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可能還不懂最近文言文爭議的問題究竟是什麼，便加入混戰。好像高中課綱審議委員會要把文言文給全部廢除。但明明不是，而只是從原本的45%到55%比例降為最高30%，也就是以後高中生的課本中，文言文的選文只會在30%以下。

問題來了。究竟文言文要佔多少比例才剛好？抱歉，沒有哪一派說得出答案。這種事情如果能夠用量化來衡量，就真的是教育學或社會科學的一大成就。

那麼何必多此一舉，徒生爭議地去調這個比例？簡單一個大方向，文言文已經歸屬古墓派，高中生不需要當作必修般去苦背苦讀。但為了顧及古墓派捍衛地盤的心理需求，才以比較緩和的方式逐漸遞減。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文言文幾乎已經和訓詁學沒什麼兩樣。學術研究者可以專研，有興趣者也可以樂在其中；但強迫高中生去學古時候的人寫作及說話的方式，和施虐有什麼不同？

一般人用到的中文成語典故，都已經融入生活運用，耳熟能詳；不能融入的，就讓有學問的人有表現的空間吧，學生如果要學，應該是學習如何將現代化的中文運用在各種新式的生活運用上，甚至創造新的用詞，表達現代人才有的感受，才是文明得以往前進的真諦。

沒錯，這是只是降低高中生被虐待的做法，即使以後學校不強制讀文言文，也絕對還不到消滅文言文的地步。文言文永遠有其同好。

中國人崇古，所以二千年來文明進步十分有限。一直到明清時代，白話文的創作才逐漸興起。像《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甚至《紅樓夢》等，都是用當時白話文寫成。當時的文人已經面臨求新求變的需要。而胡適、陳獨秀之掀起白話文運動，更是因為文言文已成為阻礙吸取新知的大石頭。

胡適於1918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歸納四項原則：「一曰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曰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三曰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曰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胡適這四點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因為只有從生活中孕育出來的語言，才能夠解放思考的束縛，才能活潑潑地詮釋當代面貌和精神。再說一次，文言文還在，還會透過其在歷史的滲流中，繼續供給部分的語言養分，但就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很小的一支。

若要更激進一點的話，就舉中國鄰近的日本及韓國為例吧。

日本在一千多年前，開始透過遣唐使、遣隋使，將漢語及漢字帶回了日本，從此開始有使用文字記載語言的歷史。早期日本正式的文章都是漢文，日語的每一個音，都是由一個漢字表達。但是，在公元九世紀，日本人在漢字基礎上創造了假名，又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其中片假名大多用來表示外來語。

韓國也一樣，他們的儒學教育淵遠流長，數年前電視上還看得到論語教學。但是韓國從來不是因為善用中國古文而躍為今天的大國。韓國和日本的文化都脫胎於漢文化，但他們有幸走出中國的文化泥沼，得以融合甚至發展出比中國還美的文明。

文字不只是形式，也承載著文化的意涵。現代中文要走出中國古人設下的天羅地網，當然應該大量引進外來語，創造新詞彙，這不是為了討厭中國古文，那太消極了，而是為了國家思想進步的需要而努力改變的發展法則。

在這個前提下，去討論文言文該如何選文，就顯得不怎麼重要了。在仍有文言文的課程時，當然要謹慎選擇文辭優美或價值亙古長新的文章來讀，但是除此之外，文言文的神主牌，早就該收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