
1983年3月，醫代會主席在校方壓力下，片面宣布解散醫訊社，後來在教授和學生的關切下，校方收回成命，這就是「台大醫訊事件」。法言為了報導醫訊事件，結果遭到審稿刁難，導致社長、副社長、總編輯集體請辭，這就是「台大法言事件」。該年6月，改革派學生覺得民氣可用，決定參與校園選舉，推出並支持吳叡人競選代聯會、陳昌彬競選法代會、張麗伽競選文代會、陳正然競選研究生協會。結果法代會、文代會與研協會均以些微差距落選，而代聯會則在國民黨內鬥，大新的文宣以及大陸社的組織動員之下，吳叡人以相對多數當選，他也是80年代台大學運史上第一位改革派的代聯會主席。
吳叡人任內不斷爭取落實學生權，但校方始終置之不理，導致他在第二年4月8日發表辭職聲明，隨後在5月4日，吳叡人等8人前往教育部請願，呈遞〈高等教育改革〉萬言書，雖然並沒有成功，但校園運動的勢力已經抬頭，無法壓制。
1984年8月孫震接任台大校長後，對校園運動採取高壓措施，先在5月時以《大學論壇》文稿未經送審，將該社停社半年，社長與總編輯各記小過一支，此外，對大新的文稿與活動也多方刁難，導致該年10月，第585期《大新》開天窗抗議，事後社長張麗伽被記大過處分，導致學生不滿，於是在5月11日中午，數十名學生身穿噴有紅漆「普選」字樣的衣服，從台大校門口遊行到傅鐘，再回到校門口，途中學生高喊「普選」、「我愛台大」等口號，這也是80年代學運史上第一次的校園內部的街頭遊行，也是「511台大學生日」抗爭傳統的起源。
1986年又發生「李文忠事件」，事件發生的原因是1986年2月，李文忠因大二英文三修不過遭到退學，李文忠便依循管道向校方交涉，歷經兩個月沒有結果。5月5日，李文忠在改革派學生的陪同下，以政治迫害的名義進行抗爭，在台大校園內靜坐、遊行、請願，要求復學，校方坦承錯誤。到了5月11日，改革派學生胸配康乃馨(因當天是母親節)由校門口遊行至傅鐘，在傅鐘下抗議校方政治迫害學生，李文忠則進行絕食抗議，要求復學並修改不當的教務及訓導法規，並由教授組成調查團調查此事。
後來校方委由朱炎、曹俊漢、張忠棟、張曉春、黃武雄、蕭新煌、瞿海源、楊國樞及胡佛等9位教授組成調查委員會，80年代學運的首次絕食落幕，也是教授首次介入學生的抗爭行動，不過這是站在中立仲裁的角色，與後來的結盟共同抗爭有所不同。
但是到了5月15日，校方推翻委員會有條件復學的決議，堅持要李文忠退學，導致改革派學生抗議，並向全校學生尋求聲援，校方唯恐生變，動用校警與便衣人員驅散學生，多名學生遭到毆打，這是80年代學運的首次暴力衝擊事件。隔天中午，改革派學生舉辦李文忠告別校園惜別會，這是80年代學運首次有影像紀錄的行動。
到了1986年7月，校方將參與「李文忠事件」的六名學生：王作良、王增齊、林郁容、周威佑、徐進鈺與鄧丕雲處以留校察看，李文忠開除學籍。這個處分在80年代學運中是空前絕後的，但是學生卻無力反擊。
這個事件有三個特點，就學運的分界點來說，醞釀期的特點是台大一枝獨秀，而李文忠事件正是從1982年以來台大校園運動的總結，這個運動抗爭的對象是國民黨校園官僚體制，抗爭的議題是普選與校園言論自由。而就運動的里程碑而言，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行動禁忌的突破、二、是群眾動員的出現。最後就運動的內涵而言，也有兩個意義，一、是以行動抗爭不合理的行為模式，用公開的儀式表現出來，二、是以集體的反體制行為，表達了與這個體制斷裂的決心。
數十名學生身穿噴有紅漆「普選」字樣的衣服，從台大校門口遊行到傅鐘，再回到校門口，途中學生高喊「普選」、「我愛台大」等口號，是「511台大學生日」抗爭傳統的起源。 圖：晏山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