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投書:並非全國高中生都要讀中文系
新頭殼newtalk | 綜合報導
生活藝文
政大台文所教授陳芳明說,在討論教科書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例時,我們都必須認識一個事實,並非全國高中生都要讀中文系,也不是全國中文系學生都要當國文老師。
政大台文所教授陳芳明說,在討論教科書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例時,我們都必須認識一個事實,並非全國高中生都要讀中文系,也不是全國中文系學生都要當國文老師。   圖:陳芳明教授/提供

政大台文所教授陳芳明今天投書蘋果日報指出,在討論教科書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例時,我們都必須認識一個事實,並非全國高中生都要讀中文系,也不是全國中文系學生都要當國文老師。

以下是他的看法:

所謂教科書,在於培養未來的國家公民,也在於訓練他們的公民素養。這正是教育部在實施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時,所提出的核心素養。如何面對一個越來越多元化的台灣社會,如何與不同價值觀念進行對話,才是國文教育的目的。我們都已經經歷過三次政黨輪替,思維方式也應該與時俱進。

文言文所不能到達之處,似乎可以藉由現代文學來補足。傳統文言文,都只是強調男性地位的重要性,也都只是強調漢人的文化地位,更只是強調男歡女愛的愛情故事。白話文教育,或現代文學,可以容納女性作家,原住民作家、同志作家的作品。以開放態度來討論教科書,不要用「去中國化」或「統獨對立」來看待這個問題。文言文與白話文可以互補,而不是互打。

高中國文教科書的爭論,現在演變成統獨之爭,甚至變成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對峙。在台灣,任何議題的討論,最後都牽扯到政治立場。這是無可奈何的現實,也是我們躲不掉的歷史。因為教科書的編纂,都是完成於戒嚴時期。當時的任何一本教科書,都在配合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從而,教育政策也都被壓服在威權體制的領導下。所有的教科書,都是政治產物。那種樣板式的選文,一直是我的夢魘。我喜歡文言文,但我不喜歡高中國文的教材。面對那麼龐大的古典,為什麼偏偏選擇那些課文?整個時代在進步,整個社會也在迅速改變,為什麼國文教科書始終停留在過去的時代?

十二年義務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屬於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公民。正如教育部訂定教科書的核心素養所說,十二年國教在於關照學習者可整合運用於生活情境,而且也強調脈絡式學習,也更強調多元價值的關懷。這些核心素養的提出,是在馬政府時代所訂定的。從國文教科書的選文,可以發現文言文的內容已經趕不上社會轉變的速度。21世紀以後,台灣經歷了3次政黨輪替。但是國文教科書的內容,卻仍然維持不變。文言文確實可以增進美學修養,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很大侷限。正如我在政大中文系上課時,常常提到中國文學史是一種漢人文學史,也是一種男性文學史,更是一種異性戀文學史。這種文學教養,已經無法符合民主開放的要求。

威權時期政治產物

綜觀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演變,從來都是強調漢人作家的存在,也強調男性作家的主導地位,更強調男歡女愛的愛情故事。1997年之後,《民法》親屬編已經修訂,使女性的地位可以與男性平起平坐。20年後的2017年,台灣最高法院已經宣布現行《民法》「不允許同性婚姻」已與《憲法》第7條及第22條牴觸,構成違憲。這樣重大的變化,絕對不是過去的文學史解釋所能趕上,也絕對不是當前的國文教科書所能配合。當我們在討論高中國文教科書時,不要忘記還有中國文化教材的課程。而這些課程,不僅強調漢人中心論、男性中心論,也強調異性戀中心論。這種價值觀念,距離正在發展的公民社會,已經太過遙遠。

我在政大中文系國文教學碩士班開課,常常遇到高中老師的共同問題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教散文與現代詩。雖然是白話文,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切入。有太多老師往往直接跳過,或是要求學生自己去閱讀。這種現象正好說明台灣文言文教育之成功,也說明現代文學教育之失敗。如果要符合公民社會的核心素養,現代文學的補充可以說非常重要。只有在現代作家的思考裡,才會出現男女平權與婚姻平權的議題,也才會出現女性作家作品、同志作家作品、原住民作家的作品。

我們不能滿足於戒嚴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國文課綱,如果任何的教材變革被指控為太過政治,並不令人感到訝異。這是因為原來的國文教科書編撰,就是威權時期的政治產物。長期累積下來,許多人已經習慣那種教材的存在,而且成為他們生命中的鄉愁。然而公民社會的時代已經到來,許多議題都已經變成開放而多元,而增加現代文學或白話文文學教材,正好可以填補文言文的空缺,就像民主改革也必須要取代封閉的威權體制那樣。

(喜歡這條新聞,給新頭殼按個讚!)


分享

 

網友回應
如何成為公民記者
只要具備關心公共事務熱情,願意提供真實新聞的公民,就可以成為公民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