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北京的那些年裡，林洸耀是我常常來往的外國記者之一。說他是外國記者，只是因為他是路透社駐北京的首席記者，其實他是出生於菲律賓的華裔，曾就讀於台灣大學，講一口流暢的普通話，走在大街上仿佛就是一個本地人，這讓他比那些西方面孔的記者更容易深入中國社會、探知第一手資訊、搭建綿密人脈。但是，另一方面，東南亞華人後裔的身份，也會在情感及思維方式上形成某種局限或遮蔽：華人在東南亞各國的離散命運和邊緣處境，使得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遙遠的“天朝”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有意無意地美化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林洸耀也是如此，我予以理解，但仍要提出批評。
林洸耀在本書中對習近平基本持正面評價，他的理由是：“在習近平上任還不算長的時間裡，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可喜的變化，例如反貪腐運動不斷深入、地方司法開始獨立於政府、死刑犯器官移植被廢除。改革可以步步為營，改總比不改好，現在主動改比未來可能被動改好。”他寫作此書時，大概還沒有發生這些觸目驚心的事件：“七零九”全國抓捕維權律師、重判伊力哈木和張海濤等討論新疆問題的人士、處決賈敬龍、雷洋案中放縱警察殺人……這些事件發生之後，林洸耀會不會修正對習近平的評價？如今，殘存的習近平粉絲，除了被黨國宣傳機器洗腦的愚民和五毛，在有一定聲譽的公共知識分子中，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個人：曾經討伐中宣部卻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焦國標、批判毛澤東卻追捧要做毛澤東第二的習近平的辛子陵、以“民主小販”自居卻爲中共大外宣戰略效力的楊恆均，以及八九後曾下獄卻夢想重返權力中心的吳稼祥。林洸耀願不願意成為他們的同類呢？
由於缺乏足夠長的觀察時間，看錯了習近平，是情有可原的。但林洸耀在本書中對新權威主義的認同，讓我倍加警惕。他認為：“有人秉持著兩個凡是：‘凡是美國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國大陸的都是不好的。’但我始終認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民主或開明專制，本身就各有利弊。和民主國家的表演政治、能說善道相比，中國大陸則是擇優選拔領導人。雖然這是專制，但無疑是有效的專制，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一個龐大國家的秩序和發展。”由此，他甚至得出“維穩是改革的基礎”這個無比荒謬的論點。林洸耀的這段話，仿佛是從鄭永年、朱雲漢、李成等中共海外吹鼓手的論文中摘錄出來的。首先，在邏輯上，只有專制才有效率、只有專制才能保證大國的秩序和發展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那些實行民主制的大國，如美國、加拿大等，難道不是更有秩序也更富裕嗎？其次，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不是擇優，而是優敗劣勝，世界上還能找到兩個軍委副主席都是腐敗分子的軍隊嗎？中國的官員未經選舉，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當然不具備統治的合法性，人民也就有權推翻之。第三，專制就是專制，沒有所謂的“有效專制”，若論“有效”，納粹似乎更“有效”。儘管民主只是“最不壞”的制度，但專制絕對是最壞的制度。任何爲專制辯護的言論我都無法接受。
是“左右逢源”還是“寧左勿右”？
林洸耀在本書中指出，習近平並不是“寧左勿右”的“左王”，而是“左右逢源”的中間派或務實派：“儘管今天很多媒體傾向把習近平描繪成一個新權威主義的左派君王，但我認為熟悉政治要訣的習近平有其左的一面，也有其右的一面，左右兼顧是爲了讓自己的政治目的得以向前推行。”他從習近平親自出席左派代表人物鄧力群的葬禮、也給屬於黨內自由派的曾彥修的葬禮送去花圈這兩件事來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拉攏和調和左右兩派的象徵性舉動。在我看來，林洸耀對兩個葬禮都作了“過度闡釋”。鄧、曾二人跟習仲勛有過工作上的交集，習近平只是以後輩身份向逝者致意。而且，前一個葬禮遠比後一個葬禮重要，習近平更偏向左派。
林洸耀列舉出習近平執政以來在歷史問題上出現鬆動的多個例子，說明習近平有其右的一面。其中，有允許司徒雷登的骨灰歸葬杭州和讓劉賓雁的骨灰安葬於北京郊外之“高抬貴手”。然而，司徒雷登生前希望歸葬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而燕京大學早已併入北京大學，連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的骨骸都不能從香港移回來，司徒雷登又豈能如願以償？劉賓雁的骨灰早在二零一零年就下葬北京郊區，跟習近平似乎毫無關聯，而且官方不准其家人在墓碑上刻上一句雲淡風輕的話：“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林洸耀談及央視播放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其中出現華國鋒、胡耀邦等人物，“尺度是開先河之舉”。但看過該電視劇的人都說，那是一部四平八穩的、對鄧小平歌功頌德的片子，趙紫陽被從其參與的所有歷史事件中刪除，劇中甚至出現一份造假的《人民日報》的報頭，沒有趙紫陽當選總書記的報道。這種扭曲歷史的電視劇有何值得稱道之處？
林洸耀又指出：“二零一五年，高崗一百一十週年誕辰紀念活動得以在北京公開舉行，意味著共產黨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得到了相對開明的回應。”這也是習近平的私心：高崗是習仲勛的親密戰友，爲高崗翻案有助於提升習仲勛在黨史中的地位。高崗本來也不是好人，他成為黨內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算是罪有應得，公開紀念高崗並不意味著公義得以彰顯。
林洸耀提及的另一個例子是：“‘六四黑手’陳子明被允許赴美就醫，中國官方在六四問題上略有鬆動和進步。”這又是“只見樹葉，不見森林”。陳子明已身患晚期癌症，不再對中共具有威脅。赴美治療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又返回北京，不久即去世。此個案並不能表明中共對六四問題“略有鬆動和進步”——只要去採訪一下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群體，瞭解一下她們受到怎樣的打壓，就知道習近平有沒有“平反六四”的願景了。
在林洸耀拼湊的一系列例子中，最荒腔走板的是將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著作《鄧小平改變中國》在中國出版當作習近平開放言路的證據，因為此書“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非官方書刊中，第一次提及六四”。且不說該書的簡體字版比香港繁體字版刪去多達五萬三千字，就提及六四這一點而論，該書寫六四是爲鄧小平擦屁股。鄧小平為什麼用武力鎮壓八九民運？傅高義解釋說，鄧小平“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這個解釋受到有良知的中外學者的一致批駁：八九民運的和平、理性，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如果中共當局按照趙紫陽的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事件完全可以和平落幕，不需要大開殺戒。
林洸耀所舉的所有例子的份量，趕不上習近平整肅黨內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這一件事。《炎黃春秋》不是被封殺，而是被劫掠，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的匪幫搶奪，使得最後一任執行主編丁東嘆息說：“法治夢斷，人心不死。”
是統治的法寶，還是致命的病根？
在林洸耀筆下，習近平自信滿滿、大刀闊斧、雄心壯志，帶領中國在經濟上超越美國，黨內發展民主並遏制腐敗，並將在西藏及台灣問題上達成和解。然而，實際情形恰恰相反。林洸耀說他有若干從高層傳來的資訊，但我並不看重這類中南海裡故意流傳出來、讓外國記者“爆料”的資訊——這些幾乎都是爲習近平塗脂抹粉的內容。分析中共的政治問題，並不需要某些來路不明的高層消息，單單根據若干公共事件和習近平的公開言論就能勾勒出真相來。
習近平身上的職務越來越多，但其自信卻越來越弱。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提十八大六中全會「精神」，有一個頗為弔詭的「民主生活」主張，鼓勵批評和自我批評，又強調所謂「兩學一做」（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務求由上而下黨員跟隨習核心一致：「領導幹部職位越高、崗位越重要，就越要坦誠接受監督。」換言之，政治局其他常委絕不能有跟習近平平起平坐的貳心，必須滿足於“軍機大臣”的身份，只有習近平才是唯我獨尊的“今上”。與此同時，中共党刊《求是》杂誌，于踏入二零一七年首日即发表署名石平的、題為《反对‘四个主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文章，號召“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文章更是直指早前落马的高层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劃等五人“政治野心膨胀，搞政治阴谋活动”。習近平時刻感到如芒在背，哪裡有林洸耀描述的那種信心十足、躊躇滿志？
在本書結尾處，林洸耀以專門的章節批駁盛行多時的“中國崩潰論”，他總結出中共擁有以下“九大統治法寶”：第一，中國的經濟三十年來不斷增長；第二，中央以明確的決策贏得民心；第三，中國人個人的自由更多而心中恐懼變少了；第四，安全部門嚴密而強有力；第五，媒體成為有效的宣傳工具；第六，中國共產黨具有很強的危機意識；第七，有效的統戰；第八，教育系統鬆綁；第九，國際地位及民族自豪感提升。
然而，這九個要點之間，充滿了彼此矛盾之處：既然當局建立了更嚴密且強有力的安全部門，中國人怎麽可能個人的自由更多而心中恐懼變少呢？既然教育系統鬆綁，輿論宣傳為何又要加強？如果對應中國社會的現實就會發現，這九大支柱個個都搖搖欲墜，它們不是中共統治的法寶，反倒是其致命的禍根。比如：以經濟而論，中國的經濟增長已到極限狀態，拐點降臨、內需不振、出口受阻、實體經濟滑坡、房地產泡沫即將破裂，聰明的李嘉誠已率先跑路；以官方媒體的宣傳效力而言，對於年輕一代而言，央視、人民日報等官媒毫無吸引力和信任度，年輕人一旦掌握先進的網絡技術，立即翻牆到被封鎖的谷歌、臉書、推特上探索真理和真相；安全部門日漸膨脹，武警、國保處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狀態，“群體性事件”仍層出不窮，而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從來沒有哪種統治能穩固地建立在刀尖之上；再說共產黨的“危機意識”，共產黨確實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但這種“危機意識”不足以讓共產黨自己給自己動手術，而只能促使各級官僚爭先恐後地向海外轉移子女、親人及財產，中共垮臺的那一天，必將與蘇共一樣“竟無一人是男兒”。
習近平的“佛緣深厚”嗎？
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都不能只靠胡蘿蔔和大棒，即經濟發展和暴力，還必須有意識形態、主義、價值乃至宗教信仰來支撐。毛時代之後，毛主義和馬列主義已成僵屍，習近平如何塑造一套新的價值或信仰體系？林洸耀認為：“習近平在中國傳統文化行之有效的元素中尋找治國之道或方略，對佛教的重視和利用，從二零零二年調任浙江時就開始了。”二零一三年，習近平在接見國民黨名譽主席吳伯雄時，對身為佛教徒的吳坦言：“我是佛教文化的推動者。”由此，林洸耀預測說：“在習近平治下，中國將恢復發揚傳統文化，迎來佛教的新鼎盛。而習近平與星雲大師的往來，更能說明佛教即將在中國大陸迎來春天。”
有趣的是，台灣前國防部副部長和陸委會主委林中斌此前曾在台灣媒體撰文說，因為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是佛教徒，習近平對佛教有好感，甚至會對達賴喇嘛釋放善意，允許達賴喇嘛回西藏。林洸耀在本書中引用林中斌的論點：“在文革中險遭滅門的佛教，在新時期又將在中國再續香火。或許未來有一天，不是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統一中國，而是佛教統一中國。”
這些水月鏡花般的想象無一可靠。近年來，林中斌在台灣超越朱雲漢，成為吹捧中國、吹捧習近平的第一人。然而，林中斌關心彭麗媛的佛教信仰的同時，為什麼偏偏看不到為了捍衛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文化傳統、毅然自焚而死的上百位僧俗藏人？這背後是怎樣一種卑躬屈膝的權力崇拜心理？
佛教的春天不會在習近平治下到來，佛教更不可能在兩岸統一中發揮關鍵作用。中共耗費巨資舉辦全球佛教論壇，不會邀請達賴喇嘛出席，會上只有“政治和尚”星雲的身影。然而，台灣的未來早已取決於太陽花的學生，而不取決於星雲這樣國民黨在佛教界的餘孽。且不說習近平的嫡系人馬夏寶龍在浙江大肆迫害基督教會的暴行，即便是佛教和儒家，共產黨也只是將其中最黑暗的部分拿來爲其所用。吃喝嫖賭的少林方丈釋永信，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嗎？如果說有春天，那是群魔亂舞的春天。
中國信徒的苦難仍在瀰漫和擴展。二零一六年七月，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遭習近平当局暴力拆毀。喇荣五明佛学院由堪布晋美彭措仁波切于一九八零年创办，拥有一万多名僧俗信众，被称为全球最大的佛学院。在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幾任中共總書記時代，這所佛學院都安然無恙，偏偏到了習近平時代就被連根拔起、毀滅殆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再有数百名来自青海果洛州的僧尼被逐出佛学院。离开佛学院的僧尼哭成泪人，场面極為凄惨。而此前遭驱逐的僧尼，在各自所在地被强制灌输“爱国爱教”政治思想再教育，其中昌都类乌齐县和青海玉树州杂多县的僧尼被安排集中居住在一座铁房里，比囚犯還不如。
習近平沒有一絲一毫的“佛緣”，因達賴喇嘛到蒙古共和國弘揚佛法，他居然對蒙古施行經濟製裁，迫使蒙古宣佈從此以後不再向達賴喇嘛發放簽證。這種野蠻行徑，跟當年滅佛的唐武宗有什麽差別呢？習近平也沒有其他宗教信仰——包括共產黨黨章上規定的黨員必須信仰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習近平惟一信仰的就是權力，他絕不是林洸耀期待的“穩紮穩打的改革者”，而是“擼起袖子”掃除公民社會、塑造偶像崇拜的獨裁者。《華爾街日報》在一篇題為《習近平大權在握，預示中國領導制度將發生歷史性轉變》的文章中指出，習近平一屆五年的任期將滿，掌握了江澤民和胡錦濤不曾掌握的大權，極有可能在二零一七年十九大之前，不按“黨內規矩”推舉未來的「接班人」，而試圖在二零二二年後繼續留任。這樣，習近平有可能打破自毛澤東死掉之後，中共領導層奉行數十年的「集體領導制」，並成為毛之後第二位“一人專制”的中國領導人。
我相信，習近平如果這樣做，不會延續中共的壽命，反倒會加速中共的潰敗。那麽，習近平上演的，就不是一齣實現“中國夢”的大戲，而是一曲新權威主義的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