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ssue Paper的母語
新加坡沒有衛生紙。
這講的不是小國寡民的物質條件，而是語言生活的註解。
早於一世紀前，「衛生」的概念隨著殖民的現代性漸次傳入東亞和東南亞的大小海港。現代生活以不同的裝扮在各地翩然轉身。「衛生」作為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東洋語彙，隨著日本帝國對殖民地進行生物學統治的意識形態潛入天津、上海、台灣，但似乎沒有擴及新加坡。短短3年餘作為昭南島的身分，佔領的日本人根本無暇建立他們引以自豪的衛生行政體系，對老一輩的獅城人而言，錙銖必較的佔領時間長度更是一心想要遺忘的屈辱記憶。
Toilet paper是存在的，英人攜來島上的現代生活早於前面所述的全部。但對於原先棲身在島上的住民來說，如廁本來就是放屎，toilet paper也就是放屎紙了。大英帝國的殖民經驗並沒有成功地用任何更優雅的語言借代「放屎」這個原始而自然的生理需求。
永遠都是光天化日的新加坡，語言存在的空間似乎沒有公共與私密之分。友人唱起兒時傳唱的福建話唸謠：「ABC，鹹菜炒roti（馬來語的麵包），roti不好呷，阿嬤放屎互你呷。」放屎、呷屎、澇屎，這些樸素而不假修飾的表達在公共領域裡廣泛存在，和作為官方語言的英語形張架的距離，讓人感覺連此地的語言地景竟也如同住宅政策一般有著區域之分。
然而如同海德格而言：「語言是存有之家。」晚近許多新加坡人開始用被貶抑的方言奪回被切割的空間擁有權。有回逛賣場，在兒童書區看見一批母語教學的字卡和周邊商品，páng-sái-zuá赫然也陳列其中，它理直氣壯地告訴新加坡人的下一代，這是我們一度貶抑的語言資產，卻是我們忘不掉的集體記憶。只可惜母語教育在這座島上為時已晚。許多人們刻意拾回的語言，徒有拼音，卻找不回原來的聲韻。YouTube上開始出現福建話配音的各種廣告，選舉場上政治人物企圖用福建話和群眾搏感情。無奈調不成調，鄉音猶如外來語，更欠描述的精準度。
相反地，有回下了班在地鐵出入口，聽見一段似曾相似的歌聲。
唱的是摻雜英文的華語：「One dollar, auntie, uncle來幫忙。One dollar, one dollar, auntie, uncle來幫忙……」曾經在一支紀錄片裡聽過這段歌聲，那是陳彬彬的紀錄片作品《Singapore Gaga》（2005）。才一個小時的影片，記錄了新加坡城市各個角落裡的各種歌聲。他們粗糙、瑣碎、政治不正確，無法進入殿堂，卻精準地註解了市井小民的城市生活。
唱歌的阿姨和紀錄片裡的形象相差不遠，坐在輪椅上的她還是穿著一襲花布襯衫，但面容比影片裡的還消瘦一些，芳華稍長，也多了好幾條皺紋，但歌聲依然嘹亮。自創充滿東方韻味的旋律，One dollar, One dollar賣的是一包包的tissue paper。
記得那支為時不長的影片是在飛機上看的。影片完全沒有旁白，完全讓被拍攝的「主角們」自己說話。他們有的一度是浪蕩不羈的搖滾客，如今在地下道裡彈著吉他唱老歌；有的曾經是社會主義憤青，如今只能在沒有人聽見的角落細聲緬懷〈義勇軍進行曲〉；有的在地鐵站賣弄著粗糙的舞步和歌藝，卻自稱是國家藝術委員會認可的國寶。在這座不斷被揶揄或抱怨無聊的小島上，這些被邊緣化，一邊掙扎著自身存在卻又自得其樂的歌聲竟真實型塑了城市國家的形象。
也入了歌詞的tissue paper似乎沒有華文翻譯，指的是包裝在口袋大小的長方塑膠套裡，方便攜帶的小包面紙。小包裝的tissue paper普及以來擁有的就是這個洋名字。沒有人叫它紙巾或是放屎紙。它在新加坡的經濟物質條件和全景敞視的公共空間裡有著獨特的存在功能。
上小販中心或是街邊的咖啡店，你得帶上一包tissue paper，否則店家給的濕紙巾，你一撕開就得多花五毛錢。小販中心裡的座位有限，所有的桌椅都是固定不動的。食客們來吃飯總是先搶先贏，在有限的資源裡創造最舒服的食用空間只能各憑本事，於是放一包tissue paper在桌上好「霸位」。此時tissue paper化身拿來鞏固私有領域的武器。但三包要價一塊新加坡幣，牟的幾乎是暴利。大多數人對於在小販中心兜售tissue paper的行為疾首蹙額。有時你低頭吃飯，一隻手冷不防伸到你面前要你強迫交捐。那是敲詐啊，食客們紛紛搖頭。
其實誰教他們詐呢？
輪椅上的one dollar阿姨不是沒有其他謀生技能。和許多肢障的人們一樣，簡單的勞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以私有產業主導經濟發展的新加坡，勞動密集的工業早年便蕩然無存。當今領軍的高科技產業，工廠外移，聘用的工人當然自然也都是成本低廉的馬來、印度和中國人。家事勞動的市場則被菲律賓和印尼瓜分。像one dollar阿姨那樣唯一能做的只是賣tissue paper。
在新加坡，擁有執照能夠兜售飾品、飲料、報紙和電話卡的流動小販不到500人。准許販賣tissue paper的執照其實更不到20張。如今one dollar阿姨的競爭對手多了起來，許多人是來自緬甸、越南、中國的變相行乞者。如今越來越多養不起家的新加坡人加入了這個行業。他們不知從何處批得大量的tissue paper，有的甚至一包賣一塊錢。
遇見one dollar阿姨那次是在離大學最近的「先驅站」出入口，地鐵站10年前是不存在的。她的身軀在夕陽餘暉裡被拖曳出一道長長的影子，在放學的人潮裡顯得巨大，卻少有人駐足理會。阿姨依然唱著她自創的歌仔調，唱著auntie, uncle來幫忙。影片記錄她的時間點是10年前。對於產業轉型急速、地景不斷變動的新加坡而言，10年是怎樣的光景？然而對one dollar阿姨而言，彷彿從影片記錄她的彼時開始，時間就靜止不再前進。她的歌詞內容未曾有一絲改變，生活也從來沒有變得更好，如同小島上無法上下流動的階級，人從一出生便定義完成的社經位階。
我跟阿姨買了3包tissue paper。每包都貼著一句聖經裡的福音金句。
Tissue paper沒有母語。它和人們努力緬懷的放屎紙幾乎是不相干的兩件物。
如果沒斷裂的國家治理，在或某個明確的時間點之後主宰了萬物生死的語言和民生政策，它們各自又會擁有什麼樣的暱稱、身分認同和社會傳記？如果以放屎紙「作為方法」，毋須理性批判也不作政策分析，又會激發出怎樣的質問和認同，串聯出怎樣的愛恨，召喚的又是怎樣的一個新加坡？
作者：吳易叡（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及醫學系，目前為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專任助理教授）
（本文經行人文化實驗室授權轉載，摘自《赤道上的極地：新加坡微民族誌》一書。）
出生台灣彰化的吳易叡，精神科醫師，曾任職馬偕醫院、玉里醫院精神科，之後負笈英國研讀精神分析與醫學史。《赤道上的極地：新加坡微民族誌》是他在新加坡生活2年的觀察。 圖：行人文化實驗室提供
